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強者，欺凌弱者；“皇國史觀”被奉為“民族綱領”；隨意性的宗教觀為政治所用。 　　當莫斯科、倫敦、巴黎、華沙、奧斯維辛等地的“二戰(zhàn)”老兵和戰(zhàn)爭受害者，歡慶二戰(zhàn)勝利５８周年的時候，在東京卻有眾多右翼閣僚及議員公然參拜靖國神社，向甲級戰(zhàn)犯頂禮膜拜。歷史已跨入２１世紀，中日邦交正�；�也有３１年，為什么日本右翼勢力至今不肯反思歷史和表示懺悔，且任意大放厥詞呢？
　　
　　民族觀：“大和民族”的優(yōu)越心態(tài)
　　
　　日本民族長期困守海島，從島嶼上看世界。這種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形成了單一的民族結構，以及語言、歷史和文明程度的高度同一性。但同時日本又自認為乃“日所出之國”，是“天下第一國”，由狹隘心理衍生出“大和民族”的優(yōu)越感和自命不凡、唯我獨尊的民族心態(tài)。
　　“大和民族”的優(yōu)越心態(tài)，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紀６０年代明治時期尊崇天皇制的擴張主義者福澤諭吉，他被稱為日本早期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但日本的各個鄰國卻不可能認同這種評估。因為在福澤諭吉的所謂西方文明思維模式中，他汲取的多是“征服他人”、“分割世界”之類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族理念中充斥著崇拜強者、欺凌弱者的偏頗意識。福澤曾說，日本的不幸在于其鄰國朝鮮和中國太貧窮。因此，日本的出路在于“脫亞入歐”，其目的正是為了“拯救他們脫離苦海”。
　　中國總是把日本當做隔海相望的鄰邦，始終表示親情和友善。日本歷史學家木宮泰彥曾說：日本民族在上古就直接同中國往來，逐漸吸取新文化，經過咀嚼和醇化，培育出日本固有的文化。然而，日本一些教材卻寫道“自天武天皇時起，日本派出遣唐使者，以示國威”，反倒成了日本“大和民族”來中國“教化”漢民族。日本在“二戰(zhàn)”中戰(zhàn)敗后，寧肯承認是被美國人打敗，卻決不承認同時也是被中華民族所敗。日本一些右翼政要的排外意識，至今仍十分強烈。現(xiàn)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向日本自衛(wèi)隊官兵訓話時堅稱：在日本發(fā)生震災或動亂時，一定要嚴格管制“三國人”：“朝鮮人、中國人、臺灣人”。更有甚者，時至今日，石原仍把中國人稱為“支那人”。
　　今天，當中國開始走上富國強兵之路后，日本有些人又拋出了“中國威脅論”，這就是說，中國人窮了他們看不起，富起來他們也不順眼。抱有民族優(yōu)越感的日本右翼分子信奉的正是一種“服膺強者、輕蔑弱者”的價值法則。
　　
　　歷史觀：根深蒂固的“皇國史觀”
　　
　　日本國內依然存在著頑固信奉和尊崇天皇制的右翼群體―――“皇國史觀”論者�！盎蕠�史觀”昭示的是要把世界置于“天皇的統(tǒng)治”之下，它是同對外“擴張”和“征服”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股勢力盡管人數(shù)不多，但其能量萬不可低估，他們不僅往往占據輿論主流，甚至能左右日本政壇，主宰日本國家的命運。２００３年１月日本提出的《２１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zhàn)略》報告強調，中國軍事力量從中長期看對日本構成“嚴重威脅”。據此，日本要“以日韓為中心，與美國相連接，再向東南亞和大洋洲擴展，形成一個應對中國的‘網絡’”，還要加強“同加、澳協(xié)調”，改善“日俄間關系”，以此達到“平衡中國勢力”之目的。
　　一些右翼政要甚至撰文提出要“戰(zhàn)勝中國，重建日本”，不僅要遏制住中國，使日本作為戰(zhàn)略國家而得到重建，而且為同中國進行對抗，除建立“日元圈”外，還要把日本建成亞洲網絡的“指揮塔”。
　　現(xiàn)任首相小泉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始終回避兩個關鍵性問題：回避戰(zhàn)爭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區(qū)別，回避戰(zhàn)犯和一般戰(zhàn)爭死難者之區(qū)分。他辯稱參拜是“為了感受和平，不再發(fā)生戰(zhàn)爭”。而實際上，目前在日本知道那場戰(zhàn)爭的人不到總人口的一半；了解那次戰(zhàn)爭是侵略戰(zhàn)爭的人只占三分之一。這就是日本輿論長期誤導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二戰(zhàn)”給中國造成了約３５００萬人傷亡和約５０００億美元的財產損失。但由“自民黨歷史研究委員會”編寫的《大東亞戰(zhàn)略的總結》一書，竟然聲稱在南京“沒有發(fā)現(xiàn)大屠殺造成的尸體累積”，因而聲稱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日本文部科學省今年４月公布了有關２００２年度高中教科書的審定結果，依然隱匿侵略史實真相。在慰安婦問題上，施暴的主體“日本軍”被隱去，被修正為“許多婦女遭到強制暴行，受到了傷害”。在對南京大屠殺的記述中，“強奸”被改寫成籠統(tǒng)的“暴行”，降低了犯罪等級。
　　有些右翼分子甚至稱：中國所有的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都應刪掉“抗日”二字。還說，日本政府閣僚應更加頻繁地參拜靖國神社，直到中國人習慣日本的參拜而不再抗議為止。
　　
　　宗教觀：“功利性”多于“虔誠性”
　　
　　在宗教信仰上，日本人多信奉佛教、基督教、神道。日本宗教具有多樣性和隨意性，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幾種信仰。日本人的葬禮通常在寺院里舉行，婚禮卻在教堂里進行。大部分日本人家里既有佛壇，也有神龕。
　　日本一些信徒對宗教的信仰缺乏一種“虔誠如一”的心態(tài)，只是作為需要時的一種心情或尋找一種基本感覺。甚至把它作為祈求買賣昌盛、全家安寧、考試及格、升學乃至出生安全等多種多樣現(xiàn)世利益的寄托。
　　與德國相比，德國大多數(shù)人信奉基督教新教，新教教規(guī)中嚴格要求每個信徒對過去所犯下的罪過加以“清算”，即“認罪”、“懺悔”，從而得到心靈上的解脫。在不少信徒看來，“懺悔不是怯懦，而是良知的閃耀和人格的升華”。
　　一位日本朋友說：德國人之所以能夠比較認真地“懺悔”和“認罪”，與許多信徒們對其信仰的虔誠和比較真心實意的投入不無關系。而日本人的宗教觀中恰恰缺乏虔誠性，較多的是功利性，因而對于過去的歷史，很難認真地采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
　　至于對待歷史，按著日本宗教的習俗：歷史是過去了的事，應該忘記它。人一死去，“立地成佛”。一旦成了佛，不能再追打。日本實行“政教分離”，憲法明文規(guī)定：政府及其機關不應涉及“宗教活動”。其實在日本，每年８?１５戰(zhàn)敗日來臨，右翼政要都會大搖大擺地參拜靖國神社，以示悼念。靖國神社的根基中是有一定的文化因素，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去靖國神社參拜的日本政治家決不是為文化和宗教因素而去，他們是為了拉選票和籠絡人心，因為參拜靖國神社可以使政治家在國內得到很大的認可和支持。而靖國神社在歷史上起的作用就是為軍國主義鼓舞士氣，日本所謂“文化不同”的辯詞是站不住腳的。
　　狹隘的民族優(yōu)越感、根深蒂固的“皇國史觀”和宗教信仰上的“利欲”特點，是日本右翼堅持錯誤歷史觀的深層思想根源。日本應該如何對待歷史？應該怎樣與亞洲諸國和平相處？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說得好：日本要在２１世紀成為亞洲的一個伙伴，就必須建立一個基礎，使“自己能夠批評鄰國”，也“能夠傾聽鄰國的批評”。為此，日本必須為其侵略行徑反省。只有這樣，才能取信于鄰國，進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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