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應該對當政者說，怎么來改變我們的制度，使我們民眾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我在某地做調查時，有關方面建議我寫寫“多不容易”，要我們的人民體諒我們的政府不容易，體諒我們的官員不容易。我當時是這么回答的：“官員不容易是事實，那他可以不干，你不容易你可以下臺。人民可以理解你的某些做法，但是不應該以此為理由讓我們不抱怨，這樣的文章我不寫�！彼麄冇指�我說希望寫另外一個題目，說現(xiàn)在中國社會發(fā)生了這么多的問題，能否讓我們的人民都知道一個和諧的社會都是一個相互理解的社會。我說在我的理解中間，一個國家要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關心民生，假如一個社會都不關心民生，假如我們的知識分子都看不到民間的疾苦，提倡不抱怨，要理解有什么用?
　　我心中充滿了疑慮，我們只要真正走向中國社會，離開大都市白領階層的生活，就會感覺到這種抱怨。今天不是要不要抱怨，是我們社會有太多民眾不得不抱怨的問題。中國社會這些不滿，這些抱怨是客觀存在的。
　　2004年我應邀到臺灣訪問，在臺灣政治大學演講完，從臺北到臺南跑了15天。我只問臺灣老百姓一個問題，假如官員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辦?人家告訴我不可能，99％的人回答不可能，合法的房產不敢的。我說假如拆了怎么辦?到法院去告他，法官會依據(jù)法律給我判決。我接著問假如法院的法官也腐敗了怎么辦?人家又回答我說：不可能，我們的法官在很多問題上可能腐敗，但是只要我有明確的產權，他不會腐敗。我說假如法官就是腐敗了怎么辦?他們說我找我的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會來進行調查，我的議員調查之后就會開新聞發(fā)布會，我的議員就在議會提出建議，這個法官和這個政府官員麻煩就大了，他們呆不下去了，會完蛋，我接著問假如議員也腐敗了怎么辦呢?我一問到這個假如的時候，人家很討厭我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么那么多假如?
　　臺灣老百姓告訴我，議員就是希望多管事情，媒體一報道，這個議員就會成為英雄，成了英雄不僅可以當縣議員、國會議員，最終還可能當“總統(tǒng)”，他們怎么會腐敗呢?一般臺灣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得最多的名片就是議員年事卡。我做了很多次試驗，比如打電話報案，一打電話議員都來了，只要在不遠的地方馬上就會趕到，而且顯得非常高興的樣子。
　　根據(jù)我的觀察，臺灣社會是相對和諧的。臺灣跟我們同樣的文化，同樣的民眾，為什么臺灣人可以告訴我“不可能”，我總結為四條：
　　第一條：有確定的產權，我的就是我的。如果連老百姓的權利都不能保障的話，我們有什么理由讓人民不抱怨。要讓人民不抱怨，不走上街頭，首先得明確他們的權利，這個權利不是封建社會給予他們的權利，而是公民權利。
　　第二條：一個社會必須有權威的司法機構。假如我們的司法不能保障人們的權利，我們的司法不能救濟權利，我們有什么資格讓我們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問老百姓法院判決為什么不服從啊?他會回答“我就是不服”，因為司法腐敗了你再問司法腐敗有證據(jù)嗎?他說沒有，反正司法就是腐敗了口一個社會發(fā)生了糾紛并不可怕，但是人們普遍對司法失去信任，那就很可怕。我們要抱怨這個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有了這個抱怨，我們才能改變這個制度。
　　第三條：要有真正的代言機構。我們每一個人不可能都去改變我們的社會，都去對政治發(fā)表觀點，但是要通過選票決定誰來代表我們的意見。我自己都不知道代表我的那個在什么地方，該找誰我不知道。不改變這些，我們只有抱怨的運動，沒有不抱怨的運動。
　　第四條：我們必須有一個開放的媒體。假如今天我們所有人都發(fā)不出聲音，我們能讓他們不抱怨嗎?他們講不出話，他們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頭，用磚頭表示他的抱怨，要讓我們的人民不走向街頭去抱怨，就需要提供公共平臺發(fā)泄他們心中的不滿。
　　比如說，自從有了復印機，中國的農民和中國的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當農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個文件復印之后貼在那兒，問地方官員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辦，一般地方政府都會很驚訝。假如沒有復印機，中國的農民不敢說這句話。現(xiàn)代科技實際上已經在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不是由于愿意改變而是被迫的改變。
　　我不主張鼓動老百姓去抱怨來改變社會。實際上，中國的民眾是最沒有抱怨心的，為什么今天有這么多人有抱怨?知識分子應該對當政者說，怎么來改變我們的制度，使我們民眾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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