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由于錯誤的全局性政策帶來的、有效以至過頭的推行所造成的、長達10年的延續(xù)所加深的社會悲劇，是我國現(xiàn)代史上一場真正的災難。

　　關于文革產生的原因，普遍的觀點是：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是多種因素造成的。然而，文革產生發(fā)展和延續(xù)的根本原因何在，什么因素在其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是人們真正需要了解的。無數(shù)原因等于沒有原因，眾多因素等于沒有找到真正的因素。

　　文革是最高領導人脫離實際的錯誤的思想意識、政策主張不受阻礙的成為黨中央的決策，并在執(zhí)行中不斷放大造成的惡果。這里，錯誤的決策，有效而過頭的推行，長期延續(xù)而不能糾正，是分析文革必須考慮的三個重要因素。

　　沒有發(fā)動文革的決策和一系列錯誤的政策主張，就不會有文革的產生；
沒有文革政策主張有效而過頭的推行，文革運動就不可能產生那樣嚴重的后果，不可能有那樣多人積極參與，運動不可能影響到那么大的范圍（政治、經(jīng)濟、文化、藝術、教育乃至人們的行為作風，文革的影響無所不及），不可能產生那樣多的“成果”（上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眾多的老干部、專家學者被打倒，文化領域的一切封資修殘余被摧毀）；
沒有長達10年的延續(xù)，文革也不會對我們社會及其歷史產生那么深遠的影響：產生了一整套文革式的思維習慣和文化觀念，形成了文革特有的政權組織形式和政治經(jīng)濟管理制度，產生了由文革所造成的不同的階層（三結合的干部隊伍、政治運動積極分子、貧下中農、退伍軍人、走資派、地富反壞右）和利益，可以說，從道德觀念得到人們的行為作風，文革改變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一、為什么會產生文革這樣的錯誤決策和政策主張？

　　是廣大干部群眾有搞文革的迫切愿望？是文革的政策及其實施反映了億萬人民群眾的利益與呼聲？否！相當多的群眾對于成立自己的組織，放下生產去搞他們誰也不明白、誰也不理解其真實用意的大批判，去斗爭管理他們的各級領導干部，去辯論去武斗，是不習慣不情愿的。這些做法既不符合中國人求穩(wěn)求安的傳統(tǒng)心理，更不能反映那個時期廣大群眾對黨的干部及組織的擁護愛戴心情。加上反右派運動過去了不過九年，“大鳴大放”的余悸猶存，經(jīng)濟上也不存在引發(fā)群眾起來鬧事的困難局面。相反，那個時期，是黨在人民群眾中威信最高，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最佳，國家取得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成就最多的時期。

　　文革的政策及其做法，首先損害了各級領導干部的切身利益：他們的行為思想作風受到批判，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被打破，權威受到削弱，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被打倒。廣大知識分子（包括許許多多著名科學家藝術家）從事業(yè)到生活各個方面都受到損害。他們最清醒明白，因而也最不理解最不同意文革的政策和作法。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廣大人民群眾在經(jīng)濟生活中的自由越來越少，割資不主義尾巴的政策又傷了多少農民的心？加之生活又非越來越好……這一切，顯然是違背大多數(shù)人心愿的。

　　是當時參與文革決策的高層領導、政治局委員以及中央委員認識能力的局限所致？是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jīng)驗所帶來的？我以為不是。文革一開始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少數(shù)領導人極力倡導的結果。文革決策并不是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集體意志的產物，更不是集體決策失誤造成的。它的實施一開始就受到了相當多的高層干部自覺不自覺地抵制，更有相當多的干部群眾堅決不同意文革的一整套左的政策和做法。1966年關于高校工作組的斗爭，以及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過程說明了這一點，作為國家主席和黨內第二把手的劉少奇同志就不同意；
67年發(fā)生的大鬧懷仁堂的所謂“二月逆流”事件，反映了相當一部分高層領導對文革搞法的不滿與反對；
書記處書記鄧小平、甚至中央文革小組的陶鑄也是不同意的。不能設想，連自己的養(yǎng)女都保不住的周恩來同志會真心的同意文革的政策，更不要說像彭德懷、賀龍、陳毅等一大批文革受害者會同意文革的政策。

　　誠然，發(fā)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是多數(shù)政治局委員舉手通過的。但是，那個文件不過是一個粗線條的序幕，以后的戲該怎么演，文革運動的真正目的和走向，文革政策的實質究竟是個什么樣子，決策參與者們并不清楚。況且，從評《海瑞罷官》整倒吳晗等北京市委領導人，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再到建立文革小組取代中央政治局的實際領導權，最后到揪斗幾乎所有的老干部，這場運動實際上已成為以“文化革命”為口號，以徹底的組織人事調整為特征、以武力奪權或者說以群眾造反形式實現(xiàn)權力更迭的史無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意識形態(tài)之爭、思想觀念之爭不過是激烈的政治權力之爭的表象。當把群眾發(fā)動起來，當用新的組織——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取代中央掌握一切權力的時候，原來的中央高層領導實際上已經(jīng)被排除出決策圈，由文革運動的決策者變成了文化革命的真正對象了。

　　文革的歷史還說明：文革的整個政策并不是有一次會議或一個文件全盤決定了的。它是由一個接一個、一個比一個更左的政策和實際發(fā)展所構成的。在很多方面，文革是先有事實而后才在政策上加以認可的。在更多的方面，文革則是在根本沒有政策文件依據(jù)的條件下，由參與文革的組織和成員自主決策自主實施而變成文革事實的。當然這種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運動的方式，是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掃除一切害人蟲等左傾意識形態(tài)觀念的指導下進行的。

　　所以能夠這樣，原因固然在于當時的最高領導毛主席脫離實際的思想和主張。但這一主張何以暢通無阻的成為黨中央的決策，何以在眾多決策者（中央委員與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已成為革命對象的情況下，依然得到有效的推行，這就需要深入分析我們的政治系統(tǒng)結構了。

　　二、我們社會政治體制模式的特點

　　我們社會的政治體系結構，是一個最高領導者高度集權、最能反映最高領導者個人意志的政治系統(tǒng)結構，它有如下明顯的特征：

　�。�1）最高領導者個人的意見可以很容易的成為委員會集體的意見，或者說委員會的決策最具個人色彩，最能體現(xiàn)最高領導者個人的思想觀念與意志要求。

　　（2）由于委員會成員的任免與工作授權實際掌握在最高領導者個人手里，最高領導人對委員會成員有效和強有力的控制，使得與最高領導者意見相同或傾向于最高領導者意見主張的觀點總會在委員會中占主導和統(tǒng)治地位。

　�。�3）與此相一致，與最高領導者意見相左的觀點主張很難成為委員會的決議，持相左觀點思想的人一般會被排除出決策圈。

　　正是因為這個最能反映最高領導人個人思想觀點、意志主張的政治組織結構，導致了黨的歷史上的數(shù)次災難。陳獨秀當權時期，盡管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等一大批黨內高層領導人在客觀分析社會形勢后認為：應果斷建立自己的武裝，堅決反擊國民黨右派。但是這一與陳獨秀路線相左的正確意見，毫無例外的不被中央接受，沒有成為中央委員會的集體決策，相反，反映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的政策主張，卻成為中央一個個文件決議被有效的執(zhí)行著。李立三當權時期，盡管相當多的黨和紅軍高級領導人并不同意他的攻打大城市的盲動主義戰(zhàn)略，但是李的思想和主張依然成為黨的政策和決議，被黨的各級組織推行和實施，直至給黨造成毀滅性的損失。

　　這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毛主席等黨的最高領導人個人主張是否正確，而在于最高領導人個人主張即為委員會集體的主張，這一事實本身就蘊含著十分的危險性。委員會集體真實的態(tài)度傾向與意見主張不能成為政策，而錯誤的政策最高領導者不易人就不能更正，這一事實本身就極不合理。

　　經(jīng)驗表明，錯誤政策的產生，往往在于領導者脫離實際的思想與觀點。黨的歷史上的多次失誤，正是由于黨的最高領導人在指導思想上犯了錯誤，認識的片面性與主張的不切實際。按說，一個人認識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難以避免的，集體的智慧完全可以彌補個人知識經(jīng)驗的不足。困難在于：相當多的決策者和委員會成員已經(jīng)認識到既定政策的問題，對既定政策強烈不滿并要求改變的情況下，黨中央通過的政策決議依然不能反映這一呼聲和要求。由最高領導人倡導的錯誤決策，即使已經(jīng)被相當多的人認識到，即使一開始就有相當多的決策者反對，卻依然不影響其成為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不影響其有效乃至過頭的推行。

　　這種最高領導者個人意志凌駕于組織之上的決策體制，這種最高領導者的意見不論正確與否，都是其他委員難以影響和反對的體制。情況之嚴重猶如費正清所言：“毛在公認的權力結構中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就是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雖然他也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會議的通常程序，這就好像上帝耍政治把戲一樣，所有的牌都擱在他的那一邊，要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一切由他自己決定。”由于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擁有特殊的地位和眾多的體制性權力，其他領導人或廣大人民群眾，即使對文革政策不滿意、不同意，也不能改變一個個左傾政策成為“集體決策”或中央決策這樣的政治后果，不能阻止文革這樣的錯誤政策通過并付諸實施。鄧小平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這樣……有些問題我們確實沒有反對過……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以反對。”[鄧選273頁]

　　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主席有多種體制權力是其他中央領導或中央委員會成員不具備的，這是黨的委員會集體決策最具個人色彩，最高領導人個人始終占據(jù)決策主導地位的原因。這些體制權力包括：

　�。�1）他可以通過輿論控制和宣傳策略，將不同觀點上升到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使人唯恐犯政治錯誤而造成一種不同意見難以生存的環(huán)境。他可以通過控制宣傳工具，宣傳灌輸自己的觀點，批判打擊不同的觀點，造成一種傾向的觀點完全統(tǒng)治社會輿論的局面。比如，親自安排批海瑞的文章，派康生到人民日報奪權，親自寫我的一張大字報，牢牢控制輿論，使左傾意識形態(tài)觀念占領一切輿論陣地。

　�。�2）利用有利的領導組織決策的權力地位，將持有不同意見者排除出決策機構。1959年對彭德懷等持有不同意見者的批判處理就是如此。一封信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誰還敢表達不同意見。

　�。�3）他可以通過撤換和改變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的辦法，使自己的政策主張在委員會中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撤換彭、羅、陸、楊，用林彪去取代彭德懷，八大代表70%以上被撤換，九大代表幾乎完全成了文革運動的結晶（即文革政策的熱烈擁護者和積極推行者）。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極左的思想觀念與政策主張才會在中央委員會始終占統(tǒng)治地位。

　　（4）他可以通過重新授權，剝奪持不同意見者的實際權力，以新的機構和人員代替法定的機構和人員，使文革政策得以推行并變成事實。用新文革小組代替舊文革小組，用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用王洪文這樣的造反派頭頭，用張、江、姚之類的陰謀家取代老一輩革命家，當然使得文革政策的推行無法阻止，文革政策的執(zhí)行瘋狂而有力。

　　三、文革政策為什么會得到有效而過頭的執(zhí)行

　　上述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夠實現(xiàn)的行為，并不能歸咎于個人的道德品質與思想作風。因為從根本上講這里的行為是體制行為，人們的行為動機也是體制動機。要改變這一切，就需要改變相應的政治體制結構。猶如不改變拳擊運動體制或者說拳擊規(guī)則，就不能改變以拳術強弱決定勝負的局面，更難以避免拳擊運動給參與者帶來的身體傷害一樣。在政治運動中，不改變產生政治弊端與政治犯規(guī)行為的制度模式，就無法消除政治活動中諸多不健康的東西。

　　從黨的歷史可以看出，陳獨秀、李立三所以能犯那樣的全局性的錯誤，包括彭德懷所以能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中，對肖克等高級軍隊領導人采取那樣的行為和處理，都因為同樣的體制原因造成。如同鄧小平所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和對他個人都造成不幸[鄧選293頁]。

　　文革這一脫離實際給黨和國家?guī)�來災難的自殺性政策，這一以各行業(yè)骨干專家模范以及各級黨政組織領導人為革命對象的政治運動，在其推行過程中，難道沒有遇到過阻力，沒有受到人們的抵制？回答是肯定的，阻力和抵制一定是存在。但總起來說，文革政策的推行是卓有成效的，文革政策的貫徹不存在效率逐級遞減的問題，而是以逐級放大的趨勢被有力地推行著。文革政策的執(zhí)行在許多方面幾乎達到了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程度。所以會這樣，同樣是因為既定政治體制結構所致，是既定政治體制特定的選擇機制與激勵機制造成的。

　�。ㄒ唬┑种莆母锫肪�，在文革中表現(xiàn)不積極或對文革政策執(zhí)行不力的干部馬上會被積極執(zhí)行者和成績突出者取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舊文革小組被新文革小組取代，不支持造反派的支左部隊領導人被支持造反派的領導人取代；
本單位文革運動搞得不熱烈、階級斗爭蓋子沒有揭開的干部很快被撤換。在這樣的條件下，保住自己正常社會生活的唯一途徑，就是積極主動過頭的推行文革政策。而個別干部群眾的抵制行為幾乎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ǘ�）推行文革政策，干部們受到上下兩個方面的壓力，不得不如此。上有文革小組對執(zhí)行不力者開刀，下有紅衛(wèi)兵等一大批左傾政策積極執(zhí)行者的監(jiān)督。你稍有怠慢和執(zhí)行不力的表現(xiàn)，他們就會收拾你。規(guī)避上面的監(jiān)督是容易的，可是要想對付來自你治下的群眾和紅衛(wèi)兵的監(jiān)督就是很不容易的。

　　對普通群眾普通百姓來說，積極投身文革運動，等于參與社會生活，你會在其中獲得應有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如果扎實肯干、成績顯著，你將前途無量（成為群眾骨干、群眾組織的頭頭，成為革委會成員）。反之，則會被社會生活所拋棄，被當成逍遙派而受到批判攻擊，被當成�；逝啥�受到迫害。你的歷史、你的言行開始有人注意，最后你可能變成革命的對象，而喪失正常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

　�。ㄈ�）文革的推行實際上是在沒有一絲法律和道德約束的條件下進行的，那時通行的是革命的道德與革命的法律。各級造反派組織及其領導人可以采用一切政治的與經(jīng)濟的、革命的與道德的、文明或者野蠻的、世俗的與宗教的手段推行文革，懲治不積極參與運動者。現(xiàn)實由不得你不參加，由不得你不積極。你不會跳忠字舞、不會背誦語錄，你將受到數(shù)不清的嘲弄與歧視，受到必須改變和學會的強大思想精神乃至政治壓力；
你不參加天天讀、大批判、斗私批修，你就是犯了非常嚴重的政治與“道德”錯誤；
你不打階級敵人、叛徒，說明你的階級立場不堅定，思想落后、態(tài)度不端正；
甚至開會你發(fā)不發(fā)言，表不表態(tài)，臉上顯示什么表情，說話的口氣，以及對最高指示和領袖像的態(tài)度，都可以上升到政治原則的高度，受到群眾專政的制裁。

　　四、為什么文革政策長期不能糾正？

　�。�1）保持自身權力地位的需要

　　由于委員會體制固有的特點，要改變委員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觀點和政策主張，其關系到的就不是一個觀點正確與否、一個主張堅持與放棄的問題了，而是關系到堅持和主張這一觀點政策的人與反對這一個觀點政策的人的經(jīng)濟社會地位、政治生命與政治前途的大事。否定文革就等于否定文革政策積極倡導者的歷史與功績，否定對于文革政策主張持反對意見者的組織處理與政治評價。黨的委員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觀點主張往往是最高領導者贊同與支持的觀點，要么，就是他自己的觀點與主張，否定這一政策主張就等于否定以最高領導者為代表的一批現(xiàn)任當權者；
否定文革就等于否定他們的所作所為，否定他們的權力基礎——政治威信和繼續(xù)擔任委員所必需的政治提名、多數(shù)委員的支持。文革的最高決策者（亦是始作俑者）毛主席不愿意也不能完全否定這一運動，甚至一點不愿意人們非議它。執(zhí)行文革路線政策成績顯著、卓有成效，獲得較高政治地位的人，形成了文革政策的最大利益群體。他們控制著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唯有更積極的推行文革政策，創(chuàng)造性地執(zhí)行文革政策，才能牢牢保住既定權力并官運亨通。

　�。�2）意識形態(tài)的長期禁錮和定向灌輸，使左的思想觀念與價值標準在人們頭腦中深深扎下根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造反有理、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割資本主義尾巴、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等等觀念、思想深深的滲入人們的意識深處，構成了人們認識政治這個社會問題固有的思維習慣與思維定勢。在很多地方，執(zhí)行文革政策方針變成了人們的自覺行動。甚至人們的行為作風品德都成了文革式的：熱衷于了解觀察他人的言行，熱衷于打小報告，熱衷于揭發(fā)整治他人；
喜歡搞大批判，寫大字報，開展斗私批修，關注階級斗爭新動向；
習慣于天天讀，早請示晚匯報，唱“革命”歌曲，呼“革命”口號。思想是行動的前提，你怎樣思想就將怎樣行動，這在文革問題上同樣不例外。

　�。�3）文革是從極左的立場和觀念出發(fā)，在極左政策方針指導下對現(xiàn)實的一次影響深遠的改造。它是對一切傳統(tǒng)、文化、人的思想、社會體制乃至權力分配的一次極左革命和極左更新。打亂了成千上萬人的正常生活和固有的社會地位排序，使身居高位者流落街頭，使社會精英成為最低賤者，使模范成為罪人，使小丑成為棟梁，使情理之中的事情變成非法之事，又使無法無天、胡作非為的事情成為正兒八經(jīng)的事。文革運動讓沒有文化的人管理學校，讓專家學者打掃廁所�？傊�，使黑變成白，使白變成黑。這一切帶來了人們政治經(jīng)濟地位的巨大變化，形成了一個按照文革新的經(jīng)濟政治秩序排位的利益階層：造反派——逍遙派——走資派——地富反壞右；
革委會成員——三結合干部——黨團員積極分子——轉業(yè)軍人——貧下中農——群眾骨干。

　　這一新的利益集團的形成及其對自身利益的維護，是以文革政策進一步推行、貫徹為基礎的。要保證既定當權者及其政治集團的社會地位和既定利益格局，就必須堅決維護和捍衛(wèi)文革政策、文革觀念，正確評價和看待文革運動。文革錯誤的糾正，文革評價的改變，意味著相當一部分當政的領導干部與既得利益集團的地位利益的改變調整，自然遭到他們的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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