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外文出版社委托加拿大作家李莎（Lisa Carducci）赴新疆采訪。在新疆外宣辦的大力支持下，李莎走遍了天山南北，采訪了20多位有代表性的普通人，并直接用英、法文撰寫�！哆@些新疆人》一書的英、法文版于2008年1月同時出版。
　　近日，在外文出版社的協(xié)調下，我們共同舉行了圓桌會議，以《這些新疆人》、《這些寧夏人》的出版，就圖書出版過程中如何靠近受眾對象，使用受眾熟悉的語言、滿足受眾的需求等話題進行了探索。
　　
　　時 間： 2008年4月10日
　　地 點： 中國外文出版發(fā)行事業(yè)局（簡稱中國外文局）309會議室
　　出席嘉賓： 《這些新疆人》和即將出版的《這些寧夏人》兩本書的作者李莎
　　 外文出版社總編輯、《這些新疆人》英文版的審定人李振國
　　 外文出版社法文部主任、《這些新疆人》法文版審定人宮結實
　　 《對外傳播》主編申宏磊、本刊記者周瑾
　　
　　
　　提到新疆，中國其他省份的人了解得不多，外國人對新疆的了解就更少了，甚至存在著很大的誤區(qū)。
　　西方媒體鼓吹“中國威脅論”，人為制造所謂“東突”問題，對“新疆問題”歪曲報道，混淆了國際視聽。民族宗教問題、少數(shù)民族人權問題等對新疆的造謠污蔑更是阻礙外國受眾對新疆的準確了解。
　　在面臨“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態(tài)勢下，選擇外國人以他們的眼光和筆觸進行寫作，以寫新疆人而見證新疆的發(fā)展，這比中國人或者新疆人自己寫更容易使外國的讀者接受。
　　《對外傳播》：由中國人自寫、自譯的傳統(tǒng)外宣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實證明效果也不太理想。探索新的外宣模式成了外宣工作中面臨的重要而急迫的任務。請問策劃《這些新疆人》這本書有哪些追求？想在哪些方面突破？
　　李振國：首先是外文局副局長、總編輯黃友義提出的一個想法：是否請外國專家寫一本介紹中國的書，這個想法與新疆外宣辦不謀而合。于是，雙方決定由一位外國人赴新疆采訪普通人，并據(jù)此撰寫《這些新疆人》一書。而當時正準備從《北京周報》法文部退休的外國專家李莎便成為擔任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
　　李莎：“呀，我是作家！”
　　（此話引起在座人善意的笑聲。）
　　李振國： 外文出版社這一兩年要出什么樣的書，一直是我們在考慮的。在出版社內部交流后，大家普遍認為“要講人的故事”，講人的故事，讓人感到親切。放棄選擇國內很多寫書不錯的中文作家擔綱這部書稿，是因為中國人有固有的思維方式，不自覺在文中說空話、套話，比如，新聞報道。而國外讀者習慣的文章結構是倒金字塔式的，在第一句話中就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5個W要素。而中國人常用的文章結構是方磚式的，每一段都有自己的意思，很難說第三段比第一段重要。
　　
　　帶著問題上路
　　
　　《對外傳播》：選擇外籍作家寫作，并非任何外國人都可以勝任這一任務。他必須了解、熱愛中國，愿意向世界介紹中國；他必須了解受眾的心理，恰當掌握宣傳技巧，不能讓外國讀者誤以為是受雇為中國政府唱贊歌；他必須有親和力，讓被采訪者接受；他還要能直接用英文、法文撰寫，能攝影；等等。當年斯諾帶著80個問號，在解疑釋惑的同時，也向世界傳遞了中國紅色革命的現(xiàn)實。這是否是選擇李莎來寫作《這些**人》系列的原因？
　　李振國：其實，由外國人寫中國、寫中國人都不是新鮮事。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馬可?波羅《馬可?波羅游記》，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英國謀士林立（Lin-li）寫的《太平天國》，以及老一輩中國通――艾黎、馬海德、韓丁、艾培等寫的有關中國的書，都在當時產生了極廣泛的影響，尤以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影響最為廣泛。但那些書雖有些已成為經典，隨著時間變遷，不免有些過時�，F(xiàn)在要反映新變化，必須找新的作者，寫新的書。
　　選擇外籍作者，外文出版社經過多方考慮，最終決定選擇李莎（Lisa Carducci）作為《這些新疆人》的作者。李莎在中國生活工作了20年，足跡遍布四面八方，一直致力于向世界介紹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化。此前，李莎曾兩次游覽新疆，對這個地區(qū)有一定的感性認識。這次她欣然接受赴新疆采訪的任務，并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李莎具有包容開放的胸懷，堅持讓事實說話，而不是妄加評論。在她的作品中，從來都不是一味地唱贊歌，既有正面描寫，也有負面體現(xiàn)。
　　《對外傳播》：《這些新疆人》一書的出版創(chuàng)造了出版社與地方外宣辦密切合作，以外國人的視角介紹中國的新的外宣模式。通過客觀公正的描述，讓外國讀者切實了解我國各民族的生活現(xiàn)狀，以及民族宗教政策、計劃生育政策、人權狀況、社會經濟發(fā)展等情況。在策劃、寫作、出版《這些新疆人》一書時，你們遇到了哪些困難？如果其他省市外宣辦想模仿出書，有哪些經驗可以學習？
　　
　　李振國：《這些**人》系列書有三個特點：一是書寫5個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因為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有獨特的民俗風情，十分吸引人的眼球，受國外關注。二是講述普通人的故事，從這些故事中反映社會的生活。三是書中最感人的地方，是解答讀者最感興趣的問題。
　　目前，我們面臨下列幾方面的困難：一是會寫作的外國人并不多，二是有的外國人會寫作，但是未必會按照我們的要求，特別是此類書籍要求政治上的自我把關。三是要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配合，四是資金方面的問題。
　　
　　尋找特有的關注點記錄感動的故事
　　
　　為了做好李莎赴疆的采訪工作，新疆外宣辦從采訪對象的選擇到采訪線路的設置，從衣食住行的服務到隨機采訪要求的滿足，都做到了精心策劃，周密安排。由于采訪地域遍布全疆，跨度大，時間長（35天），李莎每到一個地方都有翻譯陪同，盡量滿足她所有采訪要求，解答她的所有問題，并幫助查找所需材料，如新疆的地理、歷史、行政區(qū)劃、地方特色等。
　　在新疆外宣辦推薦的50個新疆人的采訪名單中，李莎選出24個人作為采訪對象，分赴全疆各個地州的城市、農村，通過走訪田野、住農牧民家中，和他們一起吃飯，一起聊天，甚至一起放羊，全方位了解新疆。采訪的人中包括漢族、維吾爾族、俄羅斯族、柯爾克孜族、錫伯族、哈薩克族、蒙古族、回族等新疆的少數(shù)民族；職業(yè)涵蓋了民間藝人、手工業(yè)者、鄉(xiāng)村醫(yī)生、登山愛好者、野馬養(yǎng)殖者、木卡姆音樂研究者等各行各業(yè)，通過深入采訪，可以說李莎對新疆人有了一個較為客觀、較為全面的認識。
　　《對外傳播》：通過作者自己的見解和角度去了解新疆，最后再用她的筆觸去記錄、去寫作，這種全面的、完全自由的采訪寫作形式，沒有任何限制的隨意走訪和感受，對于創(chuàng)作的人來說，這也是他們最想要的。
　　李振國：李莎撰寫的《這些新疆人》的英文版是我審的，我對書中一些地方的處理非常滿意，比如，在幾篇文章之后，李莎突然寫道：“親愛的讀者，你可能會問，中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不是每對夫婦只有一個孩子嗎？為什么之前幾篇文章的主人公都有三四個孩子呢？其實，獨生子女政策是針對在城市生活的漢族的。”你看，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將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很自然地帶出來了，而不是刻意地來選擇一個專門的話題或篇幅來講述它。
　　李??莎：我在中國已經17年，去過很多地方，對這5個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也有些了解。為什么要選擇講這些地區(qū)老百姓的故事？國外的一些讀者一聽到新疆穆斯林，就聯(lián)想起恐怖主義。說到寧夏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就覺得是不是男人打女人，不尊重女人啊？少數(shù)民族聚集地有不少位于偏遠地區(qū)，外國讀者會好奇“那里是不是很窮？小偷很多？”
　　我每次寫書，都會找一個方法讓讀者了解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我從來不說“你們說的不對”，也不會用“我要告訴你們……”之類的用語。我要讓書中人物自己的嘴巴說話。比如，我在《這些新疆人》中講計劃生育，一位維吾爾族的阿訇解釋說，維吾爾族夫婦可以生育三個孩子，如果三個孩子都是男孩，或者都是女孩，可以再生一個孩子。
　　我和這位阿訇聊天時，看到了他的三個女兒，我還拍下了其中一個小女兒的照片，她畫眉時，眉毛彼此之間連著。阿訇告訴我，這表明她還是個沒有結婚的小姑娘。這樣的細節(jié)中國記者可能不會寫的，也許他們沒注意，也許他們看到了，但認為這是不重要的事情，所以從不在文章中花費筆墨來介紹它。
　　看了這本書之后，你會愿意和書中的人一起聊天，一起做飯，一起活著。
　　在采訪中，書中的這些人雖然是普通人，但也是各行各業(yè)的代表，他們中有接受過中央電視臺采訪的，也有出過書的。見到我時，他們會拿出電視臺采訪時錄制的光盤，或者書籍，告訴我，關于他們的情況都在上面。我對他們說，“對不起，這個我不想看。我已經到這兒了，我想聽你的嘴巴里說出的故事�！�
　　聽人講述自己的故事是我追求的。當然，我也有失敗的時候。因為我去過10次寧夏，對寧夏的很多情況有一定了解。得知要寫《這些寧夏人》時，我特別想去采訪一位在沙漠里種葡萄的人。在沙漠中，種植綠樹，培育水果，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你親眼看見，是很難相信的。幾乎每次去寧夏，我都愿意去看看那些沙漠中的葡萄，我覺得那是奇跡�？墒牵瑢幭姆矫孢x擇了一個葡萄酒公司的廠長來接受我的采訪，雖然他們的葡萄酒很好喝，還為我們每個人準備了一本書，但聽他嘴里說著一串串介紹工廠情況的數(shù)字，一年要買多少個酒瓶子，掙多少錢時，我忍不住打斷了他，我問他：“我現(xiàn)在有這樣一個機會采訪，而你就在我面前，你能給我講一個感人的故事嗎？我能去采訪一個普通的工廠工人嗎？”
　　《對外傳播》：在《這些新疆人》第75－86頁講述了劉玉蓮（音）的故事。她本人是甘肅人，漢族，因為家鄉(xiāng)有人批判她父親，她便跟父親跑到新疆來，憑借自己僅有的初中文化成為村里的衛(wèi)生員，最后通過自己的學習，慢慢成長為一名醫(yī)生。她每個月工資400元，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村里誰有病都來找她，而她隨叫隨到。現(xiàn)在，在新疆的每個村都有一個衛(wèi)生站，里面配備一名醫(yī)生和一名助手。從劉玉蓮的故事中，我了解到鄉(xiāng)村地區(qū)的醫(yī)療情況和衛(wèi)生條件。但如果你直接寫“農村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改革”，沒人看。
　　李??莎：我和這些采訪對象成了很好的朋友，直到現(xiàn)在還相互聯(lián)系，經常通電話。這張照片里，你能看出我們在討論什么嗎？
　�。ㄗ髨D里，在一位哈薩克族大夫自家的庭院中，李莎揪下一朵西葫蘆的花，問：你們吃這個嗎？對方說，哦，我們吃西葫蘆，它的花兒是不能吃的。李莎笑著說，我們用它拌沙拉吃。于是，兩個人就討論起如何吃西葫蘆花兒了。這樣的采訪故事可能是中國記者沒有辦法經歷的。）
　　李??莎：我在采訪中對外國讀者不感興趣的內容就忽略不寫。很多采訪對象都得過各式各樣的獎勵，看見我來采訪，就從柜子里拿出好幾塑料袋的獎狀和證書。哦，我不要看這些東西。我在中國就從不在自己的簡歷上寫上“我曾經獲得**獎”，以至于看到我簡歷的中國人問我：你得過什么獎嗎？我說，那當然，我得過很多獎。曾經有一次，我將自己得過的獎項都列了出來，數(shù)了一數(shù)，有70多項，可這重要嗎？外國人從不關心你得過什么獎！
　　
　　真實可信才是傳播的最好根基
　　
　　正在大家為《這些新疆人》的成功而歡欣鼓舞時，寧夏外宣辦提出邀請李莎到當?shù)夭稍L，時值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成立50周年。外文社考慮到當時已經不是寧夏水草豐茂的時節(jié)，擔心拍攝出來的畫面不好看，寒冷的天氣讓李莎不適應等不利因素，但是李莎還是一過完春節(jié)就出發(fā)了。對于外文出版社的擔心，李莎說：“如果這是一本講旅游的書，也許樹不綠、花不紅會有影響，但這是一本寫人的書，無所謂�！�
　　聽了李莎的話，讓我們感到也許正是她的這種心態(tài)，造就了《這些新疆人》、《這些寧夏人》真實、自然的效果。
　　
　　為什么策劃《這些新疆人》、《這些寧夏人》等這套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系列叢書？一是地方上需要，他們有熱情；二是符合外文局“圖書走出去”的追求；三是這樣的書是賣得出去的書。李振國說。
　　宮結實：李莎的文字不是干巴巴的說教，她描寫的人物也不是“高、大、全”的，但是每個人都讓人感覺是那么活生生的，是真實的。
　　李??莎：我曾經問過新疆外宣辦副主任，新疆的小偷多嗎？因為在北京我自己的手提包曾經被新疆小偷偷過，所以你不能回避這個問題，說“沒有”是和實際不相符的。這位副主任回答我說，雖然“不能說新疆的小偷比別的地方多，但是我們卻承擔了這個壞名聲”。
　　李振國：去年一年的時間里，我去過新疆兩次。在新疆，你感覺不到任何不和諧的東西。新疆是個少數(shù)民族聚集的地區(qū)，有55個民族之多，不管是哪個民族的人們都非常樸實。哪個民族都有好人和壞人，因為在新疆本地感受到的樸實和在北京的一小部分新疆人給人留下的惡劣印象反差太大，所以我們開玩笑說“新疆的小偷都跑到北京來了”。
　　李??莎：在新疆，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有一次，我和司機還有陪同人員在車里，一輛警車讓我們停下來，那個警察一開始跟我們講漢語，因為他看見司機和陪同人員都是漢族人，當他看見我之后，便和我講維語。哈哈……我說，我不是維吾爾族。警察疑惑地問：“哈薩克族？”“不是，我是加拿大族�！薄芭�，你真不像。”聽到這話，我太高興了。
　　外文出版社所在的這條街道上有一家新疆小飯館，我曾在喀什買過一副手工耳環(huán)，不小心弄丟了一只，我拿著剩下的那只耳環(huán)找到那家餐館里一位來自喀什的服務員，請他幫我再配一只一模一樣的。他請朋友去找，但沒找到。他準備自己回家的時候幫我去找，說“一定能找到”。說話的時候，他喊我“姐姐”。這種感覺……就像我在《這些新疆人》結束語中寫的那樣――“維吾爾族總是把我當成他們中的一員，并用維吾爾語與我交談。這個場景令我欣慰，并使我的無所歸依的傷痛得到撫慰�！睂Γ�就是這種“歸屬感”。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采訪自由，沒有不讓我去采訪的地方。在聯(lián)系采訪的過程中，我從來沒有聽到“不能去”、“太遠了”、“太辛苦了”之類的話。即使有些地方遇到水阻斷路的情況，那我就放棄汽車，想其他辦法去目的地。
　　《對外傳播》：外國人關注的問題和中國人不一樣，中國第一高人結婚的消息發(fā)布后，外國記者問的問題是“他們睡多大的床？”“他們怎么接吻？”“他們上街時要牽手怎么辦？”這些問題乍一看很簡單，但卻是真實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同時又被人忽視的。李莎在做《這些新疆人》一書時，有沒有這種“外國人的思維在這里轉了一個彎兒？”
　　宮結實：編輯《這些新疆人》時，我就發(fā)現(xiàn)李莎的語言非常平實，不是采用華麗的詞句，但一般讀者看完這本書后，就了解了新疆的各個方面。這本書不是羅列統(tǒng)計數(shù)字，也不是展示各方面的偉大成就。李莎關注的地方雖然細小，但感覺是真的，李莎不回避采訪中感受到的小毛病，但即使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仍然不能掩蓋“中國目前社會狀況整體進步”的現(xiàn)實。
　　在外國人眼中，新疆存在民族問題，但從李莎的書中，感覺到新疆人民特別隨和友好，像哈薩克族人的家里總是預備很多床被褥，他們愿意來往的客人都住在自己家里。這些內容都不是宣傳，但效果非常好。
　　補充一句，在李莎赴新疆采訪期間，我們通過電話、電子郵件等保持聯(lián)系，隨時解決問題。因為《這些新疆人》是用法語直接寫作的，因此在編輯過程中，無論是李莎還是我們都對內容嚴格把關，核實人名、地名、機構名等專有名詞的拼寫，盡量避免有和事實不符的內容魚目混珠。
　　李??莎：我把自己定位在一個作家上。我在中國待了這么長時間，我知道一個好的采訪中應該有哪些內容，也知道地方的情況。但我依然要問，讓他們自己說。
　　《對外傳播》：我們?yōu)槭裁磿�選擇外國人來寫中國？李莎的關注點和中國記者有何不同？在編輯、審閱這些書的時候，給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宮結實：中國記者通常從大處著手，李莎則從細節(jié)入手，主動和人溝通，讓人自然講出故事。
　　李??莎：我來講一個故事，我采訪一個維吾爾族人開的飯館，有兩個工人每天在飯館開業(yè)前，提前兩個小時打掃衛(wèi)生，擦玻璃、掃地等。當一位姑娘正在擦玻璃的時候，發(fā)現(xiàn)我在照相，于是就往旁邊挪了挪，我對她說：“別動，我要把你拍進去�！彼�很不理解，她可能覺得我很奇怪，她認為自己不過是在擦玻璃，可是，我覺得我在寫一個飯館，對于飯館來說，衛(wèi)生本身就是第一位的，因此，拍攝擦玻璃是“很重要”的。但我想那位姑娘，她可能從來沒有被中國記者拍過照。
　　
　　讓策劃人構想與作者筆觸緊密結合
　　
　　“加拿大是我的第一祖國，中國是我的第二祖國，我愿意為祖國服務�！薄爱斘揖S護中國時，是因為我認為中國是對的，我堅信這一點。那些辱罵中國的人，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采訪中，李莎拿著自己在《中國日報》上發(fā)表的文章認真地說�！拔�1991年第三次來到中國，而中國收留我了。在這里，我看什么地方都是新的�！薄爸�前，我總喜歡說‘我的身體在加拿大，我的思想在意大利，在中國，我感覺它們都在這里�！�”
　　“愉快比不快樂的多”，“我不怕累，真的不累”，李莎常常晚上工作到凌晨四五點鐘，休息一個小時，再起床，開電腦，繼續(xù)工作，因為“我做的是我喜歡的事”。在新疆和寧夏的采訪，外文社并沒有派遣編輯或翻譯陪同，只是讓總編室密切保持同當?shù)赝庑�辦的聯(lián)系，及時解決李莎遇到的問題。因此，李莎感覺自己很“自由”。
　　在交談中，筆者發(fā)現(xiàn)，《這些**人》的策劃者、外文出版社總編輯李振國對已經出版的《這些新疆人》一書可謂是了如指掌，李莎說到某一部分內容時，他總是在第一時間就將書翻到那一頁，甚至連書的頁碼都能脫口而出。
　　《對外傳播》：我很羨慕李莎做這本書，感覺做這本書的過程應該是非常幸福的。走到哪兒看到哪兒，讓外國人看到真實的狀態(tài)，策劃人支持李莎的追求，兩者的追求不謀而合。
　　李??莎：第一本書成功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也很喜歡做這件事，不用自己花錢，就可以游歷新疆，同時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當時，我問外文社：“你們想要哪種書？”他們的回答是“寫你自己想寫的�！迸�，這樣我就舍棄了政治和經濟那些我不感興趣的內容。
　　李振國：在長期做對外宣傳圖書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賣得差、傳播效果不好的圖書就失敗在“政治性太強”上。因此，從一開始策劃《這些**人》系列書時，我們就決定要“去政治化”，通過普通人的故事來描述那些自治區(qū)，這比起堆積數(shù)字要實在多了。對于外國人來說，上了百萬的數(shù)字一般就弄不明白了。我在英國學習時，我的導師對我說：“你們中國人為什么老喜歡寫‘增加了幾百萬’‘增長了百分之多少’？說實在的，我們弄不明白到底是多少�！�
　　李??莎：“畝”是多大？“公頃”又是多大？我不知道。你清楚嗎？城市里居住的人很少能明白這兩個概念。還有，我經常看見外文書籍中出現(xiàn)“清代”、“明代”這類詞，為什么不直接寫“1668年”而不說朝代呢？至于經濟發(fā)展問題，直接說“發(fā)展”或“沒發(fā)展”就可以了，不要說“翻多少多少倍”“增長多少”之類的話。
　　李振國：西方媒體的宣傳，總是把想講的話隱藏在客觀描述中，比如西方媒體對“3?14”西藏打砸搶燒事件的報道中所采用的3張圖片，就是根據(jù)他們自己的宣傳需要進行了剪裁和相關處理。而沒有來過西藏，不了解西藏歷史的國外普通受眾看到之后，一定會相信西方媒體所說的話，對中國政府在西藏的所作所為產生誤解。只有了解背景、清楚事件的人才會明白西方媒體在貌似客觀的報道中有多么大的傾向性。
　　我在美國留學時，曾到當?shù)氐臅�店仔細觀察，美國書店中看不到長篇大論的宣傳書籍，很多書名都是諸如《我的隔壁鄰居》這樣講人的故事的書。我們?yōu)槭裁床荒懿扇∵@種方式呢？既然是為國家服務，為什么要做成一本整個內容是宣傳的、失敗的書呢？當時，我的一位老師知道我來自中國，對我說，“為什么你們的書里老是居高臨下地說話？你們想教訓誰？”
　　此外，還有一些書籍在內容上沒有考慮到受眾的接受習慣，比如，我在審閱外文局和美國耶魯大學合作出版的《中國文明的形成》一書（此書是《中國文化與文明》中的一本）時，其中有一句：“火的出現(xiàn)對人類歷史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外國專家在有這句話的那頁書稿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他請我?guī)退�解釋這句話，我說，火沒有出現(xiàn)之前，人類是吃野果和生食的，非常容易生病，因此人的壽命很短，而人類懂得取火之后，開始吃熟食，而且利用火打造了青銅器等工具，因此，才有“火對人類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外國專家反問道，為什么不把這兩句話加上？而只是單獨地給出一句結論性的語言，誰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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