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統(tǒng)治世界? 　　 　　2009年底、2010年初，不少關于中國崛起的書籍面世，風頭甚勁。 　　先說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中央王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終結(jié)》(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這本在商業(yè)上相當成功的作品受到國內(nèi)新左派們的反復引用，僅筆者見到的引用者就有甘陽、汪暉等人，幾乎成為2009年引用率最高的西方作品之一，這還是在未被翻譯過來的情況下。然而，就在中信出版社剛剛出版了此書中譯本的時候，西方著名的新左派理論領袖佩里?安德森卻在《倫敦書評》上發(fā)表了對此書的長篇批評。作為一本靠群眾心理學技術獲得銷量的書，《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個中邏輯經(jīng)不起推敲。而同為新左，國內(nèi)和國外在對待中國現(xiàn)象大相徑庭的判斷，也值得深思。
　　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的譜系：西方思潮左與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10月)中多數(shù)文章都曾在《倫敦書評》上刊過，原文的文字極優(yōu)雅又極清晰，可惜中譯很難重現(xiàn)，但此次中譯，比起2008年的《交鋒地帶》已經(jīng)好得多。安德森對他的思想對手有足夠的尊敬也不回避問題，這是我們這里的偽左派沒有能力做到的，書的第一篇便是評奧克肖特、列奧?施特勞斯和哈耶克，很精彩。顯然，這樣的評論，需要的不僅是學識還需要道德上的清明。記得2009年10月初佩里?安德森到上海來，請他吃飯時曾問他：當今活著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哪幾位?他猶豫了一下后說，有一位剛?cè)ナ赖模�是法國的弗朗索�?傅勒，這是當今的托克維爾；還有一位應該是福山，而福山是位遠被低估了的思想家。我當時聽了有點感動，覺得這才是真正左派的胸懷和見識�，F(xiàn)在的這本《思想的譜系》，就是一個詳細版的安德森思想品評，很值得去領略其中的見識。
　　摩羅的《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1月)內(nèi)容簡介慷慨激昂：“誰在妖魔化中國人?是西方人，還是我們自己?中國人100年前的精神大崩潰是怎樣發(fā)生的?誰是中國精神大崩潰的幕后旗手，誰是背后的最大贏家?……”摩羅的“大轉(zhuǎn)型”究竟是種怎么樣的想象?摩羅的《中國站起來》引起了強烈的批評，除了一部分批評是對書本身的，更多的批評則是對摩羅的陡然轉(zhuǎn)向。
　　但我對摩羅之流一直有另一個疑問，即何以他們能如此地理直氣壯?在這場“中國站起來”的大合唱中，有很多年齡比摩羅大得多的人，他們的個人、家庭的經(jīng)歷中并不乏在專制政治下屈辱、磨難的經(jīng)驗，而且，從表面看，他們也都有相當不錯的政治的和知識的辨識能力。林毓生先生從美國打來一個電話，我們在電話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林先生說：阿克頓說過：“民族主義使民主無效”，因為民族主義被認為是一個更高的原則，而當像摩羅這樣的人(這不是林先生說的)認同了民族主義這個“大我”的時候，會感到自我人格的擴大和提升，并將其普遍化。
　　也許，這是對“理直氣壯”的一個解釋，而且還是比較善意的解釋，至于另外的，就只能解釋為“別有用心”了。民族主義是一種空泛的意識形態(tài)，它是沒有達成自己目標的方案和策略的，它需要依附于其他的政治方案或意識形態(tài)之上，因而，也特別容易被其他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所操弄。所以，“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啊”，這句伏契克在法西斯興起之初留下的話，離現(xiàn)在并沒有很遠。
　　《民族主義：走向現(xiàn)代的五條道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0年4月)，作者是里亞?格林菲爾德，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世界知名的民族主義研究者。此書約650余頁，敘述了英格蘭、法蘭西、俄羅斯、德國和美利堅五種民族主義在現(xiàn)代性發(fā)展中不同的政治整合形態(tài)，對我們今天的問題和思考很有價值。這本書講的幾種形態(tài)中，尤以德國、俄羅斯和美國特別值得注意。而德國的“普魯士道路”暗合著中國的一些特征，與對“中國特殊性”的聲稱甚為相像。
　　馬克斯?韋伯的《論俄國革命》(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0年7月)是新譯的，以前沒有出過中譯本，但又很重要，尤其是韋伯通過他的工作又一次地教育我們：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應該如何運用你的學識和怎樣做一個知識分子。
　　從《論俄國革命》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韋伯從不會將自己的視野局限于某一個領域、某一個國家，他的關懷超越民族國家也超越階級政治，而是不斷地考察人類的命運和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一種大知識分子的格局，其實中國的大儒包括近代的大儒亦如此，他們會從人類的命運去考慮問題，真正地去擔當天下。此外，韋伯也從不做從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思考，他的思考始終附著于現(xiàn)實的政治運行，是歷史地實踐著的，從而知識分子的理論能力，就轉(zhuǎn)化為解答現(xiàn)實世界的政治結(jié)構和歷史運動的政治實踐。就像韋伯曾多次引用過的卡萊爾的那段話：“你生之前，悠悠千載已逝，但未來還有千百年的默默期待……”期待什么?期待那個偉大的改變?nèi)祟惷�運的洞見和由那些偉大洞見鍛煉而成的偉大事件，這才是知識分子當承受的志業(yè)。上面這些話其實只是我的一些感嘆，眼下的世界和中國，都在懸而未決的變革當口，21世紀的特征已開始顯現(xiàn)，但我們卻只有些小知識分子，而學風，還在繼續(xù)地敗壞……
　　
　　公民讀本
　　
　　這幾年談“公民社會”、“公民權利”的越來越多，但這個話題有一個前提，就是個人是可以進入公共領域的，在公共領域中公開地發(fā)言、討論、形成共識，并以此合成國家政治。而當這樣的前提不存在的時候，“公民社會”其實只是個假設。但中國的事情常常并非非此即彼的，它可以有一個長時期的即此即彼的灰色狀態(tài)，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談論“公民社會”，依然是有意義的。
　　2010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照搬了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的“公民叢書”出版，第一輯出版9種，每冊約四五萬字，兩小時就能讀完。在這個一邊在談“公民社會”，一邊卻不知何為“公民”、何為“公民社會”的今天，這套叢書不失為一份還過得去的公民讀本。
　　在介入“公共領域”的博弈中，網(wǎng)絡在中國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功不可沒�！吨匦掳l(fā)現(xiàn)社會》(英文標題為“China’sNew Revolution”，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的作者、思想國網(wǎng)站創(chuàng)始人熊培云試圖通過對各種事實的關注捕捉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他用一整章專門討論互聯(lián)網(wǎng)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就博客、Twitter、周老虎、人肉搜索等種種網(wǎng)絡現(xiàn)象進行了剖析。寫下該書時(后記寫于2009年11月)，作者的態(tài)度十分樂觀：“在我看來，轉(zhuǎn)型期中國最大的特區(qū)就是互聯(lián)網(wǎng)。這是一個思想的特區(qū)，也是一個交流的特區(qū)、傳播的特區(qū)、公民自組織的特區(qū)。它超越了生活中的一切繁文縟節(jié)；它以技術對抗技術，沖垮了種種禁忌。”
　　然而，網(wǎng)絡也在抹去現(xiàn)代人的認知方式，與理性的“鐵籠”一起，變本加厲地取消著AAf]的思想興趣。幾年前，在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SFU)教傳播學的趙月枝教授曾向我推薦過一本書“TheDigitalSublime”，不意這本書出版了，書名改為《數(shù)字化崇拜：迷思、權力與賽博空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此書 是批判性的，而且有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視角。然而，這個世界已經(jīng)失去了以往的清晰，不確定的觀念滿布于所有的學術著作。此書作者文森特?莫斯可在最后亦不甚自信地表示：面對被人類釋放出來的Internet的魔法，“我們唯一所能依靠的，只是我們簡單的人性”。此書應獲得讀書界足夠重視，其分量當不亞于前幾年的《娛樂至死》。
　　于建嶸是一個堅持從事政治實踐的學者，這點對于中國今天體制化的學界殊為難得。他曾在他的《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中講到，如何在30年前初上大學時便立志從事中國勞動階級的調(diào)查，這樣的理想主義在當時并不鮮見，但能將這種理想堅持30年并真正地付諸實踐，則極為罕見了。于建嶸近年來不斷地跟蹤頻發(fā)的群體性事件，常常第一時間趕到事件的發(fā)生地，而他在北京郊區(qū)的家則幾乎成了北京的第二個上訪中心，他描述分析底層社會和群體性事件的文章和著作，也成為觀察中國當下社會的一個極重要的資源，有意思的是，于建嶸的這些調(diào)查和研究，在政府中也頗受一些官員的關注。
　　2010年，于建嶸出版《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範幷�治是冷戰(zhàn)以后新公民運動爭取民主的主要形式，它所對抗的是伴隨著二戰(zhàn)結(jié)束去殖民化運動后的新民族國家。然而就如那句名言，“20世紀初的時候，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爭取自由和解放，但到了20世紀末，大部分國家的人民卻發(fā)現(xiàn)他們只是找到了新的暴君”。去殖民化運動對于很多的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而言，他們得到的并非是人民主權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只是墮入了新的威權。這種情況直到冷戰(zhàn)以后才開始變化，近幾十年來的新公民運動正在穿透威權的邊界，有效地通過抗爭來擴展民主的空間，以目前的發(fā)展看，這很可能將是21世紀民主發(fā)展的主要形態(tài)。于建嶸這本書所描述的部分內(nèi)容正是在當下中國發(fā)展著的新公民運動，而且，是一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公民運動。遺憾的是，作為抗爭對象的威權國家，在此書中分析甚少也遠遠不夠，這或許有出版的限制在內(nèi)，但對學術研究而言，無疑是非常遺憾的。
　　徐賁不是一位原創(chuàng)型的、體系式的作家，但他的政治觀察極為敏銳，書也讀得透，所以他的每一本書都不會令人失望，常常地，還會讓人有意外的收獲。《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9月)也如此。
　　這本書很厚，有45萬字，編輯根據(jù)文章的內(nèi)容分成四輯，讀起來方便不少。以我觀之，第三輯“往事和記憶”和第四輯“變化中的群眾與暴力”較之前兩輯更有讀頭�！巴�事和記憶”中收了9篇文章，從黨人到“文革”，分析冷靜又出入自如，殊為難得。有一篇“口述史和前蘇聯(lián)的人民記憶”，實際上是一篇書評。評的這本書叫“The Whisperem：Private Life in Stalin’Russia”，可以譯作《耳語者：斯大林俄國的私人生活》。耳語，是極權時代人們?nèi)粘Ｉ�活的特征，這本書就通過大量零碎的口述，構建起一個蘇聯(lián)時代普通人家庭中隱秘想法的歷史。此書出版后影響很大，我手上也有一本。這樣的歷史與我們的經(jīng)驗多有重疊，實在是很應該將它譯出來，只是在出版上也許有些困難。第四輯有8篇文章，差不多構成一個群眾暴力學的知識譜系，其中“暴力革命中的隱秘群眾理論”和“反殖民的法農(nóng)和暴力的法農(nóng)”都很精彩，而最后一篇落到中國：“變化中的中國‘群眾”’，完全表現(xiàn)出徐賁對近年來中國政治變化的觀察和擔憂。我知道徐賁對國內(nèi)政治有一個根本擔憂，那就是公共理性的完全喪失。這意味著將不能從對事情的爭辯中形成善的共識，甚至，就連理性的爭辯也無法形成，這種價值的和知識的普遍“叢林”狀況，恰是利維坦的最好土壤。若這利維坦又找到了具有最大政治動員力的符號如“盛大的節(jié)日”、如“民族主義”等等，那么，那些被勒龐、索雷爾描述過的、在“文革”中演練過的群體性瘋狂，并非不會重現(xiàn)的。歷史常常會出現(xiàn)兩次，而第二次的出現(xiàn)，就像馬克思所說的，將可能會是一次鬧劇。
　　
　　歷史與記憶
　　
　　高華是國內(nèi)黨史研究公認的最好學者之一，然而，高華卻從來沒有在國內(nèi)出版過著作，《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應該是第一本�！陡锩�年代》是高華的一部論文集，跨度20多年，集合了高華不同時期的研究精粹，有明確的關懷和指向，也有很多一般人平時讀不到也不會去讀的歷史資料。
　　民國史家王奇生曾以《黨員、黨權與黨爭》獲胡繩獎。其新作《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1月)指出，20世紀的中國革命應該放回到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會文化的大視野下考察，不僅要研究“革命”，同時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該書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國政治，對民國史的一些傳統(tǒng)觀點提出挑戰(zhàn)，譬如關于民國縣長和保長的政治、生活情境，關于國民黨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活動，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生發(fā)展等等，都有新的詮釋。
　　野夫從事“地下寫作”多年，散文極漂亮，那些從沉痛的生活經(jīng)驗中散發(fā)出來的善的關懷，從容地流淌在文章中。2010年初，野夫在臺灣出版的《江上的母親》曾在臺北國際書展上獲大獎。這本《塵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的出版有些令人意外，它其實就是《江上的母親》的另一個版本，其中第一篇就是“江上的母親”。
　　齊邦嬡的《巨流河》(三聯(lián)書店，2010年10月)非常值得讀。同樣是講1949年山河巨變，這本書要比龍應臺的《大江大海1949》顯得更扎實。2009年臺灣《天下》雜志的朋友來，曾送了我一本，結(jié)果兩天沒干別的事，一氣讀完。聽說很多朋友向臺灣找這本書，沒想到，這里竟也出版了。另外，熊景明的《家在云之南：憶雙親，記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8月)也值得看。熊景明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服務中心工作多年，很多去中大訪學的朋友都受過她幫助，這本《家在云之南》是她對家庭的回憶，寫得優(yōu)雅而從容，天下大事、家族命運，在熊景明筆下，都極通透。
　　在《一葉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里，蕭默先生回憶的這15年，有整整10年是“文革”，而這10年，一直存在著某種言說的禁忌。我們知道，人生之所以可以獲得超越的意義，是因為歷史是有意義的，在歷史中的人就有了超越的價值。然而，當所有改變我們命運的重大事件都被抹去，歷史再無意義的時候，人的存在亦將不再具有價值和意義，于是，剩下的，將只能是一些可有可無的私人敘事。而且，這樣的個人還無法尋求共識，也就是我們無法在個人之上找到“偉大的同一性”，這正是今天的情況。蕭默先生以私人記憶的方式寫出了這段重大的歷史，僅為這點，我們向蕭默先生致敬，向蕭默先生負有的歷史責任感致敬。
　　阿瑟?米勒是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1983年他到北京，在北京人藝導演他自己的劇作《推銷員之死》，《阿瑟?米勒手記：“推銷員”在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8月)是他在北京3個月期間的日記。那是80年代初的北京，“文革”剛過，文化正在解凍。米勒以一位劇作家的文化敏感和政治意識，感受那個時候的北京。書寫得非常好看，翻譯也很好。而關于排戲部分，米勒那些關于文化差異及對這些差異的處理亦極精彩。書中還涉及了不少人物，除了像人藝的那些著名演員如英若誠、朱琳等，還有資中筠、楊憲益、戴乃迭有他們在當時處境下的想法、精神和狀態(tài)，也許，如此詳細記錄1983年的北京文化界的外國人，米勒還是唯一的一個。
　　柳紅寫80年代經(jīng)濟學人群體的《八?年代：中國經(jīng)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年10月)，并不是一本寫的很漂亮的書，但卻令人感動、感嘆。也許，對今日已十分犬儒并以此自得的知識界，還能激出些冷汗甚或一些斗志。按說，回憶是老人的特點，似乎已不再有使命還在前方等待，大凡雄心尚存者多半不太愿意這樣，但像這本書的回憶卻可以幫助我們重回當年出發(fā)的原點，在今天這個物質(zhì)主義橫行的虛無年代，讓人們記住：在那個年代，你們曾有過如此的激情和誓言!
　　柳紅在這本書里盡可能詳細地記錄了那個開放的年代，那個年代的一群自由的靈魂和由他們而發(fā)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孫冶方、薛暮橋、杜潤生、馬洪、董輔?、吳敬璉、孫尚清，以及出生于四五十年代從“文革”中走出來的年輕一代，像陳一諮、朱嘉明、何維凌、王小強等等，全書涉及的人物上千。還有兩次莫干山會議、巴山輪會議、天津會議……以及當年的農(nóng)發(fā)組、體改所、京城四君子，等等。
　　建議諸君隨此書一起去回頭重溫：80年代我們是為什么以及如何出發(f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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