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迎接國慶60周年,長安街正在進行大修。此次長安街大修拓寬路面,提高路面抗碾壓能力,目的是適應重型武器裝備對路面的要求,為國慶60周年大閱兵作準備。此次大修將于2009年8月30日完工。
　　事實上,長安街并非一條普通的街。新中國成立60年來,幾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長安街都是歷史現(xiàn)場……
　　空中俯瞰,北京像一口鍋,天安門和它身后的故宮為最低點,這個城市的天際線在長安街內蠕動,出了二環(huán),才猛然變高,到了三環(huán)邊上,北京才出現(xiàn)摩天大樓。
　　寬闊的長安街,像條鋼鐵和水泥鑄就的大江,東連CBD商圈,西接國家各部委大院,將整個城市攔腰截成南北兩半。
　　“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前方是高高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右邊是人民大會堂,左邊是中國國家博物館,中間是雄偉壯觀的廣場。”對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他們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實只是長安街沿線的北京。
　　
　　“神州第一街”是怎樣形成的
　　
　　真正意義上的長安街,誕生于1949年新政權建都北京,并決定將行政中心置于舊城中心之時。
　　關于國家行政中心的位置,當時,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案,即由梁思成(梁啟超長子、時任清華大學教授、建筑系主任)與陳占祥(時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兼任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提出的,將國家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不過,這一方案未被采納。
　　1949年的開國大典,是對長安街未來政治功能的一次預演。當時,國家領導人即考慮到,需要有場地供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游行。舊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都不能滿足這一要求。
　　事實上,1949年開國大典游行時,長安街上左右各有一座門,即長安左門(今勞動人民文化宮正門前稍東)和長安右門(今中山公園正門前稍西)。當時的游行隊伍,特別是坦克車前進時,要繞過這兩個門,但繞過去之后,距離天安門和毛主席已經(jīng)不遠,調整隊伍很倉促。也因為這兩個門的阻礙,“軍旗過時不得不低頭,解放軍同志特別生氣。游行群眾眼巴巴盼著到天安門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隊伍有時直到下午還過不了門,看不著毛主席”。于是,拆除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的計劃被提出。
　　而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正是長安街生長出來的地方。它們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是皇城通往中央官署衙門的總門。平日里,百官上朝面奏皇帝都要從這里進入,無論官爵高低,都須下馬下轎,將馬拴在北小栓胡同,然后步行進長安門。
　　此時,長安街的街名為“天街”。每年新科狀元騎馬經(jīng)長安左門走過街道,已屬“皇恩浩蕩”,是唯一被允許在長安街上騎馬的時刻。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在中山公園內中山堂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討論拆除長安左門、長安右門事宜。因為當時矗立在天安門前的這兩座門,對來往車輛和行人實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處發(fā)生數(shù)百起交通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決心將其遷移。
　　在此次會議上,林徽因代表丈夫梁思成,強烈反對拆除這兩座門。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考慮當時的情況,立即召開代表中的黨員會,動員大家服從市委的決定。由于代表中黨員居多數(shù),最后在“掌聲雷動”中通過了全拆、快拆的方案。
　　這兩座門拆了一天一夜,據(jù)傳,拆門時“梁先生哭了”。
　　此后的1954年國慶前夕,北京市政府拆除了東西長安街兩座牌樓,還將西長安街西單至新華門東側約1.1公里長的路向北拓寬,使路面得以拓寬到32至50米。原來并不寬闊且有牌樓隔斷的長安街,被拆成一條寬闊通暢的大道,開始具備“神州第一街”的氣度。
　　
　　“天安門上太陽升”
　　
　　長安街是北京乃至全國規(guī)劃最多的一條街。
　　第一輪規(guī)劃始于1950年,到1954年,陸續(xù)設計了15個方案。當時,天安門廣場的規(guī)模雖然很小,但所有的方案都將長安街作為城市的東西軸線,將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作為集中體現(xiàn)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的地點。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之際,第二輪規(guī)劃也隨之開始編制。當時,北京市政府專門舉辦城市規(guī)劃展,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及各部部長都參觀了展覽。在此輪規(guī)劃中,天安門廣場面積多大、建筑多高,以及放幾座建筑等問題,意見很不一致,最后,毛澤東親定長安街的紅線寬為100米。出于當時抗美援朝戰(zhàn)爭正在持續(xù)的戰(zhàn)略考慮,長安街路面被定為一塊板的形式,以便必要時可作為飛機跑道。
　　1958年,為迎接建國10周年,中央政治局決定建設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即“十大建筑”。第三輪規(guī)劃由此開始。這輪改造過后,解放前3.7公里長、寬窄不一的長安街,變身為7公里長,30―80米寬,開始顯現(xiàn)出“神州第一街”的氣度。
　　1966年8月18日,長安街迎來了它的轉折時刻。這天凌晨,毛澤東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趕到天安門。百萬紅衛(wèi)兵和革命群眾凌晨1時就在這里等候他的檢閱――10天前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文革起,紅衛(wèi)兵興。
　　這是毛澤東自1949年進城以來,第一次穿上軍服。當紅光滿面的毛澤東與第一縷陽光一同降臨在天安門廣場時,長安街沸騰如紅色的海洋。此后,全國共有1300萬“朝圣者”走過長安街,他們作為“毛主席的客人”,一路費用全免。毛澤東先后8次登上天安門檢閱這些狂熱的崇拜者。
　　從此,天安門、太陽、毛澤東的圖案,開始占據(jù)中國的第一面墻壁。1970年9月,由上海12歲的學生金果臨作詞,19歲的徒工金月苓作曲的《我愛北京天安門》發(fā)表。有了這首歌,強化天安門、太陽、毛澤東三位一體印象的視覺、聽覺工作全部完成,以至于長安街一度被更名為“東方紅大街”。
　　那時,每趟火車靠近北京時,廣播里都會突然傳來激動、顫抖的聲音:“旅客同志們,列車的前方到站,是偉大首都北京,北京的心臟天安門,就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說,能手握紅寶書幸福地站在一塊畫有天安門的幕布前留影,已經(jīng)是值得長久回憶的美好時刻。
　　然而,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長安街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追悼廣場。“天安門上太陽升”由此成了人們心中永遠的歌聲。
　　
　　政治動脈之外的政治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東南沿海開始的,而最早的標志性事件,則是從長安街開始。長安街上“一禮堂、一商店、一城樓”的先后開放,無疑是共和國改革開放最濃縮的詮釋。
　　1979年,人民大會堂對外開放;1986年,天安門城樓開始允許非國家領導人級別的政府官員有組織地參觀,兩年后,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登上天安門城樓;1991年,長期只許外國人和極少數(shù)中國人進入的友誼商店對普通老百姓開放。
　　此后,長安街原有的堅硬的政治外殼逐漸變得現(xiàn)代、圓融。
　　1984年,馬來西亞“糖王”郭鶴年投資,在東長安街延長線建國門外大街興建了國貿中心,成為當年最引人矚目的引進外資項目。1990年,香港“紅色資本家”霍英東在北京飯店靠近天安門方向的西側,投資修建了貴賓樓飯店;接下來,香港富豪李嘉誠在北京飯店東面、王府井與長安街交會處的黃金地段,投資建設了東方廣場。
　　值得一提的是,東方廣場的興建,讓長安街上20余個部級單位、40余個市級單位、100余個區(qū)級單位、1800余戶居民在半年之內被搬遷,開創(chuàng)了政府機構集體為商業(yè)項目讓路的先河。
　　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中國改革開放加速。一年之后,一個名叫陳麗華的港商開始在毗鄰天安門廣場的黃金地段建設中國第一家高級私人會所――長安俱樂部,其服務對象正是先富裕起來的群體。
　　如今,這家入會費1.8萬美元的俱樂部聚集了眾多富商巨賈。然而,長安俱樂部的意義不在于吸納了多少先富人群,而在于從一個側面體現(xiàn)了國人對私人財產和私人生活的包容和尊重。
　　這一時期,長安街建筑風格的演變,也折射出國人的觀念變得愈加開放、包容、多元。建國初期,蘇式建筑曾大行其道,改革開放后,一系列前衛(wèi)時尚、富有現(xiàn)代氣息的建筑相繼在長安街兩旁拔地而起,它們體現(xiàn)了國人對商業(yè)、環(huán)境以及歷史看法的改變,把中國人對技術和發(fā)展的信念,同融入世界的追求結合起來,給城市帶來了活力和歡樂。
　　如今,長安街依然是中國政治活動的舞臺,依然有人民群眾的盛大游行,依然是中國的政治動脈。1983年元旦,武警部隊“國旗班”成立。3月1日凌晨,威武雄健的國旗班邁著整齊莊嚴的步伐,手托國旗從天安門門洞出發(fā),越過金水橋,越過長安街,在國歌聲中,國旗與太陽一同升起。從這一時期起,莊嚴的升旗儀式,與雄偉的天安門一起,成為凝聚全民新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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