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啟動了肯定性行動計劃，在就業(yè)、教育等領域給予少數(shù)族裔，婦女等社會群體一些優(yōu)待和照顧，以促進最大限度的就業(yè)和教育公平�？隙ㄐ孕袆佑媱澆粌H提高了少數(shù)族裔和婦女的經(jīng)濟地位，而且還促進了少數(shù)族裔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但是，肯定性行動計劃也違背了美國人一向崇尚的平等原則，易造成反向歧視。同時，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著照顧過剩與照顧不足的問題。所以，關于肯定性計劃的爭論從未停止過。本文將主要探討美國高等教育領域肯定性計劃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針對問題出現(xiàn)的調(diào)整替代政策，以及整個肯定性行動計劃對中國少數(shù)民族優(yōu)惠政策的啟示。
　　【關鍵詞】肯定性行動計劃；高等教育；政策優(yōu)惠；少數(shù)民族
　　中圖分類號：G649.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20-0151-03
　　一、肯定性行動計劃的開端及發(fā)展
　　肯定性行動計劃（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是由美國聯(lián)邦政府推行的旨在消除對少數(shù)族裔和婦女等不利群體在就業(yè)、教育等領域的歧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1]肯定性行動一詞最早始于1961年美國總統(tǒng)約翰·肯尼迪簽署的第10925號行政命令。接著，在民權運動的推動下，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民權法案》，該法案以法律形式強化了10925號行政命令中的肯定性行動政策，并為肯定性行動計劃的實施提供了法律依據(jù)。
　　肯定性行動的初衷是為了消除長期存在的對黑人等的歧視，使得有同等能力的白人和少數(shù)族裔能夠獲得同樣的教育權利或工作。但在實踐中發(fā)現(xiàn)，由于歷史積淀原因，黑人等少數(shù)族裔沒有足夠的能力與白人進行競爭。于是肯定性行動逐漸變?yōu)橐环N補償性的計劃。在高等教育領域，這種補償性計劃主要表現(xiàn)為：少數(shù)族裔在高等教育領域受到特殊照顧，在同等條件下優(yōu)先錄取，以保證少數(shù)種族學生在高校學生總數(shù)中占有一定的比重。[2]
　　發(fā)展到后期，肯定性行動向硬性的配額制轉變，即要求大學錄取名額尤其是受聯(lián)邦政府和州政府資助較多的公立大學，為少數(shù)族裔學生留出一定的配額，必須招收一定數(shù)量的少數(shù)族裔學生。艾倫·貝克案是關于肯定性行動中配額制的一個典型案例。艾倫·貝克各項成績及綜合素質(zhì)都很好，但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yī)學院卻沒有錄取他，而是依照配額制將名額分配給了并不如他的黑人和其他少數(shù)族裔。艾倫·貝克控告加州大學反向歧視白人，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關于平等保護的條款。然而最后高等法院卻以7：2通過貝克案的裁決沒有違憲。紐約時報當時的一項民意調(diào)查也顯示，71%的人認為這種對少數(shù)族裔過去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作出的補償是合理的。[3]這表明肯定性行動發(fā)展到一個鼎盛時期。
　　二、肯定性行動計劃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肯定性行動計劃在提高黑人等少數(shù)族裔教育水平，改善少數(shù)族裔社會經(jīng)濟地位等方面有顯著作用，但仍需重視的是自該項計劃實施之日起，關于該計劃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到了20世紀末，廢止肯定性行動計劃的呼聲越來越強，各州不得不相繼通過法案限制大學招生中的肯定性計劃。[4]其中配額制不僅因其僵化的硬性指標遭人詬病，更因其公平性和有效性招致巨大質(zhì)疑。
　�。ㄒ唬┻`背公平原則，易造成反向歧視
　　雖然肯定性行動計劃的初衷是為了消除種族歧視，但是在實踐過程中難免會造成對白人群體的反向歧視。而且，該計劃以種族為區(qū)分標準，給予部分種族優(yōu)待，違背了美國《獨立宣言》和《民權法案》所倡導的人人平等原則。尼克松指出：“每一個人，男人，女人，只要能力、力量和意愿達到要求，就可以獲得發(fā)展的機會。這就是美國夢。但不能僅僅依據(jù)種族、性別、膚色和信仰，分配名額獲得發(fā)展機會。個人的能力和品質(zhì)才是評判標準。配額制沒有糾正歷史形成的不公正，反而產(chǎn)生了新的社會不公�！盵5]依據(jù)種族的劃分，不管是出于善意還是惡意，都只會使歧視延續(xù)。想要消除歧視的最好方法就是同等對待不同種族，不以種族為劃分標準，不犧牲一個種族的利益去填補另一個種族的利益缺口。否則，即使是出于補償歷史過錯而對黑人區(qū)別對待，最終也只是把過去種族歧視的錯誤又犯了一遍，兩個錯誤的累加是無法得到正確的答案的。
　　博格曼曾舉過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補償政策并不能真正實現(xiàn)種族平等。博格曼假設一群白人正在焦急地排隊等公交車，就怕人太多擠不上車。這時一個警察陪著一個黑人過來，警察要求大家將前面的位子讓一個給黑人，因為在上一輛公交車來的時候他排隊上車，可是司機因為他是個黑人拒絕了他。但白人認為他們不是阻止他上車的人，不能因為自己是白人就要對此作出補償。如果現(xiàn)在拒絕白人上車，將車位讓給黑人，那就犯了與剛剛同樣的錯誤，造成對白人的反向歧視。[6]每一個人都應該同等對待，即排隊上車，才能保證不歧視黑人也不歧視白人。
　�。ǘ�）照顧過剩與照顧不足
　　首先，肯定性行動應該是去照顧那些需要照顧的人，但不是所有黑人都需要照顧，也不是所有的白人都生活優(yōu)渥，資源充足，不能直接將黑人與弱勢群體劃等號。白人中有資源匱乏的人，黑人中也不乏資源豐富的人。若說黑人群體就是需要照顧的群體，那這本身就是極大的觀念上的歧視。有些黑人孩子并不需要肯定性行動的幫助就可以具有與白人孩子相等的，甚至是大大超越大部分白人孩子的競爭優(yōu)勢�？隙ㄐ杂媱澘赡芤蛘疹櫫艘粋�黑人富翁孩子而使一個貧寒的白人孩子失去了進入高校的寶貴機會。
　　其次，肯定性行動中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最需要照顧的經(jīng)濟狀況不好的黑人，而是黑人中的精英階層。上述貝克案中的獲益者并非來自教育資源匱乏的低收入階層的黑人家庭，而是來自教育資源充裕的黑人中產(chǎn)階級家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低收入階層的黑人很難得到配額制的名額，中高層階級的黑人卻輕易將名額占為己有，從中攫取利益�？隙ㄐ孕袆佑媱澆粦�該是個錦上添花的政策，而應是個雪中送炭的政策。然而肯定性行動計劃出臺，反而加大了黑人內(nèi)部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7]照顧資源的過剩與資源不足是肯定性行動所面臨的巨大問題，也是引起大家對其有效性懷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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