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認識問題，曾長期作為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被正面提及，但隨著兩國關系近年來的種種摩擦與震蕩，這種基礎不再像過去那樣堅固，雙方主流人士日益感到需要用新的思路和模式來發(fā)展兩國關系，以淡化歷史問題作為決定性因素的存在。2003年前后中國知識界的“對日新思維”大討論和2005年底開始的日本社會的“反思”潮流，均是這種動向的反映。
　　2007年，對中日兩國來說是重要的一年，說是“歷史之年”亦不為過：邦交正�；�35周年，7?7事變和南京大屠殺70周年；再往遠了說，是日本派遣“遣隋使”（小野妹子）1400周年。現(xiàn)實層面，自日本首相安倍去年訪華激活中日外交的死水之后，新年伊始，兩國便開始了一系列的外交互訪，更多的重頭戲還在后頭：2月，李肇星外長訪日；4月，溫家寶總理訪日……而安倍首相據(jù)說今夏還會訪華。
　　如此頻繁的外交穿梭，能否把兩國關系提升到所謂“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高度，不僅取決于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和主流社會的共識程度，同時也取決于歷史問題能否實現(xiàn)“軟著陸”；而后者則又取決于對歷史的認識能否超越國界。
　　
　　
　　歷史研究“去政治化”
　　
　　中日邦交正�；�近35年，從最初的短暫蜜月到不乏猜忌與謾罵的漫長磨合期，直到雙方干脆別過臉去的事實表明，兩國國民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存在偏差。這種偏差的成因極其復雜，既有源于歷史、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基于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冷戰(zhàn)及后冷戰(zhàn)時期嚴峻多變的地緣政治矛盾而生的影響，許多不同層面、不同指向的要素縱橫交織，錯綜疊加，給以大眾傳媒為主渠道的對對方國家的“理解”造成相當?shù)睦�擾。
　　當意識到歷史認識的距離僅靠“友好”的標榜難以縮短的時候，兩國國民都非常失落。不僅如此，源于歷史認識的問題在某種情緒化反動的作用下進一步發(fā)展，升級為所謂“政冷經(jīng)熱”的結構性矛盾，不僅動搖了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而且在安保、經(jīng)貿(mào)等國家根本利益層面造成了兩敗俱傷的情形。這種狀況，又反過來引發(fā)了雙方各自的民族主義思潮及其相互對立，白白貽誤甚至葬送了在“經(jīng)熱”過程中出現(xiàn)的諸多可能形成共同戰(zhàn)略利益的機運，令兩國有識之士為之焦慮。
　　一線轉(zhuǎn)機出現(xiàn)在安倍首相訪華之后。在去年10月北京峰會上，雙方簽署了《中日聯(lián)合新聞公報》，打出了“讓政治與經(jīng)濟兩個車輪強力運轉(zhuǎn)，把中日關系推向更高層次”的口號，并承諾年內(nèi)啟動中日歷史共同研究。隨后，在11月河內(nèi)APEC會議上，中國外長李肇星與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細節(jié)問題進一步磋商，使其得以具體化。不久，雙方成立了由中日兩國各10名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下設“古代史”與“近現(xiàn)代史”兩個課題小組，由中日雙方輪流主持，擬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的2008年內(nèi)發(fā)表有關研究成果，向社會公開。12月26日，該學術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首輪學術會議，標志著這項舉世矚目的學術項目正式起跑。
　　盡管此前曾有過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研究、編纂《東亞三國的近現(xiàn)代史》和日韓兩國歷史共同研究等嘗試，但由東亞兩個最重要國家的政府牽頭并主導，致力于如此大規(guī)模的學術共同研究尚屬首次，其意義已超出純學術研究的范圍，因而受到中日兩國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該項研究能否順利推進，取得成功，不僅關系到中日兩個鄰國將以何種心態(tài)在21世紀共處，其影響的“溢出效應”還會輻射東亞乃至整個國際社會。
　　可是，一項學術研究的政治意味再濃，也不代表該項研究就得遵從政治的指揮棒，為片面曲解的政治現(xiàn)實服務。我們注意到，去年，在二戰(zhàn)結束60周年之際，此前對于國民黨正面戰(zhàn)場抗戰(zhàn)歷史諱莫如深的中國官方媒體開始完整復述歷史；而試用于上海等地學校的新版歷史教科書，其突出文化、文明史的“修正主義”傾向廣為西方媒體所關注……這些大環(huán)境的點滴變化，或許有助于縮小雙方學者在意識形態(tài)和歷史觀上的差距，增進相互理解。至于有一種擔心認為，這次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學術委員會中日方代表幾乎是清一色的“實證主義”歷史學者，這會導致兩國在對某些重大歷史事實（諸如“盧溝橋事變”中誰開的第一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人數(shù)統(tǒng)計等）的認定問題上蹈入“定量”與“實證”的窠臼，而弱化甚至虛化戰(zhàn)爭罪行的性質(zhì)及其對受害國國民心靈、情感的傷害，筆者以為，這種擔心其實仍是出于泛政治化的思維。其實，學術研究就是還歷史本來面目，至于其它現(xiàn)實需要，包括慰安婦索賠、被擄勞工索賠、靖國參拜等問題，仍可通過另外的管道著力解決，不必給一個原本清晰單純的邏輯添加不必要的政治負擔。
　　
　　警惕“歷史修正主義”
　　
　　與此同時，我們卻有必要警惕日本極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借此機會發(fā)酵，影響艱難起步、正步入正軌的中日歷史共同研究。
　　去年夏天，圍繞日本前首相小泉的靖國參拜和隸屬于靖國神社的戰(zhàn)爭博物館“?就館”的歷史記述問題――該館的一些展板，尤其是有關太平洋戰(zhàn)爭的展示內(nèi)容，明顯粉飾、美化軍國日本，詆毀美國參戰(zhàn)的動機――曾爆發(fā)過一場美國對日本的“輿論反制”，作為特殊宗教法人的靖國神社被要求對部分“可能引起誤解”的陳列內(nèi)容及其解說詞做相應的“手術”。
　　經(jīng)過4個月的“調(diào)整”，靖國神社當局終于交出了答卷。新年伊始，“?就館”首次向社會公開了調(diào)整、變更后的展示內(nèi)容。除了關于太平洋戰(zhàn)爭的起因，所謂羅斯福總統(tǒng)為實現(xiàn)美國經(jīng)濟復興而蓄意把日本逼上梁山的“歷史”描述被改寫外，對某些與中國有關的記述也作了局部性修正。
　　不過，這種局部“改進”仍留有尾巴。例如，原題為《羅斯福的大戰(zhàn)略》的展板題目改為《羅斯福外交與美國的參戰(zhàn)》，雖然弱化了以前所謂的苦于經(jīng)濟蕭條的美國通過逼迫日本開戰(zhàn)而達成“勝利計劃”的陰謀論，但仍保留了羅斯�？偨y(tǒng)曾誘導“對日非難”的國際輿論的“事實”，并指美確有挑撥日本、策動戰(zhàn)爭的意圖。再如，對“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殺）的記述，館方雖作了部分調(diào)整，但仍未觸及中方歷來主張的“屠殺”措辭。
　　而且，一些實質(zhì)性修改其實是避重就輕。例如，關于“蘆溝橋事件”（7?7事變）何以發(fā)展至中日全面戰(zhàn)爭的原因問題，原先的“拒絕日中和平的中國方面的意圖”被弱化為“中國方面的反日機運”，而“中國正規(guī)軍對日本軍的非法進攻”的措辭也被刪除，但在關鍵的事變起因問題上，館方仍未有退讓，認為系因“中國方面對日軍的槍擊”，“上海事變”（8?13淞滬會戰(zhàn)）則系出于“中國方面的挑釁”。
　　此外，少數(shù)修改甚至小有退步。例如，對“滿洲事變”（9?18事變）問題，原先的“關東軍圖謀對滿洲全域進行軍事占領”的記述，被改為“（滿洲事變）乃關東軍所引起”；“關東軍建立了滿洲國”被修改為“扶持滿洲國建國”，均有推卸責任的嫌疑。
　　就此次?就館展示內(nèi)容的調(diào)整問題，韓國宋?淳外交通商相曾明確向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表示“關注”，但“日韓合并”等有關朝鮮半島的記述卻未做任何變更。這也充分說明，旨在應付美國、以求敷衍過關的權宜性應對，“惠及”中國是附帶性的，基本上屬于類似“摟草打兔子”式的行動，而韓國、朝鮮則根本沒入靖國神社當局的“法眼”。所以，一向力挺靖國神社和“參拜派”的日本大報《產(chǎn)經(jīng)新聞》不無欣慰地說：“盡管有關中國的記述也被修改，但‘主張日本立場’的展示方針卻得以維持。”就是說，對靖國神社來說，這場來自美國的修改動議是虛驚一場，在不得已做了一個元氣無傷的“手術”之后，已平安無事。
　　但即便是這種形式上的小兒科“妥協(xié)”，還是令日本極右翼勢力感到憤懣，他們罵靖國神社和一些雖持保守立場但卻親美的學者“媚美”。這深刻折射出日本社會在歷史觀上的分裂，也暗喻了表面堅不可摧的日美關系深層的不和諧――在“總保守化”的日本政壇，“普通國家”論上走得最遠的就是既反中、又反美的所謂“右翼”。他們從根本上否定戰(zhàn)后美國主導的、建立在東京審判基礎上的民主主義價值體系；他們自稱“歷史修正主義”（History Revisionism），主張“南京屠殺不存在”論、“慰安婦問題陰謀論”（即認為系國內(nèi)外反日勢力的陰謀）。一個可悲的事實是，在今天的日本，制約這種勢力的力量越來越弱；給人的感覺是，“右翼”大有接近“政治正確”，在政治上咸魚翻身的態(tài)勢。
　　在此大背景下，?就館對展示內(nèi)容動“手術”，未嘗不是“歷史修正主義”抖的一個“包袱”，借此試探日本國內(nèi)和國際社會的反應。但是，這個“包袱”確實不好玩，不僅不好玩，也給正在緊鑼密鼓落實中的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平添了一重不確定性。事實上，同樣的研究曾先期在日韓兩國之間實施，但雙方最終未能達成學術共識，不得不在2005年發(fā)表的研究報告書中“各自表述”。而比日韓分歧更為嚴重的是，中日之間不僅存在根深蒂固的歷史觀上的分割，在其之上，還有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凡此種種，讓人們在對共同研究事業(yè)保持善意期待的同時，對其前途卻無法不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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