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最著名的話劇作品《雷雨》寫成于23歲，其他幾個最好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均寫成于中青年時期。晚年時，曹禺幾乎完全不推辭外界活動――上午一個活動、下午一個活動，晚上還要觀摩看戲，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后，曹禺已是筋疲力盡，根本不可能寫作。他寫不出東西，可又希望自己對社會有用。經(jīng)過‘文革’，他不敢對外面真誠，經(jīng)常說違心的話，比如出去看戲之后，不好的戲也說好。曹禺的女兒萬方說。
　　有天深夜曹禺想自殺，在房間里大叫，“我要跳下去！我為什么要這樣活著，每天用嘴活著!”可第二天早晨，曹禺又嘲笑自己，“就我，還想成托爾斯泰呢!”那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看著看著突然一撒手，大聲說：“我就是慚愧啊！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巴金曾給曹禺寫過一封信：“你一定要寫，你的心里是有寶貝的，一定要寫出來，不要帶走�！笨上У氖牵�晚年一心想要寫出“大東西”的曹禺，最終沒能再寫出一個完整的作品。
　　曹禺那一代知識分子，雖然個人際遇各有不同，但其本質(zhì)的悲劇性是注定的：“文革”中來自外部的強大的對知識分子的壓力，以及“文革”結(jié)束后知識分子內(nèi)心給予自己的巨大壓迫和由此帶來的內(nèi)心的不自由，是悲劇的根源。
　　
　　(摘自《小康》201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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