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種很麻煩的動物，如果自己運氣不好或人生倒霉，多數(shù)人都不會省思自己，而是找個最廉價的理由，全都賴給這個理由，通常已不會再講話的祖宗最容易成為箭靶，這也是俗話談的“子孫不肖，禍延祖宗”的另一層意義。
　　近代中國，從晚清開始，100多年，由于國家積弱，內(nèi)憂外患，孔老夫子和他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即成了最廉價的箭靶。外國列強為了合理化它們的恃強凌弱，而制造出一套說詞，宣稱中國文化低劣，孔老夫子造成了中國文化的祖先崇拜及保守落伍，甚至中國人的方塊字也都成了民智落后的罪魁禍首。話語關系取決于實力關系，當外國強盛的老大哥都如此說，如果我們還講孔子及中國文化豈不成了精神上的又和團?于是從民國以來，孔子即成了代罪的羔羊，“打倒孔家店”成了充滿救贖心態(tài)浪漫熱情的讀書人之口號。前幾年甚至有人還把長城黃河當成替罪羔羊，認為長城黃河是封閉落伍的記號。
　　這種怪祖宗的現(xiàn)象，如果用理論的說法，就是“思想的被殖民化”，在臺灣它以“全盤西化論”為標志，在大陸則以“批孔”為主軸，本質(zhì)上都是中西由于權力關系不對等所造成的價值與判斷之扭曲和自我否定自我虐待。以前我在求學時，整個時代風尚都是這種“打倒文化偶像”(Iconodasm)的氛圍，孔子只是擺在那里聊備一格的神主牌位而已。只有中國，近年來在權力關系上已和西方漸趨對等，始重新替孔子找回他已失落的位子，由“孔子學院”到最近的孔子塑像進入天安門廣場。孔子無言，他的浮沉所說的故事都非關他自己，而是中國在世界上權力關系位置的起伏而已。
　　今天的人由于時代的升沉起伏而早生華發(fā)，當白發(fā)漸多，或許才會知道，每個國家那千錘百煉好幾個千年，難以簡單概括的文化，才是人們精神得以安頓之家鄉(xiāng)。文化是認同，是生活方式，是沉淀在社會底處的習慣，這些元素會被凝聚在某幾個標志型的人物身上，孔子就是這樣的象征。但現(xiàn)代人也知道，國家有興衰起伏，每一代的人都要自我努力，將興衰起伏的責任推給祖先，那的確是種大不敬。這也是18世紀英國人認為“文化”這種說法太不準確，因而不用這個概念的原因，后來是德國人用這個概念來創(chuàng)造認同并影響到別國，英國人直至19世紀才勉強同意用“文化”這個概念談問題。
　　由“文化”這個名詞和概念的發(fā)生學，它其實也提示了我們，用簡單的“文化”及文化象征人物談問題雖無不可，但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分際，動輒把祖宗當成倒霉時代的廉價箭靶當然是忘本不敬，但若把祖宗抬出來合理化自己的得意，也同樣不該。
　　我自己有個人生態(tài)度，永遠感念我的祖先，但自己不敢忘努力，生怕我的不努力甚至做錯事，會侮辱到祖先，害他們死后還會被子孫拖累。我寫過文章感謝我那個不識字的母親和只讀過小學的父親，我相信感恩與努力乃是做子孫的人應有的態(tài)度。基于同理，對那個更大的文化母親，做文化子孫的我們更要努力不忘本，子孫只有透過重新解釋祖宗，才是回報及光顯祖宗的唯一方法。由孔子的百年浮沉，現(xiàn)在應該到了我們重新解釋賦予孔子新義的時候了。
　　小時候求學時代，臺灣“全盤西化論”當?shù)�，人們不屑讀中國書，凡談中國文化的多半否定在先，甚至談中國國有藝術的也認為中國繪畫沒有透視法故而落后，中國管弦樂的管孔及弦絲較少，故表達差等。后來我讀到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我才恍然有所感，中國讀書人近百年來對祖宗太過刻薄，太不慷慨了。后來又讀到日本近代作曲太師武滿徹的訪談回憶更有感觸，武滿徹說他早年只要看到尺八都覺得低劣自卑，可見看不起文化祖宗舉世皆然。西方人會把老古董耶穌，蘇格拉底，荷馬翻來覆去重新解釋幾千年，透過解釋而成為傳統(tǒng)，所有的傳統(tǒng)都是后代子孫透過不斷解釋與創(chuàng)新而被發(fā)明出來的。對孔子和中國文化，亦應如是觀。孔子百年浮沉，倒霉如此之久�？桌戏蜃犹烊粲兄�，必當百感交集，而我們做子孫的對他的百感交集，恐怕更應對自己要有不同的感觸與覺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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