劉志琴:講史熱緣于“歷史饑餓”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最近,我看到一項對青少年有關(guān)中華文明歷史知識的試卷調(diào)查,被試者平均得分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這反映了青少年歷史知識的嚴重匱乏。耐人思索的是,不是這些人不想學,被試者表示對歷史有興趣的占七成以上,認為歷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對歷史知識的渴求與歷史知識的貧乏,形成這樣大的落差,問題出在哪里?結(jié)論是“應試教育把‘活’的歷史教‘死’了”。試看當今的歷史教材和歷史讀物,那種干癟的內(nèi)容,晦澀的文字,枯燥的說教,又怎能引動讀者的興趣?
其實,現(xiàn)代生活早已對這種狀態(tài)作出回應。一方面是史學研究成果的讀者群在流失,史學著述出版難,史學危機的呼聲不絕于耳;
一方面是歷史劇一出場就叫好,歷史小說發(fā)行火爆。這相互背反的現(xiàn)象說明:不是人們對史學讀物無情,而是史學著述不能滿足民眾的需要。
早在八十多年前,梁啟超就批評帝王家譜式的史學,提倡新史學,指出史學著作要“使國民察知現(xiàn)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guān)”。又說:“今日中國學界,已陷于‘歷史饑餓’之狀況,吾儕不容不亟圖救濟!比缃,這種歷史饑餓感在青年中已相當普遍,然而,史學工作者長期習慣于書齋式的研究,長于議論而短于生動描述,遲遲未能擔當起史學成果通俗化的重任。
當然,史學研究有一定的規(guī)范和程式,求索的過程也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學術(shù)成果的必然屬性,尤其是歷史,這是民眾實實在在的生活行程,民族的共同記憶。史學也是人學,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綜合體,完全可以寫出有聲有色的雄文華章。
正當其時,有易中天呼嘯而出,以史學家的思路,文學家的情懷,融匯正史野史、筆記小說、話本雜劇于一爐,娓娓道來三國時代的人物傳奇,使人耳目一新。一時間“歷史饑餓”者趨之若鶩,若癡若迷。此時此地若沒有易中天,也有李中天、張中天出來,是時勢造英雄,成就了易中天的聲名。史學工作者應該感謝這一批先行者,促進了講史熱,為史學的通俗化打開了寬廣的道路。如果史學研究成果不能走向民眾,又將何為?
有一件事使我深有觸動。安徽有一座明代商人王直的墓,這是他在日本的后人來中國尋根而興建的祖墳,幾年前被幾個憤青砸毀,聲稱這是砸的倭寇。王直是安徽大商人、大地主,也是東海最大的海商集團的首領(lǐng),他打過倭寇,也雇傭日本浪人做過海盜,他曾向明廷建議:“倭國缺絲棉,必須開市,;寄似!倍啻翁岢鲩_放海禁,互惠通市;钴S在沿海的徽商和閩商很多都是亦商亦盜,這種現(xiàn)象并不奇怪,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即是以海盜打開海外貿(mào)易的,與中國不同的是,荷蘭、西班牙政府支持海盜、海商,而明朝對海盜一律予以鎮(zhèn)壓,并不加區(qū)分地把海商也打入海盜行列,實施全面海禁,王直由于違反禁令而遭到明朝的鎮(zhèn)壓。關(guān)于這一公案,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貿(mào)易》就為此翻了案,以雄辯的史實說明其性質(zhì)不是倭寇騷亂,而是“私人海上貿(mào)易”,近年出版的樊樹志先生的《晚明史》也持相似的觀點。二十年來,此種看法在明史學界已得到多數(shù)學者的認同,遺憾的是此種論點只停留在專業(yè)圈子,沒有及時推向民眾,民間仍然沿襲三四十年前的觀念,以致發(fā)生砸毀王直墓的事件。因此網(wǎng)上有人責怪史學家,為什么沒有將這研究成果曉之于眾,避免這一事端?對此,只能報以嘆息!
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體會,十年前我在《學術(shù)月刊》發(fā)表過一篇《愛國主義與傳統(tǒng)文化》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看了說,你這文章很好,有價值。又問我,能有多少人看?我算了一下說,不會超過三四十人吧。他又說,專業(yè)刊物上只是給同行看,社會效益在哪里?這無異給我猛擊一掌!是呀,不講社會效益,那辛辛苦苦地研究又為什么?作為專業(yè)研究者我已覺悟太晚,信息時代正在改變傳播方式,身在學術(shù)圈子里,頭要伸出圈子外,新時代的史學已從治國理政的通鑒,走向為民眾服務(wù),隨著史學讀者的平民化,史學研究者需要改變寫作風格,能上能下,能雅能俗,使讀者樂于接受學術(shù)的研究成果,這也是史學工作者應有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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