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2日下午,以魯迅為首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竇樂安路233號(今多倫路201弄2號)中華藝術大學召開成立大會。中共在“左聯”設立黨團。“左聯”成立之初,幾乎排除了以鄭振鐸、葉圣陶為首的所有文學研究會的作家。曾任《小說月報》主編、積極從事進步社會活動的葉圣陶,沒有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對此,種種說法不一。
　　
　　“最典型的厭世家”
　　
　　1928年初剛回到上海加入創(chuàng)造社的馮乃超在1928年1月《文化批判》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文中尖銳地提出:“他葉圣陶是中華民國一個最典型的厭世家,他的筆尖只涂抹灰色�！眲�(chuàng)造社錢杏?亦批評葉圣陶“只是消極的黑暗的暴露與詛咒,沒有積極的抗斗與沖決”。葉圣陶從1923年全家遷居上海后,進入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同時在上海中國公學、復旦大學等校兼課。葉圣陶主編的《小說月報》,致力于挖掘大時代的優(yōu)秀作品,大力提倡新文學,傳播新思想,在新文化運動史和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葉圣陶將他1927年至1928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匯編成《未厭集》,題記中特地寫道:“有人說我是厭世家,自家檢察,似乎尚未厭世。不欲去自殺,這個世如何能厭?自家是作如是想的�！边@是葉圣陶對“厭世說”唯一有力的表白。葉圣陶好友朱自清直截了當地指出“圣陶是不會厭世的”。在滬期間,葉圣陶的創(chuàng)作力驚人地旺盛,數量大,品種多,而且在某些領域內對新文學的成長發(fā)展,起了開創(chuàng)、推動的作用。他是繼魯迅之后,新文學運動初期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從1925年到20年代末,葉圣陶的創(chuàng)作取得了全面的豐收。他寫了二十個短篇,分別收入小說集《城中》、《未厭集》和散文小說合集《腳步集》中。1928年,《教育雜志》連載長篇小說《倪煥之》,次年單行本問世,引起了文壇的矚目,被茅盾譽為“扛鼎”之作,是新文學史上優(yōu)秀的革命現實主義長篇名著。此外還有大量的散文、雜文問世。
　　1930年,葉圣陶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的職務后,改任開明書店編輯。20世紀30年代初,葉圣陶與魯迅、茅盾、馮雪峰等左翼作家過從甚密,始終與黨組織保持著緊密的聯系。
　　
　　“沒有加入‘左聯’,對工作更為有利”
　　
　　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應上�！睹妊俊冯s志約稿,發(fā)表了《葉圣陶與中國古典文學》、《葉圣陶與外國文學》,刊出后直接郵寄給葉老審閱,很快收到了回信,并有幸與葉老兩次通信,其中談及當年未參加“左聯”一事。
　　但葉老已年高體弱,視力嚴重衰退,戴老花鏡再加放大鏡,也已無法看完全文;后筆者又向研究葉圣陶的專家、北大中文系教授商金林求教,商教授來信告知:“由于當時任‘左聯’黨團書記、與葉圣陶關系甚密的好友馮雪峰事前勸告,葉圣陶就沒有加入‘左聯’,認為這樣對工作更為有利�！�
　　當年葉圣陶寓居上海景云里時期,正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籌備到成立與開展活動的時期。葉圣陶同茅盾(沈雁冰)、楊賢江、侯紹裘、瞿秋白這些早期共產黨人,相知較深。在《倪煥之》中,他筆下的王樂山,便有侯紹裘的影子。
　　茅盾在《我走過的路》 中有過詳細的記述:他當年與魯迅、葉圣陶同住在景云里,1930年4月5日剛從日本返滬。半月后“左聯”黨團書記馮乃超,中共黨員、教育家楊賢江曾向茅盾介紹“左聯”的籌備經過、組織機構及活動情況等,并邀請茅盾參加“左聯”,又介紹組織成員。茅盾對葉圣陶未參加“左聯”納悶。后又詢問了馮雪峰,才知道“左聯”黨團成員中多數人不同意。馮雪峰已向葉圣陶作過解釋。馮雪峰曾經對葉圣陶說:“你、陳望道、鄭振鐸、傅東華,還是保持表面中立態(tài)度好,便于聯系一些人,就不參加‘左聯’了�！�
　　葉圣陶成為不參加“左聯”的“左聯”成員。這正是由于“左聯”黨團多數人受了第二次國內戰(zhàn)爭時期李立三“左”傾路線影響的結果。當時“左聯”黨團領導把“左聯”當做直接參與政治斗爭的革命群眾團體,而忽視了它在文學斗爭和思想斗爭方面發(fā)揮的特殊作用;把“左聯”看成半政黨性質的團體,放棄了爭取公開的、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存在及相應的斗爭方式,竟轉入完全地下、完全秘密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下開展工作的“左聯”,當然就不可能發(fā)展葉圣陶、鄭振鐸這批民主作家為“左聯”成員了。葉圣陶長子葉至善與筆者通信中談及這些事也曾說過:我父親的組織觀念一向不是很強的。
　　
　　為“左聯”盡全力
　　
　　葉圣陶在上海開明書店任編輯,主編《中學生》雜志,竭盡全力在這萬馬齊喑的黑暗時代里,給廣大青年安慰和督促,教他們學會呼吸正義和詛咒黑暗。1930年9月17日是魯迅五十歲生日。柔石、馮雪峰、馮乃超發(fā)起召開“魯迅五十生辰紀念會”。參加的有“左聯”的代表,葉圣陶也參加了紀念會活動。他雖不是“左聯”的成員,卻為“左聯”做了不少工作。他被稱為不在“左聯”的“左聯”成員。當年一些黨員作家,生活無固定收入,要靠稿費維持。按照一般雜志規(guī)定,都是文章發(fā)表以后才付稿費。葉圣陶任《小說月報》主編時,就運用他的職權,交了稿就付稿費,不管后來是否刊用。他不僅在經濟上設法幫助“左聯”作家,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還冒著風險,同“左聯”患難與共。1931年,胡也頻與二十多位革命青年在東方旅社被捕后,丁玲前去開明書店找葉圣陶,請求設法營救。葉圣陶曾經回憶說:胡也頻被捕以后,丁玲到開明書店找我,請設法營救胡也頻。我立即在開明書店募錢,又和夏?尊先生聯名寫信給國民黨元老、時任開明書店董事長的邵力子幫忙斡旋。
　　1931年12月“文藝界反帝抗日大聯盟”在滬成立,葉圣陶為發(fā)起人之一。1932年 “左聯”發(fā)起了“加強文藝大眾化”的討論,而大眾化的任務,應在思想上武裝群眾、教育群眾。但是由于“左”傾思潮的影響,未能認識到大眾化的根本問題在于作家的思想感情如何與廣大工農大眾打成一片的問題。1932年1月20日,葉圣陶在《〈北斗雜志〉發(fā)表答創(chuàng)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一文中指出:“若就作者方面說,為創(chuàng)作而求生活的充實固然是本末倒置的事;而生活欠充實,就不能寫出充實的作品。”這里明確指出了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的重要性。當年葉圣陶作為一名非“左聯”成員的民主作家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1932年2月,葉圣陶與魯迅、茅盾等聯名發(fā)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和《為抗議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1933年1月,葉圣陶加入了由宋慶齡、魯迅、蔡元培、楊杏佛等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當年3月,丁玲、潘梓年被捕時,他又盡力奔走,參與營救活動,與蔡元培、鄒韜奮、柳亞子、郁達夫等三十九人聯名致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和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干,呼吁釋放丁玲、潘梓年,同時還積極組織募款營救。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遇害犧牲的消息傳到上海,葉圣陶悲憤至極,參加了在鄭振鐸家里舉行的秘密追悼會。另外,他還與魯迅、胡愈之、鄭振鐸等一起收集瞿秋白的遺稿,為編輯印行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一書出錢出力�！�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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