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南遷陷京文物的遭遇，歷來為世人關切。筆者曾多方探求，并數(shù)次著文在報上提出，然無確切結果。近接故宮博物院鄭欣淼先生來信，內附馬衡先生于1947年在北平廣播電臺所作的《抗戰(zhàn)期間故宮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講中，涉及此事的講稿復印原件。此件現(xiàn)存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可視為到目前為止對此事的最具權威性的公開解釋。然讀后仍感不足，尚難消除對這批陷京文物命運的擔憂。其文不長，故分列于后，略抒管見，以質之高明。

　　一、“在二十六年遷都搶運的時候，最后的二千多箱文物，其中以檔案為最多，因船不靠岸，運回原庫封存�！�

　　應該說明，其時不是“船不靠岸”，而是已經無船可運。

　　據(jù)記載，故宮南遷文物由水路西運，最后一批離京日期是12月8日，距日軍入城只五天之隔，這還是租用了兩艘英國船，幾經周折，始得成行，可謂千鈞一發(fā)。此外，已無別船可運，何來“船不靠岸”之說？！

　　故宮文物南遷工作，始于“九·一八”事變后一年的1932年秋，所見不為不遠，決心不為不大，著手不為不早，而最后何以倉促如此？

　　竊以為，其間起自1934年初，止于1936年12月，耗時三年的所謂“易培基盜寶案”之干擾不為不大。而馬老于1933年7月接長故宮博物院以后，在外患日亟的情況下，對法院已逐箱作過查驗的南遷文物，再度逐件細作點收。從1934年1月20日至1937年6月14日，先后歷時兩年零七個月。此時離“七·七”抗戰(zhàn)的全面爆發(fā)，已不足一月。文物西運被動之局已成，求其從容應對，其難可知。

　　即使如此，故宮南遷文物在1937年11月20日由水路西運之時，尚有機會出險。然此次運走的9369箱中，故宮文物只有4055箱，其余5314箱分屬其他單位。故最后陷京的2920箱文物中（一說2953箱），故宮文物竟達2790箱，占南遷總數(shù)的五分之一，其他單位的僅130箱，分別占其南遷總數(shù)的四十八分之一（古物陳列所）和三十八分之一（頤和園），懸殊之大，實難想象。當然，這不是說其他單位的文物就不重要。但故宮文物是西運的主角，即使不分彼此，總不能喧賓奪主，本末倒置如此。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怪事？據(jù)親歷其事的解志良先生解釋，“是因為當時的運費是以箱計，它的箱子小，文物又裝得少，誰不選輕箱子搶運呢？”（《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P.83）運費以箱計，搶運箱小，文物少的，從搬運方來說，可以理解。但文物西運是何等大事，托運方豈無通盤計劃與嚴密的現(xiàn)場監(jiān)督。數(shù)千箱價值連城的國寶，竟然聽任搬運方隨機搶運！若有人責之以“玩忽職守”，不知當事者何以自解！

　　但最大的失誤還在于最初南遷方向的選擇不當。蔣百里先生在此前多年，早就預見未來中日戰(zhàn)爭的主戰(zhàn)場將在京浦，京漢路以東地區(qū)展開，故上海、南京均非安全之地。而首批南遷文物的目的地，甚至連南京、上海都確定不了，致使列車在浦口待命達一月之久，這就足以說明當年決策者胸無全局，故其后被動，乃為勢所必至之事。

　　故宮文物南遷，特別是西運，可謂歷盡艱險，似有神助，為在戰(zhàn)亂中保全中華文明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其間的教訓數(shù)十年來似乎尚無認真反思，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

　　二、“不知是哪一年被敵人打開庫門，竟把這批文物運出，存于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等處，與別的機關的文物保存在一起。等到勝利以后于三十四年九月，派員飛到南京，一方面探聽這批文物的下落，一方面交涉收回保存庫。同年十二月一日開始清點至五月底，運回原庫，尚無重大損失。”

　　應該說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國戰(zhàn)區(qū)于9月9日在南京受降，故宮人員即在當月飛京，可謂迅速及時。這是戰(zhàn)勝國接收這批失而復得的文物，堂堂正正，理直氣壯，豈止“探聽”而已！但其結果，竟然連哪一年被敵人打開庫門把這批文物運走都未弄清，更不用說進一步追問陷京遭遇，查明損失，列出清單，責令繳還，聽候處理了。

　　在歷次侵華戰(zhàn)爭中，日本對中國文物的掠奪始終是重點目標之一。從有關資料來看，日本侵略者在攻占南京以后，先后于1938年6月至7月，1939年12月15日至1940年3月17日（一說為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兩次對故宮南遷陷京文物開箱清點，然后移至中央研究院和地質調查所等處，其中就包括康熙、乾隆時期西洋貢品和清室玉牒，內務府檔案，以及數(shù)以百計的古代書畫珍品。據(jù)記載，日本侵略者曾有計劃，有組織，甚至稱得上有條不紊地掠奪、整理了南京公私典藏僅書籍即達88萬冊之多，馬老講話中所提到的轉存故宮文物的中央研究院與地質調查所均無一幸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這批已經侵略者兩次整理的故宮文物，豈能在瘋狂的掠奪中得以獨全！

　　國寶者國之瑰寶，究竟要損失多少才能夠稱得上“重大”？即以獲返十之八九，損失十之一二而言，亦當有數(shù)百箱之數(shù)。實話實說，無論少多少都應該對國人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當年接收故宮陷京文物時，曾以日人所編目錄點收，再校以故宮博物院自備之卡片，故不難查清缺失，究竟多少箱？多少件？留下詳細記錄，故宮當有檔案可查。但查遍近年出版的已長達55卷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竟不見有關故宮南遷陷京文物一字，豈非咄咄怪事？

　　令人不解的是如今南京朝天宮庫房中，依然存有2000余箱據(jù)說連封條都未拆的故宮南遷文物，這就使人十分容易地聯(lián)想到當年陷京的文物。但南京博物院辦公室負責人劉文濤同志明確回答南京這批文物均為西運歸來的，陷京文物的下落只有故宮博物院知道。

　　因此，不得不提出以下幾個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作為本文的結束，以求教于世人，望有以教我：

　　故宮博物院是否有當年點收時的檔案存留？建國六十年來，這二千多箱曾經陷京的文物現(xiàn)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哪年哪月），什么部門（中央或地方）曾經根據(jù)有關清冊進行過再清點？當時有什么結論記錄在案？又是根據(jù)什么原則，是這一批而不是那一批仍留南京，而不回歸當年南遷起運時曾經承諾過的那樣回歸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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