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澎是我數(shù)十年的戰(zhàn)友、至交，她離開人世有三十多年了，仍令我時常想念。她曾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yè)作出過許多貢獻。她是新中國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聞司司長(當年稱情報司)，業(yè)績斐然。她為人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凡是曾經和她一起共事的人，無不對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備加稱贊。大家都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
　　
　　她是周恩來身邊最出色的工作人員
　　
　　我和龔澎認識是在1940年春夏之時，龔澎從晉東南八路軍總部朱德總司令那里調到重慶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工作。從那時起，我和龔澎就一起住在重慶曾家?guī)r五十號樓下一間既陰暗又極小的房間里。屋內僅能放下四張小竹床，再加上一張小桌子就擠得滿滿的了。那時還有劉昂、陳舜瑤與我們同住，我們四人都是在恩來同志身邊工作的。劉昂負責機要、龔澎專管外事、舜瑤對外宣傳、我負責文化。龔澎和我是對外活動的，都用《新華日報》記者的名義。我們倆工作的性質有差異，但生活在一起卻很融洽很親密。龔澎比我大八歲，我一直把她當大姐姐看待。她總是很謙虛地笑著說：我比你年齡大，但其他方面都一樣。那時，我們雖然都以公開身份進行活動，卻身在險境。我們倆一般早出晚歸，有時為了避開特務盯梢，有時黃昏以后才出門。要是哪一天有一個人回來晚了，另一個人就會為她擔心：會不會出了什么事呢?那時重慶不僅有特務盯梢，還有流氓欺負女性。所以，不管多么晚，我們都要等對方回來了，才一起睡下。我們常常躺在各自的小竹床上，龔澎和我頭頂著頭，說悄悄話，對各自在外邊遇到的事也互通一下消息，交換一下看法。有時談得高興了，到半夜都不睡。記得當時劉昂常常會說我們幾句：明天不工作了?快天亮了還說個沒完。
　　那時候，龔澎逐漸結交了幾乎所有國家駐重慶的外國記者、外國新聞機構中的中國雇員，還有許多外國新聞界的朋友，她不僅向他們宣傳我們的觀點，也從他們那里了解到許多寶貴的情況，每隔幾天她就向恩來同志寫份簡單的書面匯報，有關事和人的都寫。恩來同志也不時地找她去作具體詳細的匯報，她也提出一些建議供恩來同志參考。恩來同志根據(jù)情況，對一些思想比較進步、報道也比較客觀的外國記者或是其他外國朋友予以接見，每次接見，龔澎都是陪見兼翻譯。我們都能看得出來，恩來同志對龔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態(tài)度，一直是十分贊賞的。
　　龔澎當時的工作極為繁忙，那時候我們能夠經常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報》重要社論，龔澎一收到就立刻將有關內容翻譯成英文并打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國記者手里，我黨的抗日主張和方針政策就會迅速發(fā)往世界各地。每遇到有重要材料、文件需要翻譯打印時，她就忙得不可開交。開始時，她在我們那間小屋的小桌子上放個打字機，在很暗弱的燈光下，日夜工作，嘀嘀嗒嗒的老式打字機聲響個不停。后來在三樓有了辦公室，我們每個人都有了張辦公桌，龔澎的打字機也搬了上去。三樓一共有四間小房，最里面的一間，是葉劍英同志住的。一間較大的就成了公共辦公室，室內放了八張三屜或兩屜的辦公桌。記得當時住在曾家?guī)r五十號的同志，除了恩來同志與鄧大姐，還有董老、葉帥、徐冰和張曉梅夫婦，他們各有一問小房，是辦公兼臥室，其他工作人員，有黨派的、軍事的、外事的、文化的。都坐在這間辦公室里，大家工作都很緊張。龔澎考慮到打字機的響聲會影響別的同志辦公，總是等到人最少的時候才在辦公室里打字。白天大家都外出活動，人少些，她就在白天翻譯打字，晚上出外活動，半夜再繼續(xù)工作。那時候我們的生活都按照恩來同志的習慣來安排，恩來同志的辦公時間一般都在午夜12時到凌晨4時，我們這些在他身邊做具體工作的人，這段時間都不能睡，要在辦公室里等著，因為恩來同志不定在辦哪一件事時要問到哪個人，就會把誰叫到他那里，或修改文件、補充情況，或接受指示。這時，我們有的繼續(xù)白天沒完的工作，有的看看書報，偶然有個別同志實在瞌睡了，就會聊聊天或打一會兒撲克牌。龔澎就利用這樣的時間來干她的工作，但這樣的時間也不多，更多的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她又繼續(xù)工作。
　　我記憶較深的一段時間是在1940年至1941年間，那是皖南事變和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剛發(fā)表不久，接著發(fā)表了《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和《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都急需翻譯出來，發(fā)往國外。那時候龔澎忙碌得連飯都顧不上吃，覺也不睡，有一次連續(xù)兩晝夜都沒有離開她的打字機，飯是我給端到三樓她的桌旁，她匆匆扒上幾口。有一天我清早起來跑到三樓一看，她臉都黃了，眼睛充滿血絲，我又是感動又是難過地勸她：龔澎，你不要命了?!不能這樣沒日沒夜地干呀，廚房蔣師傅給你煮了兩個雞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頭看看我，露出笑容，親切地說：不要緊，小張，謝謝你們還給我煮雞蛋。我不由分說把她拉到一樓，吃完早飯后又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覺，可是沒過兩三個時辰，她又回到她的打字機旁了。
　　龔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機上出英文稿，十分羨慕地贊嘆：你真了不起，怎么看著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那時候，我們都多么年輕啊，那是多么值得永遠思念的日子……
　　
　　我和龔澎夫婦一起被派往香港工作
　　
　　1942年至1943年，喬冠華與龔澎相識、相愛，大家都認為這是很相配的一對。同志們都為他們高興，1943年他們就結婚了。當時的革命婚禮是很簡單的，不過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熱鬧一下。記得董必武同志還為他倆賦詩一首，寫在一塊紅綢上�；楹罄蠁贪岬皆�家?guī)r，那時葉劍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倆就住在三樓原葉劍英同志的居室。從此，龔澎搬離了我們的宿舍。我還記得他們戀愛時我問過龔澎：聽說你和老喬戀愛了?該結婚了吧?她表示還有點猶疑，她說感到老喬比較自傲，聽說他對愛情有點浪漫。我開玩笑地說：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沒趣哩。接著我認真地說：人無完人，他很不錯了。當然龔澎也僅是想說點心里話而已。他們婚后那段時間是非常幸福的。
　　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我和龔澎夫婦又被派到上海工作，我們都住在我黨在上海設的周公館內，我和龔澎夫婦朝夕相見。那時龔澎和老喬領導幾個青年同志，除了每日向國外和駐上海的外國記者發(fā)出大量新華社電訊稿，還辦了一個外文刊物――《新華周刊》，這可能是我黨最早發(fā)行的英文刊物。但不久即被國民黨政府下令�？�了。
　　1946年10月，國民黨撕毀《雙十協(xié)定》，國共和談基本破裂，恩來同志準備率中共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撤回延安。恩來同志行前，對留在國統(tǒng)區(qū)工作的人員作了細致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區(qū)，一部分有掩護條件沒有公開過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還有一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則去香港開辟新的工作。龔澎夫婦和我都是組織決定派往香港的。恩來同志離開南京以后，我們有十數(shù)人乘坐輪船從上海去了香港。
　　抗日戰(zhàn)爭年代，我們在香港的 工作本來有一定的基礎，但太平洋戰(zhàn)爭以后。日本占領時期，我們的同志幾乎全部撤回內地。1946年再去香港開展工作。困難必然會多一些。記得初到香港時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我們先是各自投親靠友分散居住，一個多月以后在銅鑼灣租了兩層公寓樓。那時那一帶還是很荒涼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得多了。龔澎一到香港即著手籌備出刊物，喬冠華是她最有力的助手。喬在香港有許多文化界的朋友，對辦刊物能起到很大作用，喬在香港其他刊物上也發(fā)表了不少文章。那時我們還有幾個工作人員，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準備，英文版《中國文摘》半月刊就與讀者見面了。這一刊物旗幟鮮明地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yè)、為解放區(qū)的進步搖旗吶喊。對幫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正義事業(yè)和中國的革命形勢，都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中國文摘》出刊了，但條件仍是很艱苦。龔澎手下只有六七個人，從選稿、改稿、編排以至下廠校對都是這幾個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譯、撰寫以及定稿、看大樣都是龔澎和老喬親自動手。好在香港沒有國民黨特務搗亂和審查關卡來束縛，大家覺得天地開闊了，心情舒暢了。放開手腳干工作，也使得龔澎、老喬夫婦精神振奮，生氣勃勃。有時我上樓去看望龔澎，她雖然很勞累卻總是精神飽滿，充滿樂觀情緒。雖然那時人手少，但龔澎善于廣交朋友，老喬又與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當時在香港的各界進步人士以及外國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中國文摘》辦得有聲有色，影響很大，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已經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了解，并獲得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龔澎夫婦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我們一起走過迷茫艱難的歲月
　　
　　1949年后，因工作各異，我與龔澎夫婦接觸少了，但我們還很有緣分。1954年，我的丈夫章文晉調來北京工作，那時，我們一家和龔澎一家始終住在同一宿舍大院。從無量大人胡同(現(xiàn)為紅星胡同)到以后，我們都是近鄰。平常往來雖不太多，但當心里裝著無處訴說的話時，很自然就會去找對方傾訴，
　　1957年反右派運動期間，我聽說龔澎被下放到北京郊區(qū)房山縣勞動，而我在那段時間也在接受批斗，雖然我們在無量大人胡同住樓上樓下，但很少有時間交談。1958年我們都搬到報房胡同新樓。那時，龔澎已從農村勞動回來，而我卻一直到1959年黨內反右傾斗爭時還一直過不了關。當時我心中非�？鄲灒�許多問題也解不開扣。有個星期日，我走到龔澎家想和她談談心里話。那時外交部的反右斗爭已基本告一段落，黨內反右傾和龔澎也沒有多大瓜葛。所以她表現(xiàn)得很平靜，傾聽我訴說挨斗的事。她勸解我說：我們對黨內斗爭都缺少經驗，應該好好學習。還說你檢討了數(shù)十次過不了關，可能是仍得不到群眾諒解，說不定是有人從中使絆。我告訴她，我也是這樣想。我問起她和老喬的情況，她非常坦然地說：也不能說受到多大委屈吧，但我能下放到農村勞動一段時間，對我是非常有益的，你知道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接觸過真正的老百姓了。她是真情流露，遇到什么逆境她都能正確面對，而且總是樂觀的。說到老喬，她臉色稍微陰沉些，說喬太自傲；還說到抗美援朝結束后，李克農率中國代表團在板門店談判時，老喬作為主要的副手，對克農同志不夠尊重，認為自己更懂外交，關系搞得不好。她說老喬這毛病也不易改掉。
　　1965年我調到外交部不久，即隨外交部“四清”工作隊到江蘇南通搞“四清”。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風已吹了起來。6月，我們回到北京時已是狂風驟至。首先是在文化部門，那時章文晉早已被任命為駐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為駐巴基斯坦政務參贊，立即要去赴任。當時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fā)動的，又是從文化部門開始，而我在文化藝術部門工作了十年，一定會有這樣那樣的錯誤。雖說我已經調到外交部，但應該回到原單位作個檢查，有個交代，不應該就這樣走了。
　　我已經向外交部領導提出要留下來，領導都勸我還是應該走。一天晚上我正與文晉商量這事。文晉讓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飛機票都已經拿到了。這時龔澎來了，她也勸我走，而我還是那股倔勁。他們都沒辦法，龔澎只好勸文晉一個人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國內形勢的發(fā)展。同時安慰文晉，因為我那時身體不好，她說她會照顧我，要他放心。豈料文晉走后不到十天，北京就亂了起來，一夜之間我就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來。學生很快沖進各文化機關，砸“四舊”，斗牛鬼蛇神，并且把我們部關進地下室。因為文晉不在，我還有一個小兒子無人照管，造反派允許我晚上10點以后回家給孩子做飯。外交部那時還比較平穩(wěn)，在那幢宿舍樓中，我是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哪還有人敢進我的家門?只有龔澎知道我的情況，晚上到我家來。我們兩人都帶著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看，好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她勸慰我說：“你從小參加革命，對黨忠心耿耿。但誰都有犯錯誤的時候，認識了就好，對黨對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樣狂風惡浪的時候，能聽到這樣的話，多么暖人肺腑啊!
　　時間沒過去多久，“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燒到了外交部，開始是反資反路線，接著，打倒陳、姬、喬的大字報就上了街。外交部各級領導都被揪斗了。姬、喬被揪到王府井大街賣小報，龔澎也被揪，行動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亂起來的單位，造反派內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關押起來，對我這樣的人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認罪書，就相對自由了，還可以出外看大字報“受教育”。我一有機會就跑到外交部老址轉轉，到王府井看看。姬、喬真的被押到大街上賣小報，我看到老喬一副沮喪狼狽的樣子，但還沒有挨打。隔兩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進龔澎的家，告訴她我看到的情況，讓她放心。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聽人說：龔澎的家被抄了，她還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進她家，看到她雙眼失神，呆呆地獨自坐在沙發(fā)上。我握著她冰涼的手，問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訴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筆記本，她拒絕交出，有人發(fā)火，就抓她的頭發(fā)想往墻上撞。他們最終還是到家里來把所有的筆記本抄走了。她最憤怒的是那些筆記本內有屬于機密的內容。
　　1967年初，刮起全面奪權、打倒一切之風，外交部也越來越亂了。那時我常到龔澎家給他們夫婦二人傳遞部內外的消息，我們常常關著門議論“文革”躥上來的“紅人”，對江青的言行我們都不以為然，喬冠華最恨姚文元，因為喬與吳晗的交情不錯。龔澎在政治上很敏銳，她想得更深更細，她常常和我談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沖擊，矛頭是對著周總理和陳老總的。她認為首惡之人就是江青，搖扇子的是張春橋。我們之間共同語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過，可以說無話不談。說實話，在政治上喬冠華遠遠不及龔澎。在那樣的大風大浪中，龔澎在掌著舵。1968年春，外交部許多大使、司長們貼出大字報，要求恢復陳毅外長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報”事件。龔澎、喬冠華夫婦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為右傾翻案的典型，他們夫婦又一次受到沖擊。許多同志竭力保護他們，但龔澎從來都表現(xiàn)得光明磊落，堅定不移。她也在保護大家。
　　
　　龔澎去了
　　
　　1969年，我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勞動去了，龔澎因為過度勞累。加上精神上不斷受刺激，不幸患腦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漸嚴重。恩來同志對她極為關懷。龔澎住院期間第二次發(fā)病后，一直沒能醒過來，醫(yī)院曾建議開顱把血塊取掉，有可能好轉。當時老喬十分猶豫，怕有風險。恩來同志召集多方面的專家研究，認為既然有一線希望，還是應該爭取。于是和老喬商量決定開刀，爭取能有好轉。但最終因拖延時間較長，還是沒能扭轉病情。1970年我從湖南干�；氐奖本�，即去醫(yī)院探望。那時的龔澎已完全靠各種器械維持著生命。我隔天都到醫(yī)院探望，老喬常常坐在床旁，有時淚流滿面，有時默默哀傷。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見恩來同志正站在病床旁邊，默默地看著龔澎，臉上顯出傷感和無奈。出門時看見了我，輕輕搖搖頭走了。
　　1971年，龔澎離開了人世。喬冠華和她共同生活、戰(zhàn)斗近三十年，感情十分深厚。她走了，老喬悲痛欲絕，人都垮了，終日借酒澆愁，他家的陽臺，以往堆放一些雜物，這時卻堆著茅臺酒的瓶子。他兩三天就喝一瓶，很快茅臺酒瓶子就堆滿了陽臺。那時住在報房胡同的幾位和老喬過從較密的朋友，如符浩、陳楚、普生和我，幾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說說閑話，并勸慰他振作起來，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工作上。經過一年多時間，老喬才慢慢平復過來。
　　
　　(責任編輯　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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