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凌晨，魯迅獨子周海嬰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1936年魯迅謝世，周海嬰七歲失怙，在承受著“這是怎樣一種人生的哀痛”的同時，也戴上了“魯迅之子”的光環(huán)。仰望魯迅需要標本，不管周海嬰愿意不愿意，他都是睹人思人的存在；而從另一方面來講，作為政治標桿上的一個因子，魯迅的人和文都始終帶有濃厚的政治印記，作為魯迅之子，周海嬰也難免被裹挾。
　　每一天都與“魯迅”在一起
　　周海嬰的朋友喜歡以“魯迅之子”裹挾周海嬰，而周海嬰則一生都在魯迅的籠罩之中。
　　在《我與魯迅七十年》中，周海嬰寫道：“七十年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與我父親聯系在一起的�！�
　　作為“魯迅之子”，周海嬰待人處事必須格外小心謹慎。他回憶在北大物理系讀書時，同學可以打橋牌、跳交誼舞，他出于好奇，偶爾走去觀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說什么“魯迅的兒子不好好讀書，只知道打牌跳舞”。他失去了常人應有的生活方式。此后，他不論在什么單位工作，除了偶爾在政治場合下需要說話外，似乎沒有見到他的身影。
　　不但如此，連他的兒子，也脫離不開魯迅的光環(huán)。1979年，周海嬰的兒子周令飛申請到日本留學。魯迅的后代要出國，這在當時是件重大的事情，這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格外重視。有關方面認為“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孩子以自費名義出去留學，要靠外國人來關照，未免有失國家體面”，但按照規(guī)定，周令飛又不具備“公派”的資格，這頗使有關方面左右為難，最后才想出了個“公派自費”的名義解決這一難題――既不違反有關規(guī)定，又為國家爭了面子。而周令飛在留學期間與臺灣姑娘張純華的愛情，在當年海峽兩岸的意識形態(tài)語境下，竟然釀成了舉世關注的重大事件：周令飛要聲明脫離中共；周海嬰要聲明斷絕父子關系。連筆者這樣當年在讀的學子也被老師在課堂上訓誡：魯迅的后人不思“思想改造”，“叛逃”臺灣。其實，這只是愛情，與政治無關。不過，即使在現在的意識形態(tài)語境下發(fā)生這件事，媒體也會大肆炒作。原因無他，周海嬰和周令飛，是魯迅的后代。
　　周令飛“叛逃”事件后，又冒出了周海嬰為錢打官司的消息。而官司從周海嬰一審敗訴、二審被迫調解的事實，使關于他的負面評價不斷增加，連帶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女士待人處世的一些舉措也遭到非議。若沒有“魯迅之子”的光環(huán)，周海嬰的舉動何以被搞到通國皆知的境地?
　　周海嬰晚年時說：“我是在一個‘人場’的環(huán)境下長大的，就像磁場，我被這個‘人場’控制著。父親一直在鞭策著我，也在給我壓力。”
　　事實上，那些在周海嬰去世后仍給他以“承擔得起魯迅之子的頭銜”等評價的人，也同樣在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中被這樣的壓力所裹挾。
　　
　　從裹挾魯迅到還原魯迅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魯迅作為“須仰視才能看得見”的標桿，都帶上了中國意識形態(tài)特有的印記。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場域”。周海嬰所指的“人場”，自然是魯迅所處的這個“政治場域”。
　　在這個“政治場域”下，周海嬰包括許廣平無論愿意不愿意，都是其中的一個分子。因此，在政治需要魯迅時，他們就成為政治所需要的對象。
　　1975年，當毛澤東“學點魯迅”的最高指示發(fā)布后，周海嬰即上書毛澤東，請求出版局組織人員“編輯出版一部比較完善的新注釋本魯迅全集(包括書信和日記)”。毛在11月1日作了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fā)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濒斞钢�作的出版又被配合形勢提到議事日程。
　　同樣，為了配合路線斗爭的需要，1976年10月，周海嬰在《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學習魯迅》一文中，按照《人民日報》的口徑，表示《魯迅書信集》的出版，之所以需要“毛主席的直接關懷下”，是因為“多少年來，周揚等‘四條漢子’及其他黨內資產階級千方百計地企圖隱瞞、掠走甚至毀掉的那些反映魯迅同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書信”。
　　這是在政治裹挾魯迅的荒唐歲月，也是周海嬰“必須”作為魯迅代言人的歲月。2001年，在《我與魯迅七十年》中，周海嬰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檢討了那段歷史，其反思精神令人仰慕。
　　晚年的周海嬰，充分意識到作為“在場者”尷尬，他希望擺脫這一尷尬。周海嬰說：“假如魯迅作為一個時代的符號要一直存在下去的話，就必須給青年人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從他的外貌和生活上進行還原。”為此，他寫下《我與魯迅七十年》，反思以魯迅為索引的歷史。2010年，他不顧病體，費時耗力地校訂出版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原本。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工作，讓被極左意識形態(tài)遮蔽和詮釋了近60年的魯迅和他的文化精神，得到“還原”和“解放”。
　　此外，他為學界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二手的材料，而且在許多議題上引起人們對魯迅的持續(xù)關注。尤其他所提供的關于1957年毛澤東在上�；卮鹬�識界朋友提出的“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問題那段史料，更引起重大關注。關注的層面還不是停留在學理上，而是對長期以來魯迅“被政治場域”這一事實的解構。
　　作為血緣上的“魯迅之子”，盡管周海嬰無法超越自身主觀的局限――這是名人之后共有的現象，以及“政治場域”的影響，但他從裹挾魯迅到還原魯迅的過程，也為自己證明了作為“魯迅之子”存在的重大價值。
　　
　　孤獨的愛好
　　
　　在藝術界，攝影藝術從來被稱之為“孤獨的愛好”。因為這一行業(yè)的其他門類，都可以同行間切磋借鑒，而唯獨攝影，只能接受前人的技術而不能讓前人的眼睛替代自己的眼睛。周海嬰擁有這一“孤獨的愛好”，且終生樂此不疲。
　　周海嬰曾回憶說：1936年魯迅去世后，母親許廣平帶著8歲的他到杭州蔡姓女友處休養(yǎng)，“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機，令我十分好奇，經我左纏右磨，她允許我按了幾次快門，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相機�！�10歲那年，周海嬰正式拿起相機開始拍攝；12歲那年，許廣平在他的相簿上題寫了“雪痕鴻爪”“大地蹄痕”，以鼓勵做出成績。
　　失怙之痛，7歲的孩子感受到了什么?在當年國民黨的政治統(tǒng)治下，“魯迅之子”不但不是一種光環(huán)，而且還是再繼續(xù)享受富裕生活的阻礙。“孤獨的愛好”成為那時孩子的救贖。
　　許廣平非常支持兒子的這一愛好。盡管生活非常困苦，但她節(jié)衣縮食，為兒子購置一架照相機。周海嬰晚年回憶仍頗感幸運：“這使得我能夠及時拍下四五十年代的照片。”2008年，周海嬰舉辦了“鏡匣人間――周海嬰八旬攝影展”，很多人才知道他這一愛好。
　　從1942年開始拍攝，近70年來周海嬰沒間斷過，一共拍攝照片兩萬余張，其中不乏重要歷史時刻的珍貴瞬間。對于研究歷史的來說，他的攝影展上所展示的一些作品，有填補歷史空白的重大價值。譬如，1948年，即將看到新中國桅桿的中共，邀請身居香港的文化名流北上召開“新政協”。當年初冬，周海嬰隨著母親和郭沫若、李濟深、沈鈞儒、侯外廬等5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為共商國是，籌建新中國政協，在地下黨的安排下乘坐“華中輪”從香港繞道沈陽、大連北上北平。當時這一活動對外嚴格保密，沒有攝影記者跟隨。不到20歲的周海嬰憑著年輕人特有的激情和敏銳，將鏡頭瞄向了同行的共和國賢達，留下了他們生活的瞬間。這一組獨一無二的照片，填補了新政協檔案的空白，成為見證歷史的孤本。
　　周海嬰作品中另一大主題是底層普通人的生活百態(tài)。周海嬰說：“我經歷過舊社會，對社情民意很敏感。我的照片中有解放前的難民和乞討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見所聞。我不為‘獵奇’，只希望證明時事�！彼�拍攝的《難民》系列，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層人的生活狀態(tài)和生存環(huán)境。社情民意、婚喪習俗、勞作方式等，他都有涉獵。作品《熟食小販》《修鞋匠》《南貨擔子》，不僅藝術上乘，單從社會學的價值上，堪稱社會歷史的寫真。
　　這份“孤獨的愛好”，大概是周海嬰能夠唯一游離于“魯迅之子”光環(huán)的作為。唯其如此，不見“政治場域”只見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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