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東在中國社科院“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青年學術研討會”上提出，“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運動的口號，根本否定中華民族文化的激進主義、虛無主義不是五四運動主流，更不是五四精神實質。
　　長期以來，“打倒孔家店”一直被當做五四口號，甚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口號。不僅一般學者、一般讀者這樣說，甚至包括許多權威學者，許多國家級權威報刊媒體，也都使用這種提法。而海外一些學者，多半也藉此把斷然否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激進主義，判定為五四思想主流、精神實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各種代表人物來看，無論是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還是略遜一籌的一般代表人物――劉半農、周作人、易白沙、吳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進、最極端的錢玄同，任何一位五四運動代表人物都沒有提出過“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中，只有胡適一人。五四之后，胡適在1921年6月16日所作的《(吳虞文錄)序》中幽默詼諧地介紹吳虞其人時，有“打孔家店”這個提法：“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在1924年5月2日《晨報》副刊上，吳虞本人已經澄清了事實，否定了這個說法，認為這不過是胡適因研讀《水滸》而引發(fā)的一名“戲言”而已，不能代表自己思想與五四精神。然而“只手打孔家店”這個提法，經過20世紀三四十年代陳伯達等人加工改造，變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開始被曲解夸大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口號。
　　五四時代李大釗哲學思想真諦是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國內外學術界有三種比較流行的理論觀點：第一種流行觀點，由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提出，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邁斯納先后發(fā)表了《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來源》等著作，認為李大釗《青年與農村》等文中的許多理論觀點與俄國民粹派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甚至就來源于俄國民粹派；第二種流行觀點，是一些日本學者如后藤延子提出的，她比較研究了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與河上肇等人的有關論著，認為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觀，多半只是簡單模仿復制了河上肇等日本學者的理論觀點，?并沒有多少獨特思想、獨特貢獻；在國內學術界，李大釗被公認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但很少論及他有什么獨特的哲學創(chuàng)新。
　　王東教授說，李大釗哲學思想實質，既非照搬俄國民粹派、日本河上肇，也不僅限于傳播馬列主義一般原理，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獨特創(chuàng)新；李大釗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最早探索者一他在“馬克思主義觀――國情觀――中國民主革命觀――文化觀”四個層面上，都提出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閃光思想與理論萌芽，堪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發(fā)端與最初探索，是把馬克思主義融入中華民族精神的最初嘗試
　　從1919年五四運動高潮期到2009年，正好是90年，中國文化與民族精神發(fā)展可以看成走著“之”字形道路，螺旋上升、曲折發(fā)展的“三個30年”。王東教授不贊成只講光明面的“爬坡論”，也不贊成只講陰暗面的“滑坡論”。
　　反思五四運動90年來的歷史經驗，對于中國現代化道路，總體建構，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創(chuàng)新，有什么重要啟迪?王東教授認為，中國與世界的歷史經驗都表明，德先生(民主政治)、賽先生(科學)和媽女士(市場經濟)、穆小姐(道德)，是一家子，四者之間具有不可割裂的相關性、整體性、耦合性，要來一塊來，要走一塊走。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我們的主要問題是雖然也講德先生、賽先生，卻缺少媽女士，結果未能達到現代化整體建構；而改革開放30年，尤其是1992年以來這近17年來，我們開始高度重視媽女士――市場經濟了，卻在不同程度上對德先生――民主政治、賽先生――科學文化、穆小姐――倫理道德、價值觀念，重視有所不足，依然會產生不少新的問題；只有這四大支柱的整體建構，才能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創(chuàng)新大廈。
　　王東教授認為當代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是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而且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失靈，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失靈，西方近代個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主體制觀念，唯利是圖的單純功利主義價值觀念的失靈，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失靈。在這樣的世界歷史背景下，如何認真反思五四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創(chuàng)新，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創(chuàng)新，顯然更增添了無可限量的重大現實意義與深遠的歷史意義。
　　
　　中國是個“孤島”
　　
　　美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喬治‘弗里德曼領導的斯坦福大學研究團隊近日出版了《中國地緣政治》一書。書中提出了中國“孤島”型地緣政治格局的概念，對中國目前地緣政治態(tài)勢進行了分析，其主要觀點如下：
　　“孤島”格局。中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核心腹地和圍繞著的緩沖區(qū)域。這兩個區(qū)域被一條15寸的等雨量線所分割。核心腹地年降雨量大于15寸，土地富饒、人口密集，緩沖區(qū)域降雨量則小于15寸，土地相對貧瘠，人口稀少。
　　南部險峻的丘陵地形和茂密雨林拱衛(wèi)著中國，西南弧形的“世界屋脊”更是天然的屏障。西部和哈薩克斯坦的邊境擁有一條狹窄的“通道”，但是這里距離中國腹地千里之遙。北部邊疆雖然一馬平川，但是由于巨大的空間因素，為中國和外部相互聯系造成了“后勤瓶頸”。真正可能對中國造成傷害的方向來自海洋，但是中國是難以侵犯的，憑著其面積和人口，更難以占領，同樣中國侵犯其他國家也相當困難。
　　由于“孤島”的地緣狀況，中國有三條壓倒性的地緣政治法則：
　　內部統一。中國的人口數量結合著安全的邊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允許它在發(fā)展過程中與世界僅需要極少的交流。但是孤島狀態(tài)的弱點是貧窮，從人均耕地面積來看，這個封閉的國家是個窮國。人民如此貧窮致使由國內需求帶動經濟發(fā)展是不可能的。孤立的國家是很容易被中央政府管理的。中國最大的危險是內部不和，如果內部不和，再者中央政府不夠強大，各地區(qū)將會形成割據，中國抵御外患的能力將急劇下降。
　　保持對緩沖地區(qū)的控制。在毛澤東建立強大統一的中央政府之前，中央政府力量薄弱，使得中國長期陷入戰(zhàn)亂之中。毛在進行解放戰(zhàn)爭的同時也在為控制緩沖地區(qū)奠定基礎，毛鞏固了對東北和內蒙的控制，解放戰(zhàn)爭結束不久，毛又接管了新疆，最后1951年解放西藏。對緩沖地區(qū)的迅速鞏固，使毛擁有了免受侵犯的安全國家。
　　保護海岸。緩沖地帶嚴密控制之后，沿海成為中國最薄弱的地方，但是并非因為容易侵犯而薄弱�；仡櫲毡厩秩A的歷史，沒有人會有興趣和實力進犯中國大陸，進行軍隊供給，還希望能夠贏得戰(zhàn)爭，侵略毫無意義。 　　對中國沿海的威脅是經濟因素，不過似乎也不能稱為威脅。英國闖入中國，使得中央政府轟然倒塌，國家陷入動蕩和內戰(zhàn)之中，而這一切都是經濟繁榮導致的。建國后，毛澤東通過閉關鎖國和肅清與外國商人勾結的階級分子解決了這個問題。隨后鄧小平認為中國能夠向外國資本開放，將中國經濟從農業(yè)和重工業(yè)重新定位在出口導向產業(yè)，并且依靠忠實的軍隊和政黨組織，維持強大的中央政府就可以避免造成，在富裕的沿海省份和內地之間的緊張矛盾下，沿海地區(qū)形成割據或者被外國勢力主導的惡果。鄧的繼任者仍然想辦法維持著這種對政府的忠誠，而不是對制造個人財富的外國投資者的忠誠。
　　我們來分析一下“孤島”的地緣政治和當前狀況。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看，緩沖區(qū)域是完整的，中國也沒有面臨來自歐亞大陸的威脅。對中國最大的軍事威脅來自美國海軍。中國變得日益高度依賴海上貿易，而美國根據自己的意愿封鎖中國港口，但現實中美國顯然沒有這個意愿。中國不存在軍事方面的地緣政治問題。只要控制好緩沖區(qū)域，就可以保證安全的地位。對于中國而言，最大的威脅并非來自軍事，而是來自經濟。
　　再看看“孤島”的經濟狀況，威脅來自兩方面。第一，中國經濟是出口導向的，因此無法獨立。不管貨幣儲存量多大，技術多么先進以及勞動力多么便宜，中國必須依靠其他國家進口商品的意愿和能力，還有運輸條件。因此任何貿易干擾都將直接影響中國經濟。中國必須處于一種使客戶滿意的狀態(tài)中�，F實卻是：全世界都在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中國卻無法不依賴全世界。第二，沿海地區(qū)在廣泛地參與全球經濟，但內地卻沒有辦法，北京正在艱難地平衡這沿海和內地的利益訴求。中國9億人生活在內地，只有4億生活在沿海地區(qū)。一旦大力發(fā)展對外貿易，必須使沿海城市成為對外接口。如此沿海地區(qū)會很快先富裕起來，而內陸地區(qū)依舊貧窮。在商業(yè)利益的驅使下，外國人對這沿海區(qū)域的影響力增加，進而為了共同利益，沿海地區(qū)的中國民眾也會和外國勢力聯合起來，開始對抗中央政府的利益。怎樣既參與國際貿易中又避免上述結果是中國始終面臨的挑戰(zhàn)。
　　地理和政治是地緣政治的基礎，政治建立在軍事和經濟之上。這兩者互相作用互相支持，但是最終還是分開的。中國的地緣政治問題是經濟。保持中國的統一和保衛(wèi)海岸，是深受經濟影響而非軍事影響的。擺在面前的疑問是中國的經濟基礎是立國之本還是平衡補償?如果是前者，中國經濟將長久發(fā)展。如果是后者，每個人最終都會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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