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感悟
發(fā)布時間:2017-01-25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心學感悟篇一：感悟、心得(讀王陽明心學與稻盛和夫系列)
心得體會（心靈的感悟）
一、工作的方法；
正確和正直的思維模式，能使工作效率事半功倍，提前實現(xiàn)既定的目標方向，錯誤的思維模式能使前進的方向偏離目標漸行漸遠。什么樣的思維方式?jīng)Q定什么樣的工作結(jié)果，只有思維模式的改變才是我們公司的效率之本，還要講究復雜的事情簡單做，簡單的事情重復做，重復的事情認真做，認真的事情創(chuàng)新做。所以在工作中我們一定要打開固有的思維模式，讓自己OPEN的、多角度的、多層面的、系統(tǒng)的去思考問題，找到問題的根源、規(guī)律和最佳捷徑，才能行之有效的去解決問題。
二、工作的效率；
在工作中我們一定要把握好兩個效率，那就是時間效率和收益效率，時間效率就是向時間要效率，合理的利用時間、安排時間、壓縮時間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達到效益最大化，收益效率就是我們投資回報的效益的最大化，努力的想方設法的把我們的工作效益做到明細化、最大化，保證我們效益的長期性、穩(wěn)定性和安全性。
三、工作的心態(tài)；
每天要以飽滿的熱情、積極的心態(tài)去面對我們的工作，在工作中我們還要做到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明天的事情明天做，緊急的事情馬上做、快速做，難辦的事情堅持做，好辦的事情認真做，認真的事情翻新做，同時還要戒驕戒躁、團結(jié)緊張、嚴肅活潑，對待工作還要
做到外松內(nèi)緊，竭盡全力、一絲不茍，受點苦、受點累、吃點虧都無所謂，因為吃虧是福，感恩才會幸福。一個態(tài)度與價值觀錯誤的人，會讓他的能力與努力成為公司的負擔、社會的負擔。要確立和踐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讓真誠的人生理念永遠伴隨在我們左右。
四、工作的責任心與職業(yè)規(guī)劃；
新形勢下的新的機遇，也給了我們新的挑戰(zhàn)，我們對工作的責任心也必須隨之變得更強、更堅定，我們每個崗位上的工作標準是否都做到了？我們的質(zhì)量、我們的進度、我們的成本、我們的信譽是否做的足夠徹底？是否做的足夠的精準？我們差在那里？歸根結(jié)底我們還是差在對工作的責任心和對工作的認真程度，所以在工作中我們要把握住工作的每一個細節(jié)、每一個節(jié)點、每一個重點、難點，高標準嚴要求的去執(zhí)行，用什么樣的標準要求自己，我們就是什么樣的人，同時還要提高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體現(xiàn)我們自身的價值，有了價值才有高度，我們的價值做好了我們的價格、收益也自然就來了。
大環(huán)境下市場在改變，公司在改變，我們自己也要改變，只有改變唯有改變才是硬道理，我們必須用思想的改變來帶動我們自己行為的改變，同時也促使著結(jié)果的改變，我們不能光說不練，光心動不行動，只有用心動來點燃行動的導火索，高層統(tǒng)一思想，中層統(tǒng)一方法、統(tǒng)一執(zhí)行，基層統(tǒng)一行動，只有行動才能有結(jié)果。我們每個人在工作中一定要制定自己的工作目標，有了工作目標才能指引我們正確的工作方向，同時我們還有把自己的職業(yè)規(guī)劃和公司的戰(zhàn)略規(guī)劃緊密的聯(lián)系在一起，與公司同呼吸共命運共同發(fā)展、共同提高、共同成長。
五、道法自然、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回歸本真；
人，生下來本是純真的、善良的、無邪的，就像一塊兒沒有經(jīng)過雕琢的潔白美玉，但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逐漸融入社會才慢慢感知到人世間的真、善、美、惡、丑，同時也觸動了本真的心靈，內(nèi)心隨之也衍生了善念與惡念，但是能辨別是非，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惡才真正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去惡揚善窮究事物的原理法則總結(jié)為自己的理性知識，從而靈活的運用和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當中去才是我們所追求和遵循的本真。同時還要把人的“欲望、憤怒、愚癡”三毒從我們內(nèi)心深處根除摒棄來凈化我們的心靈；讓我們不以得失去判斷，而以善惡來區(qū)分，徹底的來改變自己的作為、提升自己的心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的做到內(nèi)心強大、利他利己、上善若水、敬天愛人。
郝戰(zhàn)勇
2013年2月20日
心學感悟篇二：王陽明心學淺談
王陽明心學淺論
前言：先說說我為什么選擇王陽明心學作為本次期末作業(yè)課題，第一次知道王陽明這個人是在高中的歷史課本里，而對王陽明心學的興趣來自于我最近在讀的當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作者在此書中將王陽明譽為“明朝第一牛人”，并用了很多篇幅來寫他，各種譽加之詞讓我也突然對這位王先生產(chǎn)生了一些興趣。隨去圖書館找來王學必讀著作《傳習錄》，這本書是是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語錄、論學書信的簡集（有點類似論語），為明代陽明學派的啟蒙典籍。我初讀了幾篇，總感覺書里說的內(nèi)容有點晦澀難懂，不知道是因為個人知識閱歷淺薄還是因為從小生在社會主義國家，唯物主義觀念“物質(zhì)決定意識”實在是深入人心啊，從內(nèi)心里本能的對心學的觀點有所排斥。后面我又去找了相關(guān)書籍資料來看，對心學的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有所了解后再讀《傳習錄》才有所感悟，下面我就個人的了解和認識淺論一下王陽明先生及其心學理論。
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王陽明先生的生平。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人。王陽明曾在會稽山陽明洞筑室，因此自號陽明，世稱陽明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歷任刑部主事、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御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
新建侯。謚文成，故后人又稱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學集大成者）與孔子（儒學創(chuàng)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并稱為孔、孟、朱、王，配享孔廟。他的粉絲如張居正、湯顯祖、李贄、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蔣介石等，無不從其學說中吸取豐富的營養(yǎng)，成就了一番偉大的事業(yè)。
以上介紹為我從百度百科里查找而來，我們從簡介中不難發(fā)現(xiàn)王陽明在研究學問、開創(chuàng)心學的同時也做了許多的了不起的實事（例如平定寧王叛亂和兩廣剿匪），文武雙全的大儒稱其也不為過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首推儒家。兩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使儒家思想占據(jù)了官方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正統(tǒng)地位，對中國文化發(fā)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梢哉f，儒學乃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主流。而王陽明則繼承了孔子衣缽，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流派——心學。
當時的明朝官方學說為程朱理學，據(jù)說王守仁曾經(jīng)也是朱熹的忠實擁護者，“格物窮理”是朱熹的主張，為了讀書學圣賢，王陽明曾經(jīng)苦苦鉆研程朱理學，對“格物”、“致知”等功夫依次身體力行，由此引發(fā)了“守仁格竹”的著名典故，不過很可惜，王陽明并沒有從七天的“格竹”中發(fā)現(xiàn)圣人之道。反而因此生了一場病。在對程朱理學的探索無果后，王守仁苦心冥想，后經(jīng)龍場悟道最后的結(jié)論是“其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用王陽明的話說就是“心即物，心即理”，由此創(chuàng)立了對后世影響極大的“心
學”。由于與統(tǒng)治階層的沖突，“心學”遭到排斥�？墒遣坏貌徽f，王守仁的理論足以使他與孔孟并列。
綜合來看，“心即理”是陽明心學的基本觀點，“致良知”是陽明心學的基本方法，“知行合一”是陽明心學的基本目標。
一、心即理
心即理是指“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外無物”，這是王陽明思想的出發(fā)點，也是被稱為心學的重要依據(jù)。心即理主要是針對朱熹心與理二分而發(fā)的。在王陽明看來，朱熹雖然主張心與理統(tǒng)一，但其中一個“與”字仍表現(xiàn)出心和理之間的區(qū)別，因為此心指主體之心，而理是事物之理，由于外心而存在于事物之中，也即客觀之理。心雖然能認識客觀事物之理，但此理不在心中，從道德認知角度說，這容易造成疲于追逐外在事物而忽視主體自身的道德建構(gòu)。王陽明所謂的心即理，心即人之本心，理實際上是心對事物的主觀認知或概括而非純粹客觀事物，因此理與事物是不同的。
程朱理學崇尚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欲是惡的根源，天理是善的本源，只有“滅人欲”、“去私心”，方可“明天理”，而王守仁則認為認為“天理”就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提倡從自己內(nèi)心中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也就是人人皆可為圣人。
在他看來，從理論上說，天心是完美無缺的，同樣由天賦予人的本心也完美無缺或者說是純粹至善的。就實際而言，內(nèi)在于人的本心隨著人出生以后，其肉體受到社會環(huán)境的習染，遮蔽了
原有的本心，或者說本心被埋沒退居幕后，人心堂而皇之的登上前臺，本來人心存在的理（天理）轉(zhuǎn)變成外在于人心的物質(zhì)上面之理，造成心與理一分為二的局面。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朱熹與王陽明都提出自己的格物說，也可視為一種道德修養(yǎng)工夫，但他們對格物的理解有所不同。
朱熹認為的是“格物致知”，而王陽明則強調(diào)的是“格心”而非“格物”。 王陽明曾說“先儒解釋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按照王陽明的觀點，格物就是“格”心中之物，正（證）萬物的不正，以便萬物歸于正，因此去明白“物”中之“理”。
二、良知與致良知
王陽明講的良知有如下特點：良知是先天的人的本能，本來自明。此一“明”字是自己明白而非他明，是內(nèi)在而非外在。在現(xiàn)實中，良知的展開需要致良知，也就是說良知人人具有，個個自足，是一種不假外力的內(nèi)在力量，由內(nèi)在到外在必須通過致，致良知則是將良知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具體地說，良知既然是心本身固有，就不必外求；既然本身有不足之處，又必須擴充發(fā)展，對于私意障蔽本心，致良知至關(guān)重要，它是良知實現(xiàn)不可或缺的工夫。致良知是良知工夫的突出表現(xiàn)，是良知的自我展現(xiàn)。
王陽明的思想重在“致良知”三個字，教育人們將倫理道德融入到日常行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賊”，就
可以“各得其心”。王陽明認為 “只有療救人心，才能拯救社會，只有每一個人去掉內(nèi)心世界的“惡欲”和“私欲”，才能解決現(xiàn)實社會問題�！迸c程朱理學相比，王陽明的“心學”肯定了人的主體意識和主觀能動性，使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有了更為準確的定位，他講求在實踐中來運用真理，比傳統(tǒng)的“理學”更貼近現(xiàn)實生活，更具有人情味。
三、知行合一
陽明心學的基本目標就是“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于至善”，而實現(xiàn)的基本途徑就是實踐，就是知行合一。
在《傳習錄》中王陽明的弟子徐愛曾向他討教知行合一的功夫，徐愛舉例說如今的人都能夠知道對父親當孝，為兄當?shù)�，可現(xiàn)實中卻不能“孝”和“弟（悌）”，這是不是說明“知”和“行”是兩件事呢？看到這我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也同樣是我的疑惑，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回答的。但是王陽明沒有正面回答，卻用“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作為例子來說明。人對外界之事物有好惡之別，這是人的基本特性，是知的載體。然而明白“知”之后就必須去“行”否則就不算真知。如貪戀好色，厭惡惡臭等雜念乃至行為都是人之惡習劣行。只說明了知沒有價值判斷，而行有善惡之分。因此君子欲修其德，必須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滿口仁義道德，私下卻做著見不得人的惡行。所以回答門生徐愛的疑惑同理，某些人知道“孝和弟”必然是已經(jīng)行孝、行弟，不可能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
心學感悟篇三：真知的回歸——王陽明《心學》讀后感之三
真知的回歸——王陽明《心學》讀后感之三
對于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如今、已經(jīng)沒有太多的爭議，總體來說，她的三個主要來源是：一是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時期的程王心學（這里的王，就是王陽明）；二是馬列主義；三是西方現(xiàn)代思想。
年輕時代，尚沒有接觸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受他的恩師、《心學》大師楊昌濟的影響，成為王陽明最忠實的信徒，他曾以一篇《心之力》震撼了長沙第一師范。即使在他接受了馬列主義之后，王陽明的《心學》的思想方法，依然深刻地影響著他，貫穿在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整個過程。
《實踐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而這篇光輝著作的副標題，是以《論認識和實踐的關(guān)系——知和行的關(guān)系》命名的，由此可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是多么深刻地影響著已經(jīng)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思想。
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心學》的第三個中心思想。
這種思想方法，影響了中國明清時代、近代和現(xiàn)代幾乎所有的偉大人物，其中包括：明朝的鐵腕首輔張居正、清朝的中興大臣曾國藩、戊戌變法的君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共和革命推翻滿清統(tǒng)治的孫中山，結(jié)束軍閥混戰(zhàn)、統(tǒng)一中國的蔣介石，領(lǐng)導中國共產(chǎn)黨完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毛澤東，甚至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二代領(lǐng)袖鄧小平、第三代領(lǐng)袖江澤民、胡錦濤。 至今、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核心，依然毫不含糊地倡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認識論，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習近平在他的著名的《把當前的創(chuàng)新理論變成干部群眾的思想武器》一文中，號召全黨的領(lǐng)導干部堅持知行合一、內(nèi)外如一,把德與行統(tǒng)一起來,把學習與改造統(tǒng)一起來,把"立言"與"立行"統(tǒng)一起來。
毫無異議，傳承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認識論，是中華民族實現(xiàn)民族復興的一面鮮紅的旗幟！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包含那些內(nèi)容呢？
在這里、首先要明白的，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與他以前的儒家思想的不同之處。
宋儒論“知”、“行”多主“知先行后”說。
如程頤曰：“不致知，怎生行得？免強行者，安能持久？”
陸九淵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
朱熹亦明謂：“論先后，知為先”。
王陽明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開？”他尤以其“心即理”說為理認前提，批評朱熹“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是導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而如果人們“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則勢必在理論上失卻“知行本體”，在實踐上則造成“終身不行，
亦遂終身不知”的流弊。
所以，王陽明針鋒相對地提出“知行合一”說，謂：“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知”，認為知行之體本來如一，“圣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在他看來，“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元來只是一個功夫”。
王陽明所說的“知”，主要指對“良知”本體的內(nèi)在體認和感悟，而“行”則主要指對這“良知”的實踐，或指“良知”本體外在的顯露。
他說：“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q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
他又具體言道：“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精粗知溫清定省之儀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可見，“知行合一”注重的乃是“行”，所謂“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換言之，王陽明要求人們通過“知行合一”的功夫，加深對“心即理”、“良知”的認識，并更重要的是將這種認識外化為具體行動。
在范疇的使用上，宋儒所說的“知”與“行”既有知識同實踐的區(qū)別，又分別指求知與躬行兩種不同的行為，而王陽明所說的“知”僅指主觀形態(tài)的“知”，其范圍顯然較宋儒��；王陽明所說的“行”，則包括著人的實踐行為與心理行為，其范圍顯然較宋儒大。就此而言，由于對“知”、“行”的了解和使用有別，王陽明對宋儒的批評在學理上顯得并不太有力。但宋儒所主張的“知先行后”說又確易造成崇尚空論、不重踐行之弊。這種流弊反映于社會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人格虛偽、道德水平下降的習尚。
王陽明豎起“知行合一”的旗幟，乃是“吃緊救弊而發(fā)”，“正是對病的藥”，是要扭轉(zhuǎn)當時淺薄的士風，要人們“克服不善的念”，從思想、言論到行為，尤其是行為都符合封建道德的規(guī)范，從而使“圣賢之學”真正大明于天下。
王陽明進而指出，“知行合一”雖是針對時弊而發(fā)，但絕非只是一種權(quán)宜性的說法。他說：“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休段亦本來如是”。又說：“此雖吃緊救弊而發(fā)，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茍一時之效也”。
他以為人們之所以會了解社會通行的道德準則而并不依照這種準則去行動、明知為道德律令所禁而仍然違背禁令去做，這乃是由于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學家知行觀的錯誤引導。
他說：“今天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憑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有一個。若不會偷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又強調(diào)指出：“知行合一之說，專為近世學者分知行為兩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終身不行，故不得已而為
此補偏救弊之言�！�
顯然，王陽明更為注重的是通過對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學家“知先行后”說的理論批判，使人們真正知曉“知行本體之宗旨，從而糾正知而不行之弊。
對于王陽明來說，他既注重“知”、“行”概念本身的聯(lián)結(jié)，但更重視“知行合一”內(nèi)涵的實踐精神。他反復指出：“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并不是說“知”與“行”是一回事，而是為了強調(diào)“不行不足謂之知”。換言之，所謂“一個工夫”，就是要人們在任何時候都要毫不間斷地進行有意識的道德修養(yǎng)、從事從倫理活動的實踐，從而北朝鮮意向的道德性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的道德性。這樣，道德要求與實際行為、理想人格與現(xiàn)實人生便溝通了起來。從儒學發(fā)展史角度看，正由于有了王陽明的這種“知行合一”說，儒家倫理才真正具有實際可操作性。
在“知行合一”立場上，善的動機只是完成善的行動的開始，絕非善的完成，甚而言之，不付諸實踐而僅有善的意向，就不是真正的善。問題的關(guān)鍵無疑在于“行”。
據(jù)此，統(tǒng)治者就應將其“良知”貫徹到政治實踐中去，如在“簿書訟獄”中，不可由一己之私念而有喜怒之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而應稟從“良知”執(zhí)法，一出于公。所以，王陽明認為：“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他不僅將參與君主政治的具體活動視為體認、實踐“天理”和“良知”的理想途徑，而且還以一生之力“事上磨煉”，以其鎮(zhèn)壓農(nóng)民和少數(shù)民族起義、訓練民兵及“行十家牌法”、頒布“鄉(xiāng)約”，興辦鄉(xiāng)學等事功將維護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則融貫于實踐之中。至于對下層民眾來說，“知行合一”則意味著要求人們時時處處自覺遵行封建道德規(guī)范，“恭儉以守家業(yè)，謙和以處鄉(xiāng)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不甘落后中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毛澤東在他的《實踐論》中，用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繼承和發(fā)展了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說：“通過實踐而發(fā)現(xiàn)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fā)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fā)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huán)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huán)的內(nèi)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tǒng)一觀�！�
然而、現(xiàn)實生活中，理論與實踐，“知”和“行”嚴重脫離的事情比比皆是！ 試想一下，我們黨內(nèi)那些腐敗的處級以上干部，哪一個不是經(jīng)過市委黨校、省委黨校、甚至于中央黨校培訓的？又有哪一個不懂得馬列主義，不知道共產(chǎn)黨是干什么的？又有哪一個不曉得貪污受賄是黨紀國法鎖不容的？甚至、這些被關(guān)進大牢的腐敗干部，其中何嘗沒有資歷高深的馬列主義的理論家？他們何嘗缺少“知”,而他們“行”的卻都是些什么玩意？！
“知”與“行”的分割，理論與實踐的脫離，過去是、現(xiàn)在是、以后依然是所有
人、甚至于整個社會，最危險的懸崖！
學習王陽明和毛澤東知行合一的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求我們的干部，切忌一切的理論的夸夸其談！切忌一切生硬、死板的教條主義！切忌一切的空洞的、浮夸的作風！把我們理論的學習、良知的修煉、工作能力磨練，在實踐中驗證、在實踐中提升！
一切的“真知”、只會、也只能在“行”的實踐中回歸！
自然的回歸——讀王陽明《心學》讀后感一
王陽明的《心學》，是他成為圣人理論依據(jù)，哲學家們將他的《心學》歸納為主觀唯心主義的范疇，直接的根據(jù)，就是《心學》中三大中心思想的“心外無理”。
王陽明《心學》中的三大中心思想是：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
王陽明的《心學》，是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論的基礎。為了這個理論的完整和系統(tǒng)，王陽明將抽象的心和顯見的理柔和在一起。
什么是心？
王陽明依據(jù)陸九淵“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觀點，指出：“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也就是說：人、是天地萬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塊血肉”，即非人體內(nèi)的心臟，是“人之主宰”、“人之知覺”，是支配、控制、統(tǒng)率人的感官及運動器官的中樞，是人的各種知覺的綜合�！靶摹�，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本體。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萬物就都可以解釋了。
什么是理？
王陽明說：“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天下之事雖千變?nèi)f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也就是說：世間萬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來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就沒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無論多少，天下的事情無論怎樣變化，無非是一個道理，是事物本來的客觀規(guī)律。人心只要歸于自然，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因此，在王陽明看來，“心”即是世界產(chǎn)生與存在的根源，又是其發(fā)展變化的歸宿。天地間舉凡綱常倫理、言行舉止、成敗榮辱乃至花草樹木，萬事萬物無不根于吾心而森然畢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
“心”，在王陽明思想體系中無疑據(jù)于核心地位。但他強調(diào)物、事、理、義皆歸宗于吾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與外在世界的聯(lián)系。對于王陽明來說，其目的乃是要確立“心”即人之主觀精神的本體地位，并無限擴大“心”、“物”的同一性，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否定外部世界與人之與世界的差別。
根據(jù)這個道理，王陽明提出“萬物一體”說，他認為：“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fā)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谷禽獸之類皆可以養(yǎng)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薄叭说牧贾褪遣菽就呤牧贾Ｈ舨菽就呤療o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
這樣，憑藉著“人心一點靈明”或“人的良知”的溝通，天地
王守仁“心即理”之說，是其“知行合一”論的基礎，它充分肯定了認識主體的能動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潛在能力，反對迷信外在權(quán)威，否定用現(xiàn)成規(guī)范和書本教條來禁錮人的身心，而主張依靠自我的“心之本體”（良知）來主宰和支配一切行為，在道德實踐中努力實現(xiàn)自我的人生價值。
哲學家們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說，他們認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說，把人類的主觀意識和客觀存在等同起來，斷然否定了有離開心而獨立存在的物質(zhì)世界。王守仁所謂“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從反映論的角度來看，就是把人類認識的能動作用片面夸大和過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觀精神吞并了客觀存在之物理。
從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這些批判，無疑是正確的。
然而、在人類不能客觀地解釋和反映物質(zhì)世界的時代，追求主觀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別無他求的唯一出路。
王陽明的偉大，就在于他開辟并指引著這條道路！
王陽明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論都是為政治、軍事、教育服務的。毫無例外，作為《心學》的理論基礎，“心即理”的學說，自然，有他鮮明的政治目的。
那么、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學說，政治目的何在呢？
陽明認為："大學之道"的核心性難題和機會在"親民"二字。別的都是主觀性的指標，能親民與否才是區(qū)分真?zhèn)蔚膶嵺`性的標準。只有在親民的過程中才能體現(xiàn)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將三綱五常等"明德"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親民"所有的說教都會淪為滑舌利口的惡談。有了親民的境界，才會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心態(tài)，這樣才能"盡性"。"盡性"與"止于至善"不是兩張皮，而是一體化。而且既不能獨善也不能空談，必須在"親民"的過程中"實修"，開放性的"修"。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確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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