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造媒體帝國的人走了 　　“封面中國”故事的講述，應該從亨利?R?盧斯(Henry R. Luce)開始。 　　不只是因為1923年他在紐約創(chuàng)辦了《時代》周刊，創(chuàng)建了一個世界性的媒體帝國；更因為，作為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后代，從1898年4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國出生，在中國長大，中國一直是他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紐帶，是他的夢想中的重要場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續(xù)著父輩與中國的特殊關聯，延續(xù)著父輩宗教的、教育的夢想。正是有著這樣的個人淵源和歷史背景，《時代》與中國的故事才由他開始，也在他身后延續(xù)。
　　1967年2月28日，盧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時代》雜志上，這位“《時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為封面人物�！稌r代》用了這樣一個標題：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語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進香、人生的旅途……在這里，該譯為“人生旅程走到終點”，還是“一次朝拜的結束”?或者說，對于盧斯，兩者本是一體的。
　　結束人生旅途的盧斯，身后留下一個巨大的媒體帝國。據這期《時代》報道，在盧斯去世時的這一周，他所擁有的四大刊物――《時代》、《生活》、《財富》和《體育畫刊》在全球的總發(fā)行量已經達到1433萬冊之多。
　　創(chuàng)建這個帝國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關注。早在1961年，盧斯就成為德國《明鏡》周刊的封面人物�！睹麋R》寫道：“在過去20年間，沒有人能像《時代》、《生活》的主編盧斯這樣，給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人們提供更為深刻的美國形象，以及美國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國，“每3個家庭會在每周買一本盧斯的刊物；12歲以上的美國人，有94%的人知道《時代》。盧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樂、夢露、美元外交相伴，為人們提供知識補給品�！�
　　《明鏡》報道稱，盧斯曾被丘吉爾認為是當時美國最有權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稱為“一個偉大的美國人”�！睹麋R》還這樣寫道：“從來沒有一個并未擔任任何政治職位的美國人――也許亨利?福特(福特汽車公司老板――引者注)除外――能對美國社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在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是盧斯率先使用了‘美國世紀’這一概念�！�
　　這樣一個世界性顯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則是從中國山東開始的。
　　
　　封面人物走過來
　　《時代》問世伊始，它的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封面設計也帶給讀者一種新鮮感，這就是沿襲至今的封面人物。
　　成為《時代》第一個封面人物的是美國國會議員卡農(Joseph Gurney Cannon，1836―1926)，1923年2月他在86歲時退休。關于卡農，《不列顛百科全書》介紹說：“美國政治家、資深眾議院議員，1872年進入眾議院，1923年退休，在眾議院46年。他是一位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和忠誠的共和黨人，1903―1911年擔任議長，人稱‘喬大叔’�！弊鳛橐粋�老資格的政治家，“喬大叔”親歷了美國從二流強國一躍而成世界第一大國的全過程，這是一個帝國走向頂峰的開始。選擇他作為創(chuàng)刊號封面人物，正好吻合了盧斯關于美國的夢想。
　　5年之后，1928年，《時代》首次出現了封面年度人物，把封面人物的傳統(tǒng)進一步發(fā)展。不過，這一新的做法完全出于偶然。在選擇1928年1月2日出版的《時代》封面人物時，盧斯和編輯們躊躇難定。在他們看來，1927年的年底和1928年的新年，沒有太大的新聞值得關注。
　　于是，他們選用了幾個月前已經成為封面人物的林德伯格。8個月前，他成功地獨自駕機飛越大西洋，成為世界第一人。把他選為1927年的最重要、最具影響的人物，顯然非常合適。
　　別出心裁的年度人物評選，立即引起了強烈反響和轟動。從此，封面年度人物成了《時代》封面人物新的、更為重要也更引人注目的舉動。
　　《時代》20世紀90年代的執(zhí)行主編蓋恩斯(James R.Gaines)在為《歷史的面孔――〈時代〉封面(1923―1994)》一書撰寫的序言中也這樣寫道：
　　70年來，《時代》的封面勾勒出了過去我們生活故事的輪廓，在我們?yōu)槿耸熘�的紅框里，偉大的男女們，以及20世紀史詩般的斗爭和事件，擁有它們各自的瞬間。
　　……這里有丘吉爾，也有斯大林和希特勒，還有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霍洛伊茲、甲殼蟲樂隊和畢加索。在這里，挑戰(zhàn)者號宇宙飛船爆炸、圣海倫斯火山熄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與結束、柏林墻修建與拆除……
　　在《時代》雜志，歷史戴上了人類的面孔。盧斯和哈頓創(chuàng)辦本刊，基于這樣的原則：由個人而認識歷史力量乃最佳途徑。這一信念多年來在《時代》封面形象中得到反映。他幾乎每一期都選擇一位新聞人物的肖像畫或者照片。
　　近年來，《時代》封面已拓展其范圍，以求捕捉當今時代的事件與潮流。其結果是：《時代》設計了一些最令人難忘的封面，從1966年《上帝死了嗎?》到1990年關于紐約城市的報道《大蘋果在腐爛》。
　　當然，我們仍注意選擇男女人物作為封面主題。在這個紅框里，使你們得以目擊歷史，或者至少首先了解歷史之大概。
　　就這樣，從卡農開始，一個個新聞人物出現在《時代》封面上。封面上一個大大的紅色方框，紅框里是封面人物的肖像畫或者照片，固定的版式和特點沿襲至今。隨著時間的延續(xù)，它形成了一種傳統(tǒng)，成了學者研究的對象，更成了今天《時代》主政者引以為自豪的歷史。
　　
　　封面中國人物背后的中國情結
　　第一個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中國人是北洋軍閥吳佩孚，時間在1924年。此時，他的威望與權力正處在巔峰，直奉軍閥則正在交戰(zhàn)。
　　從此，每一次中國封面人物的出現，都伴隨著當時的風云變幻。
　　蔣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現，伴隨著中國大革命的大起大落；馮玉祥1928年的出現，伴隨著蔣馮聯盟的形成；溥儀1934年的出現，伴隨著“滿洲國”的成立；蔣介石宋美齡1938年聯袂成為年度人物，伴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展開；陳誠1941年的出現，伴隨著重慶大轟炸艱難的日子；毛澤東1949年2月的首次出現，伴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崩潰、共產黨新政權的開始；周恩來1951年的首次出現，伴隨著朝鮮戰(zhàn)爭的進行；羅瑞卿1956年的出現，伴隨著1955年肅反運動的結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現，伴隨著“三年災害”后經濟政策的調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現，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鄧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現，伴隨著他的復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來；江青1977年的出現，伴隨著她的失敗和“文革”的結束；1979、1986年鄧小平兩度成為年度人物，伴隨著中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行程；鄧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現，伴隨著他的去世和20世紀即將結束；在長達6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現的則是一個戴口罩的普通中國人，伴隨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一個個封面人物把漫長歷史斷斷續(xù)續(xù)地串聯起來，成為今天描述中國的一種特殊線索。
　　根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24年吳佩孚第一次出現，到2003年SARS封面，《時代》上的中國封面人物約為50多人次。如果把與中國事件有關的外國人包括在內，如抗戰(zhàn)期間的史迪威、陳納德，國共內戰(zhàn)時期的馬歇爾，1972年首次訪華的尼克松，大約為60多人次。在80年間總數達4000多次的封面人物中，與中國有關的次數似乎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如果將之放在整個世界范圍來看，則另當別論。
　　列努斯的《誰在〈時代〉封面上?》，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間《時代》封面人物。他運用統(tǒng)計學的方式，列舉出不同表格，從不同專題進行分析，對于我們了解《時代》封面人物的職業(yè)、國籍、年齡、性別等特點頗有幫助。根據他的統(tǒng)計，在2814個封面上總數為3336人次的封面人物中，美國人2294次，占了68.80%；世界所有其他國家一共占31.20%；而在這些國家中，名列前五位的國家分別是：英國，193次，5.80%；蘇聯，125次，3.75%；法國，85次，2.50%；德國，82次，2.40%；中國52次，1.60%。由此可見，中國封面人物的次數并不為少。
　　從個人出現次數的統(tǒng)計排序來看，中國人物也頗為重要。毛澤東，12次，名列第12；蔣介石，10次，名列第17；周恩來，8次，名列第22。列努斯的統(tǒng)計只到1977年，鄧小平第一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隨后的20年里，他先后共出現了9次。他的排序也比較靠前。
　　從女性角度，中國封面人物也引人注目。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大約在10%左右。中國封面人物中有兩名女性，一是宋美齡，一是江青。根據列努斯統(tǒng)計，截至1977年1月，全世界只有5位女性出現過4次或4次以上。宋美齡先后出現過3次，顯然屬于出現頻率較高的女性之一。同時，她還以蔣介石夫人的身份作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現過。而截至1977年，只有4次選定女性為年度人物。另外3次分別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溫莎公爵夫人)；1952年度人物伊麗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為12位女性。
　　鄧小平短短幾年間，先后成為1978年、1985年的年度人物，是當時最為引人注目的焦點，這在《時代》歷史上也是少有現象。列努斯分析過：“至今已經有65個不同的人被推選為年度人物。然而，他們當中只有20人(31%)曾被4次或更多次登上封面�！编囆∑揭还渤霈F過9次，并兩次當選年度人物，其重要性顯然在所有封面人物中名列前茅。我根據《〈時代〉75年(1923―1998)》一書刊載的年度人物封面統(tǒng)計了一下，從1928年第一次出現年度人物到1998年的70年間，有10個人兩次或三次當選為年度人物。除羅斯福一人是3次之外，其余均為2次，他們分別是：斯大林、丘吉爾、馬歇爾、艾森豪威爾、杜魯門、尼克松、里根、鄧小平、戈爾巴喬夫。
　　盧斯及其《時代》對中國的關注，無疑與20世紀初美國把關注的目光轉向亞洲、轉向中國密切相關。早在盧斯的父輩們來到中國傳教時，美國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國這個東方古國潛在的巨大市場，他們一直關注并試圖影響中國在歷史變化過程中的走向。在盧斯看來，已經成為帝國的美國在二戰(zhàn)期間開始了“美國世紀”，而這一“美國世紀”與參與亞洲和太平洋地區(qū)的事務是緊密聯系一起的。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使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講中，盧斯說：“整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像中國人民這樣，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擁抱著和平、寬容和正義的理想�！薄侗R斯時代的中國形象》作者還指出：“他將他們視為充滿智慧、能干的人類生命，他不同意對中美合作的指責。相反，他稱贊在中國的美國教育家們在抗戰(zhàn)中所逐步推進的由中國人自己管理由美國人創(chuàng)建的教育機構�！�美國人應該越來越少，而中國人應該越來越多�！�”
　　關注亞洲，對于盧斯來說，更大程度上就是關注中國。盧斯與中國的特殊感情，決定了他在日本侵略中國之后明顯同情中國。他出面發(fā)起組織民間的援華委員會并率先捐款，還到各處游說和發(fā)表演說進行募捐。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美國政府除了譴責日本，并沒有明確表示支援中國，甚至沒有停止為日本提供的貸款。對此，盧斯不斷提出批評。他在《時代》上撰寫社論，強調有必要停止為日本提供的經濟貸款，轉而援助中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fā)當天，盧斯與父親路思義之間發(fā)生了這樣的故事――
　　這一天，盧斯和夫人在紐約寓所吃午餐時，傳來了珍珠港令人震驚的消息。盧斯立即前去編輯部指導即將付印的《時代》、《生活》的修改。與此同時，他給父親打去電話。路思義當時與女兒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頓。路思義年屆73歲，且重病在身，但他仍為聽到這一消息而激動。為中國的緣故，他和兒子一樣，對美國現在向日本宣戰(zhàn)而舒一口氣。他說：“我們所有人現在都會明白我們對中國的意義，以及中國對我們的意義�！�
　　路思義當天晚上逝世，死在亞洲戰(zhàn)局和中國命運發(fā)生歷史性轉折之際。
　　雖不是傳教士，盧斯卻是虔誠的基督徒，盧斯延續(xù)著父輩的夢想。他對世界局勢的判斷，對自己刊物傾向的確定，有時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蔣介石、馮玉祥，在20年代《時代》出現的這兩個封面人物都聲稱皈依基督教，這樣一些與基督教相關的中國政治強人，自然會更加吸引了盧斯的目光。19、20世紀之交時，父親以傳教士身份出現，孜孜不倦于將上帝的“福音”傳播到古老的東方，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皈依基督；盧斯則在20世紀20至50年代的數十年間，對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抱有極大興趣和偏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對中國政局發(fā)展的判斷。也許他對中國終于出現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強人而興奮。在幻想著以基督教改造中國的夢境中，他無疑還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冷戰(zhàn)期間，盧斯一直站在支持蔣介石的立場上，即便在蔣介石到了臺灣之后，他依然予以關注，曾到臺灣和金門訪問，并在1955年仍把蔣介石作為封面人物。不過，這卻是最后一次。
　　盧斯的政治態(tài)度、宗教信仰和中國情結，一直決定著他以個人的方式關注著中國。
　　1948年之后，盧斯本人關于中國的談論或寫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這時，他同意美國有必要制定一項新的對紅色中國的政策。這一轉變時期激發(fā)盧斯提出一個新的“跨太平洋對話”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舊金山以此為題做過一次演講。
　　與此同時，盧斯希望能親自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通過中國在倫敦的大使館申請簽證，但直至去世他也沒有接到答復。毫不奇怪，在中國當時的局勢下，他這樣一個人顯然是不受歡迎的。
　　關于盧斯與中國的關系，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遠非幾句話能夠闡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輩朋友和共事過的《時代》編輯，研究他的專家，在不同時期的專論中，對他的評說也各有差異甚至迥然相反。在40年代，《時代》的幾位著名記者如白修德等人，70年代《盧斯和他的帝國》的作者，都批評過盧斯，認為在40年代末期美國“失去中國”的歷史事件中，盧斯乃至他的雜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看法過去基本上是一邊倒的聲音，但1990年出版的《盧斯時期的中國形象》則持不同看法：
　　從90年代的觀點來看，盧斯關于中國的判斷，看上去并非太錯。他對中國人的理解，對蔣(介石)的窘境和毛(澤東)的行為方式的理解，遠比白修德、斯萬貝格以及無數譴責過他的中國觀點和編輯方針的批評家都要清晰得多。遺憾的是，盧斯未能看到1986年1月《時代》年度人物選定鄧小平以及對他的改革政策的報道，也沒有看到西方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革命的重新評價。不過，如果他看到了，他是不會感到驚奇的。
　　解讀一個歷史人物實在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情，何況是擁有《時代》、《生活》雜志這樣一個媒體帝國的盧斯。
　　在1965年發(fā)表的舊金山演講中，盧斯引用了英國詩人吉卜林的一首詩：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
　　兩者永不會相遇
　　直到大地與天空并立在
　　上帝偉大的審判席上。
　　盧斯感慨地說：“有的人可能會說吉卜林的這一名句被20世紀的諸多事件證明已經過時，我則要說，東方和西方的接觸只不過剛剛開始�！�
　　他的感慨沒有過時。在21世紀剛剛開始時，中國與美國，中國與西方，又開始了新的接觸――一個與100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觸。世界格局、雙方狀況、不同群體的心態(tài)都已發(fā)生變化，但糾纏過歷史的種種困惑，依然在把人們糾纏；新的、難以預料的問題正在發(fā)生并且還將發(fā)生。
　　它們還會將雙方拖進總也走不出的困境嗎?新的100年該如何走過?且留給22世紀去評說。
　　（摘自《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1923～1946）》，李輝著，東方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定價：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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