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玲【媒體記者】文章寫于2008年

　　今年以來,民族問題顯得猶為突出,特別是又逢奧運盛會,三一四事件和喀什爆炸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民族問題已不再是簡單的國內問題,還有復雜的國際背景,這對傳統(tǒng)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新的課題。社會學者蔣兆勇認為在新的形勢下,應用全新的人類學、民族政治學、政治傳播學、社會學和國際關系視野來分析和解決國內少數民族問題。

　　蔣兆勇長期以來研究社會沖突,曾深入到南疆地區(qū)廣泛采訪調研,接觸到了許多維吾爾族基層干部和群眾。同時,對新疆和西藏問題進行比較，他對西藏問題的分析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對民族問題有一些獨到見解。

　　蔣兆勇從地理環(huán)境、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國際背景等方面綜合分析了疆獨和藏獨的特點,對少數民族政策走向提出了建議：

　　藏族信仰佛教,佛教總體上以慈悲為懷,并不太主張暴力;從地理上看,新疆地區(qū)多沙漠,一股水都會成為爭奪的焦點,斗爭慘烈,這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地理原因，再加上有國際泛伊斯蘭義和泛突厥主義“雙泛”背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還主張“圣戰(zhàn)”。所以,疆獨的斗爭性要強于藏獨,其危害性也要大于藏獨。

　　從社會基礎來看,藏族可與漢族通婚,漢藏融合中出現了漢化傾向。達賴流亡政府、藏青會等言論激進,可實際上并無訓練有素的恐怖體系,多是組織聚眾鬧事,并不能形成有組織的暴力活動。而維族與漢族通婚越來越少,彼此的融合和認同減弱, 民族關系較為惡化,再加上一些疆獨份子有組織的恐怖訓練,新疆問題比西藏問題更為嚴峻�？傮w說來，漢藏關系更多是文化隔膜，而漢維關系“你們”“我們”歸屬明顯，并有向敵我邊際漂移的趨勢。

　　蔣兆勇認為,在新的形勢下,對于少數民族的人類學觀察還不夠,對于少數民族究竟在想什么、怎樣思考問題還了解不清楚,不能用現代新的理論和視角去解決民族問題。為此,他認為當前可以從三個方面改變思路,調整策略。

　　一是在打擊疆獨和藏獨勢力的同時,更要加強經濟建設,特別要加強對少數民族偏遠地區(qū)的經濟扶持，消減鼓吹獨立的社會經濟基礎�，F在大多數民族地區(qū)的農村經濟水平只相當于內地八十年代的水平,喀什農村地區(qū)有的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經濟收入低的維吾爾族為了生計被忽悠成為國際恐怖分子的雇傭軍，在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組織、巴控克什米爾、費爾干納盆地都有這些人的影子。要改變只重視物質項目的投入,而不重視精神世界的援助；
只重項目，而不注重整體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當前對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公共服務、醫(yī)保、社保還得進一步加強。

　　二是打擊三股勢力，還不能把一個民族整體加以防備,應該攻心為上，恩威并重，打擊只是最后的底線，也不是唯一的工作。對普通社會問題和刑事問題不能上升到政治問題加以處理；
對少數民族群體事件要柔性處理,不能擴大打擊面,人為地制造更多的對立者,而要多采取一些分化和瓦解民族獨立勢力的措施和辦法，特別要設計一套方案以瓦解因民族識別而造成的民族獨立的共同心理。

　　三是全球化沖擊下，要建立既懂國內又懂國際的西藏和新疆干部隊伍�，F在我們的干部隊伍堅決有余，智慧不夠，話語老舊，對網絡里的政治傳播缺乏體認，說話常授人以柄。有的領導在電視上說話霸氣實足，反而給人欺負弱者印象。這方面完全可以啟用政治專家、傳播專家對政治人物進行培訓，并學會尊重人。

　　總之,民族問題是個棘手問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的矛盾亟待化解,如果不改變現有策略和做法,累積下來的問題將會激化,進一步威脅穩(wěn)定大局和快速發(fā)展。蔣兆勇認為，中央熟悉臺灣政治生態(tài)和臺獨心理路徑，處置起來游刃有余。國內民族問題應該借鑒對付臺獨的做法,轉變觀念，制定新的策略�，F在的民族問題理論主要來自前蘇聯，而前蘇聯那套做法存在很多問題，已被蘇聯解體所證明是失敗的。美國搞的是去政治化的文化族群，強調公民認同，對外鼓吹民族自決。我們應該改變過時觀念，探索新的理念，設計精致的政治話語體系以化解民族獨立勢力，采取有針對性的扶持措施,發(fā)展公共服務能力,強化國家認同和政治認同，真正提高民族地區(qū)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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