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西南聯(lián)合大學英才輩出，然而當時膾炙人口的“西南聯(lián)大三劍客”――羅常培（1899－1958）、鄭天挺（1899－1981）和楊振聲（1890－1956），如今卻罕為人知，有些文章甚至把“鄭天挺”誤當做了“鄭天翔”。
　　最早稱道這“三劍客”的，是吳文藻冰心夫婦。冰心自述：1938年秋，我們家輾轉(zhuǎn)到了云南。為了躲避日機轟炸，我和孩子們住在昆明郊外，文藻則在城里上課。每到周末，文藻就從城里騎著馬回家，還往往帶著幾位西南聯(lián)大沒帶家眷的朋友，如被稱為“三劍客”的羅常培、鄭天挺和楊振聲，苦中作樂。
　　為什么羅、鄭、楊被稱為“西南聯(lián)大三劍客”呢？因為他們俠義心腸，忍辱負重，是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西南聯(lián)大事業(yè)中的英雄人物。這三位所做的巨大貢獻，在中國學術(shù)史和教育史上，都是不能磨滅也不可忘記的。
　　“三劍客”互相之間很有緣分。
　　羅常培和鄭天挺是同年、同月、同日、同地出生，都在1899年8月9日這一天生于北京。二人為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同學，后又在北大和西南聯(lián)大同事多年。
　　楊振聲比他倆年紀大九歲，也曾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學習，并同在北大和西南聯(lián)大任職。
　　三人多年以來同學、同事，同命運、同甘苦，結(jié)成了同心同德的摯友。
　　他們?nèi)�人也曾在抗�?zhàn)中為共同的事業(yè)而奉獻。
　　自1936年起，羅常培兼任北京大學國文系主任。七七事變爆發(fā)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得知羅常培是滿族人，又有一定的學術(shù)地位，想把他拉到偽滿洲國演講，對于這種拉攏和威逼利誘，羅常培婉言謝絕。
　　七七事變爆發(fā)時，北大的重要負責人多在廬山參加會議，只留下理學院院長饒毓泰、秘書長鄭天挺和羅常培等人維持北大殘局。那一年，北大和清華聯(lián)合招生， 7月7日這天，羅常培與兩�？荚囄瘑T會的負責人，從上午8點到下午7點在紅樓地下室監(jiān)印了新生考題一萬兩千份。
　　羅常培在北平淪陷后，和鄭天挺一起日夜守護北京大學校舍及教學設(shè)備。國事、校事、家事交織在一起，百感交集。隨后，羅常培和北大同仁等到南方的消息，還收到在長沙的趙元任寫來的信，得知北大、清華、南開及中央研究院遷湖南的情況，于是盡快南下，參與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
　　時任北大秘書長的鄭天挺教授，安排并保護師生安全離校。鄭天挺在夫人逝世不到一年的情況下，把五個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只有十三歲）放在北京親友家中寄養(yǎng)，而他只身離京內(nèi)遷，一去就是八年之久。他于當年12月跟羅常培等人輾轉(zhuǎn)至長沙臨時大學（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受到師生們的歡迎。羅常培跟好友老舍先生，也都是單身一人遷向內(nèi)地，為抗戰(zhàn)盡力。他們的家屬，也是多年后才輾轉(zhuǎn)來到大后方團聚。
　　根據(jù)教育部的安排，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遷到臨時大學第一區(qū)――長沙，成立 “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作為教育部代表的楊振聲當了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
　　局勢越來越緊張，長沙也不安穩(wěn)了，1938年2月，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并改名“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西遷分為幾路進入云南。
　　楊、鄭、羅三位教授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一直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共事。不僅都要上課，而且還共同擔負聯(lián)大的教學管理工作：鄭天挺兼任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楊振聲兼任西南聯(lián)大常委兼秘書長，羅常培兼任西南聯(lián)大國文系主任。他們每到周末都要聚會作樂，共度良辰。
　　季羨林先生曾回憶,40年代他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北大是真正的精兵簡政。只有一個校長,是胡適之先生。校長下面有一個教務長（鄭天挺）,總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學,還有一個秘書長（楊振聲）,總管學校后勤。他們每天坐在一間不過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工作是負責六大學院、上萬名學生、幾千個教員的“吃、喝、拉、撒、睡”。但是鄭天挺、楊振聲、羅常培無論行政任務多么繁重，都始終不脫離教學。
　　羅、鄭、楊如同大仲馬筆下的“三劍客”那樣，感情上情同手足，工作上配合默契，然而在性格上卻各有特色。
　　楊振聲教授周身散發(fā)著耀眼的人格魅力。梁實秋在《憶楊今甫（楊振聲字）》中說：“今甫身材修長，儀表甚偉，友輩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賞的名伶武生楊小樓。而其談吐則又溫文爾雅，不似山東大漢。今甫待人接物的風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彼�的形象被定格成“手中拿著一個大煙斗”，熱情接待前來拜訪談天的教員，“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 楊振聲豪飲的場面，也被人津津樂道。
　　楊振聲的名士風采為許多人熟知。人們�；貞浰�“一襲長衫，手攜竹杖，意態(tài)瀟然”的放達。終其一生，楊振聲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在教育及學術(shù)行政中，個人著述不多，而文學創(chuàng)作以早年的長篇小說《玉君》為代表。作為高校主要領(lǐng)導者，楊振聲向以性情溫和、瀟灑幽默聞名，輾轉(zhuǎn)周折于教育和學術(shù)行政。在當時學界印象中，其人品尤可稱道。楊振聲頗具才氣，明顯地流露在其文學作品、書法、金石字畫鑒評甚至平日言談之中。
　　鄭天挺教授的性格則與楊振聲截然不同：鄭先生正直厚道，恭儉謙謹,仁慈忠恕，木訥寡言。田余慶根據(jù)親身感受，稱贊鄭先生兼具“師”、“父”之德風，尊友愛生。鄭天挺訥于言談，講課也不夠生動，還有個很重的口頭語：“這個……這個……”但是他不僅治學非常嚴謹，辦事也極其認真。他任校務負責人期間，辦公室可任師生隨時推門徑入，不務清談，講求實效。在北大歷次民主運動中，他都力抗強權(quán)，保護師生。
　　聯(lián)大學生王永興說他“對學生像慈父一般”，羅榮渠回憶說他“真正是在關(guān)心我們……先生之關(guān)心學生，在今天買賣式的教學法中似乎是要絕跡了”。何炳棣贊曰：“只有毅生（鄭天挺字）先生才具有儒、道兩家智慧的結(jié)晶！”
　　羅常培教授的性格，內(nèi)向含蓄、不善交際，他回憶童年說，自己從小就是“歪毛兒，生來拘謹，靦腆怯懦，計較表面毀譽，受了欺負就會哭”。他說他比較軟弱，這跟摯友老舍倔犟的性格相反。所以他適合坐冷板凳，仔細查閱資料文獻，埋頭苦干，做冷門的語言學和古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工作，孤芳自賞。用老舍的話來說，“不過是獨善其身，但求無過而已。四面不靠，來自黑白不完全分明。總想遠遠躲開黑暗勢力，而躲不開，可又不敢親近革命”。
　　老舍回憶他跟羅常培的友誼時說：“我們總是以獨立不倚，作事負責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們老說得來。莘田（羅常培字）責任心極重，他的學生們都會作證。學生們大概有點怕他，因為他對他們的要求，在治學上與為人上，都很嚴格。學生們也都敬愛他，因為他對自己的要求也嚴格。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學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們教通了，能夠去獨當一面，獨立思考。他是那么負責，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張字條，也要寫得字正文清，一絲不茍。多少年來，我總愿向他學習，養(yǎng)成凡事有條有理的好習慣，可總沒能學到家。莘田所重視的獨立不倚的精神，在舊社會里有一定的好處。它使我們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
　　新中國成立后，楊振聲仍于北京大學任教，兼任北京市文聯(lián)創(chuàng)作部部長。1952年調(diào)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中國文學史教研室主任，當選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長春市政協(xié)委員、九三學社長春分社委員。1956年，病逝于北京，終年六十六歲。臨終，唯一的遺囑是將其全部藏書捐給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1950年6月，中國科學院成立不久，羅常培被任命為語言研究所所長。當他收到周恩來總理親筆簽署的任命書時，非常高興黨和政府對他學術(shù)上的肯定、政治上的信任，決心把研究所辦好。1952年，羅常培親自跟北大商定，在北大成立三年制的“語言專修科”。這批學員畢業(yè)后成了語言所和其他單位語言工作的骨干。1956年初，教育部和語言所合辦“普通話研究班”，學員來自全國各地，每期約四個月。到1958年羅常培去世時為止，已辦了六期，為地方培養(yǎng)方言調(diào)查和普通話推廣工作人員八百多人。其中不少人在實踐中成長為一些高等院校語言學科的師資或語言工作的骨干。凡是這些培植語言工作干部的事，都離不開羅常培的策劃、安排，并且他還親自參加講課。他和王均合著《普通語音學綱要》，最初就是在北大“語言專修科”講稿的基礎(chǔ)上一再修訂成書的。1958年羅常培去世，終年五十九歲。
　　1952年，鄭天挺被調(diào)至南開大學，這使之離開了長期居住的北京，離開了子女，離開了其專業(yè)所不可缺少的清史資料最豐富的收藏處，這給其個人生活和研究工作帶來了不便。
　　1979年鄭天挺擔任了《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1980年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1年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執(zhí)行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組負責人、中國檔案學會顧問等。
　　1981年12月20日,鄭天挺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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