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活在當代，有一種特別的痛苦。信息太發(fā)達，有些事情不想看、不想聽，但是辦不到。有些一目了然的真相被人躲貓貓，看不下去。鄧玉嬌案就是如此。

　　這個案子簡單明了，但凡熟悉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是非善惡，一清二楚。我不知道巴東警方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揣著明白裝糊涂。

　　鄧貴大、黃德智何許人也？巴東縣野三關鎮(zhèn)招商辦的基層干部而已，官兒不大，權力不小。鄧黃之流除了任勞任怨為黨工作，也忘乎所以吃喝嫖賭，外資也引，內需也拉，兩不耽誤。想必在某些官場這也是常有的事，大事辦得好，小節(jié)不計較，沒有什么大不了。否則就很難理解他們同事之間竟然毫不避諱，竟好意思三五成群趾高氣揚集體買春。所以，他們還有另一個身份，在本案中，這幾位官人的正式身份應該是嫖客才對——將吃喝嫖賭與日常工作緊密結合的職業(yè)化嫖客、有暴力傾向的非常規(guī)嫖客。結果，嫖而不成，變了強奸，正如有些盜賊，偷而不成，變成搶劫。

　　案發(fā)那一天本是周末，鄧、黃諸小吏卻忙于工作，沒有時間陪老婆孩子一起休息。為了營造良好的投資環(huán)境，他們替當地重點項目福誠鐵礦擺平了一樁土地糾紛（所謂“突發(fā)性群體性事件”是也）。失地農民作鳥獸散，富商礦主感激不盡，免不了要投桃報李，有所表示。這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于是接受吃請，大快朵頤。酒足飯飽之后，鄧貴大、黃德智們淫興勃發(fā)，集體決定去嫖娼。這是本案的第一個要點。

　　很顯然，夢幻城是官員們常去的地方�！疤厥夥�務”也罷，“異性洗浴服務”也罷，這兩個妓界專業(yè)術語警方原不該采用，直接翻譯成大白話就好。其實沒什么差別，含義清晰，毫不隱晦，警方不至于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何必假扮天真，冒充童男子，好象對本鎮(zhèn)官情嫖情一無所知似的，實在是弱智而且無聊。

　　鄧玉嬌何許人也？幼年喪父的農家女子、普通公民、打工妹而已，夢幻城的服務員。這夢幻城雖是色情泛濫之地，其日常業(yè)務卻又分為兩大部分，所謂“水療區(qū)”是“特殊服務”——真抓實干的那種，而KTV等等，則或多或少仍屬于正常娛樂。因此，夢幻城的女性服務員也就有兩種類別、兩種身份，一種是賣淫女子，另一種是良家婦女。很不幸，鄧玉嬌陷污泥而不染，屬于后者。這是本案的第二個要點。

　　賣淫嫖娼是非法交易，不過，神州大地早已遍地開花。各地警方似乎也只能睜眼閉眼，毫無辦法，更有明里掃黃、暗里護黃的，此中貓膩國人盡知，且不說了。雖然非法，但娼業(yè)畢竟是行之久遠的古老行當，有既定的行規(guī)，有默守的契約，也不是可以隨便亂來的。要買賣公平，你情我愿，價格公道，誠實守信，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法則，否則，這個行業(yè)也做不下去。強買強賣總歸是不可以的，哪怕你是官員也不行，強買等同于強奸，強賣無異于搶劫。

　　然而，三位有著干部身份的嫖客卻試圖不講規(guī)矩，遭到拒絕之后仍不死心，借酒裝瘋，仗勢欺人，耍橫動粗，用人民幣打人（真有創(chuàng)意�。�，欲逼良為娼，強暴民女。所謂“按倒”也罷，“推坐”也罷，這兩個非專業(yè)術語警方原本也不該采用，其實也沒有多大的差別。意思都是一樣的：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本官堅決要買，諒你不能不賣。這是本案的第三個要點。

　　警方堅稱“沒有發(fā)生強奸”，這話很難理解。以暴力攻擊拒絕賣淫的良家女子，難道不叫強奸倒是民事糾紛不成？強迫婦女提供特殊服務，總不至于是招商引資的正常公務吧？好在強奸未遂，但未遂卻不是鄧貴大、黃德智們的良心發(fā)現，而是水果刀的功勞。

　　鄧玉嬌身陷重圍，脫身不得，擺在她面前的只有兩項選擇：一是向有權有錢的強橫嫖客認錯賠罪，忍辱負重，被迫順從，從此淪落為風塵女子。這樣的話，事情也就湮沒無聞了。二是誓死不從，或咬舌、撞墻、跳樓，以自我犧牲而全名節(jié)，這樣的事情人們聽得多，也快麻木了；
或奮起自衛(wèi)，以制服淫賊而保性命。這樣的事情，還真的很少見。很慶幸，鄧玉嬌選擇了第二項之第二款。好樣的！

　　就是這么一個簡單的故事，場景、人物、臺詞、道具，都似曾相識（只有人民幣打臉屬于原創(chuàng)）。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古往今來不乏烈女抗暴的事跡，古今故事，其實也都差不多。時間雖然流駛，對號入座亦無不可。簡單的故事不需要復雜的解釋，抑郁癥、安眠藥之類，當與本案無關。法律盡管模糊，但正義是鮮明的；
官場或有渾濁，但民心與天意卻是清澈的。

　　二

　　鄧玉嬌案成了沸沸揚揚的公共事件，多少讓當地警方與黨委、政府有些措手不及。以中國之大，類似的事件定必不止湖北有，定必不止這一起，大多湮沒無聞了。我是從不相信“正義必勝”、“ 邪不壓正”這套鬼話的。湮沒了的正義，大概也就永遠湮沒了，若為正義而糾纏不休，人們沒法正常生活。以此而論，鄧玉嬌其實很幸運。一夜成名，有輿論、網民一邊倒的聲援，她的命運必定比同樣遭遇的湮沒無聞者強出很多。

　　一個官員死了，死于平民女子之手，盡管死的不是地方，死得不太光彩，純屬自作自受，然而，官吏總要比平民厲害，歷來如此，不容否認。我們已經看到，有些人很“講政治”，正千方百計要給鄧玉嬌安上“故意殺人”的罪名。不過，迫于輿情，這些人也很“講大局”，同時也在千方百計找臺階下，為重罪輕判預作鋪墊。這不難理解：重于定罪，以安官心，鄧貴大之類的官員想必不在少數；
輕于懲罰，以順民意，同情鄧玉嬌的群眾實在是絕大多數。和諧之道，左右為難，用心良苦啊。

　　有人把鄧玉嬌與楊佳相提并論，就案件本身，這種類比是不妥當的。但案外的官民動向，確有諸多相似之處。我只提一點，警方對楊母與鄧母的處置就異曲同工，簡直有現存的套路。在案件敏感時間，楊母曾經“失蹤”，而現在，警方卻成了沉默著的鄧母（和鄧爺爺）的代言人。我沒有說這不正常。是的，這并非不正常，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何況鄧母本是本鎮(zhèn)派出所的廚娘。比起北京來的律師，比起遠在天邊的網民，鄧母更了解警方的實力和威力，或許，她也更相信“法律”、“正義”和“真理”掌握在有實力有威力的那一邊。

　　這是奇怪的格局。不相干的網民、輿論一廂情愿將鄧玉嬌封為烈女、女俠，她的親屬卻寧肯接受官方的“殺人”定性。網民們應該理解，鄧家及其親朋好友還得在當地生活，免不了還要與官場打交道，鄧貴大死了，人脈還在，關系還有，而且張貴大、李貴大也還在，官官相護的硬道理是不能不顧的。冤家路窄，官場高深，官家已經死了人，怎能讓人白死呢！

　　三

　　我有一個小小的發(fā)現，愿意呈現給有關當局，以作善意的提醒。

　　在湖北襄樊、湖南湘潭、四川大竹、浙江瑞安、貴州翁安諸地，曾經發(fā)生過同一個版本的“群體性事件”（發(fā)生在街道上或網絡上）。事件大致是這樣的：有一名青春美貌的妙齡女子（打工妹、或女教師、或女學生）忽然死去，坊間、網上或手機短信中傳出可怕的消息，該女子是被某局長、某書記或某官家闊少輪奸或奸殺而死。消息不論真假，立刻引發(fā)義憤，但警方漫不經心，粗暴對待，草草結案，敷衍了事。于是民意洶涌，萬眾聲討，甚至人潮匯聚，燒樓砸車。有一個縣級政府一度被群眾攻陷了。

　　我的發(fā)現就是：當淫官（或衙內）、少女、性暴力、死亡等四個因素在某事件中同時出現，只要這事件得到有效的傳播，十之八九會成為爆炸性的突發(fā)公共事件（遠比城管打死攤販、警察虐死嫌犯更具沖擊力）。不僅如此，它往往還會立刻觸發(fā)廣泛的群眾動員機制，激起廣大“無直接利害關系”者的極大義憤，并極有可能迅速釀成大規(guī)模的“突發(fā)性群體性事件”。（注：此種情緒似乎還具有某種“普適性”，比如，駐外軍隊很少因為系統的錯誤軍事行動而受到駐在國的群眾抗議，卻往往會因某樁孤立的奸殺少女案引起軒然大波。1946年，剛剛幫助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美軍就因為一樁撲朔迷離的“強奸北大學生沈崇案”而聲名狼藉，從此成為中國人民的死敵。）群眾的義憤是可怕的，希望我國“群體性事件”的研究者、處理者們能針對我這一發(fā)現有更加深入的鉆研，以便有朝一日，真正做到將不穩(wěn)定因素“扼殺在搖籃之中”、“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

　　話再說回來。鄧玉嬌案與所舉案例有所不同，本案死去的是淫官，活下來的是烈女，這一結果使人們久違的正義感略有慰藉。我的問題是：假如鄧案最終的司法結局是死者間接向生者復仇，在客觀上，這便是制度性地剝奪了弱女反抗淫官的權利，若如此，善良的人們又將作何感想呢？人們的義憤將如何排泄呢？

　　因為有這個小小的發(fā)現，我必須提出兩項建設性的意見。我對我國大小官員們的建議是：當今世道，做官找小姐、包二奶早已易如反掌，既如此，就請高抬貴手放過良家婦女，在濫用權力之余，為了和諧社會，千萬不要再濫用你們的下半身。

　　我對鄧案辦案機關的勸告是：事情已經鬧大，億萬雙眼睛正盯著你們，請拋開私心雜念，擺脫官場羈絆，暫且忘卻鄧玉嬌不過是無權無勢的平民女子（如果她是省長部長的女兒，會如何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爭取把鄧案辦成對得起歷史、對得起良心、對得起黨中央、對得起國務院、不懼怕輿論拷問、經得住民意檢驗的“鐵案”吧。

　　200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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