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教育部《2007年工作要點》要求，今年教育部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要認真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教育問題，努力創(chuàng)建和諧校園；制定《高等學校生均成本核定辦法》，繼續(xù)強化高校服務性收費管理，全面推行教育收費公示制度。消息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上不斷傳出對大學學費的質疑聲。
　　
　　學費一路看漲
　　
　　近幾年，大學收費太高，一直為人們所詬病。
　　1949年以來，大學收費，完成了“實際上走的是免費―低收費―高收費曲線。免費上大學，是1989年之前的事；1989年，免費上大學“破冰”，大學生每年需要象征性地交學費200元；之后的五年，我國普通高校開始正式實行收費上學制度；199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全部實現收費并軌，之后，大學收費標準一路飆升。目前，大學學費一般在5000～10000元/年。
　　30年前，中國家庭培養(yǎng)一個大學生基本上不存在經濟負擔問題，家里只是少了一個勞動力。大學生上學，不僅不收費用，家庭困難的，每月還可以領到相應的補貼，以維持在校的生活開支。
　　到2002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年平均學費達到5000元。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騰訊網新聞中心聯合開展的一項有18523人參與的調查顯示，86.1%的人認為目前大學學費太高。
　　據《中國財經報》報道，一個本科生四年時間最少花費2.8萬元。在不考慮農民吃飯、穿衣、看病等消費的情況下，培養(yǎng)一個本科生的費用相當于一個貧困縣農民35年的純收入。
　　《中國青年報》1月15日報道，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fā)布的一份報告稱，大學學費在近20年的時間里，上漲了約25倍；而同期城鎮(zhèn)居民人均年實際收入才增長2.3倍。大學學費的漲幅，幾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長。
　　以上數據，僅僅針對本科生而言，至于碩士與博士階段的學費，就更高了。從2006年公布的學費標準看，北京郵電大學碩士和博士階段學費分別是每年7600元和9000元；中國政法大學分別是8000元和11000元；北京師范大學分別為8000元和10000元。
　　“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學生拖垮全家”，供一個研究生，更是讓普通中國家庭不堪重負。
　　于明，2006年9月進入北京郵電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之前，于明工作了三年，積蓄2萬元。本想能夠輕松地讀完三年研究生，可錄取通知單一接到手，于明就傻眼了。于明對記者說，“又要勒緊褲腰帶了，三年學費就得兩萬多，找家里要錢肯定不行，這么多錢，農村人出不起，只好靠我自己打拼了，邊上學邊掙錢唄！”
　　與高學費并駕齊驅的是不斷激增的就業(yè)壓力。辛辛苦苦上大學，勞力又傷財，畢業(yè)還要面對嚴峻的就業(yè)形勢和不斷下調的起始薪水。于是，有人做了一個橫向經濟比較之后發(fā)現，背著沉重的經濟負擔讀完大學后的收入，還趕不上沒上大學的同伴。投入與產出處于悖反的境地，上大學，成了賠本的買賣。
　　于是，2007年，部分地區(qū)出現了研究生報名人數下降和缺考人數上升的現象。
　　教育，對家長與學生來說，是高消費產業(yè)。家長投入大量資金的同時，還要承擔著很大的風險。據調查顯示，目前中國家庭的消費“三大件”已經變成教育、買房和買車，教育首當其沖。2006年中國家庭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除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支出，子女的教育費用已經成了中國家庭生活支出的首要項目。
　　
　　盤點政府投入
　　
　　辦大學，是高投入、高產出�！吨袊�高等教育法》規(guī)定，國家建立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為輔的體制，使高等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水平相適應。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的資金籌措體制，已運行多年，基本面貌初見端倪。
　　“八五”期間，國家預算內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持續(xù)下滑，1995年滑到谷底，只有2.41%；“九五”期間，開始緩慢爬坡，2000年達到2.87%；“十五”期間，開局第一年達到3.14%，2002年達到3.32%，2003年下降為3.28%，2004年下降到2.79%，只相當于1999年的水平。
　　2002年國家教育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成了“八五”以來的峰值。
　　2006年12月31日，教育部、國家統(tǒng)計局、財政部聯合發(fā)布了《2005年全國教育經費執(zhí)行情況統(tǒng)計公告》。公告顯示，2005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83084.80億元，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2.82%，比上年的2.79%增加了0.03個百分點。
　　2.82%的比例，讓人看到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開始回升的希望。有人指出，2007年有望達到4%的目標。
　　國家投入比例，一波三折，大家都捏著汗。但國家財政到底撥款多少才合理？
　　世界銀行一份年度報告顯示，1998年世界各國公共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為4.8%，高收入國家為5.7%，其中美國為7%；中等收入國家為4.9%；低收入國家為4%。
　　我國最早規(guī)定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比例的數據，源自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根據“綱要”規(guī)定，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20世紀末達到4%，達到發(fā)展中國家80年代的平均水平。
　　4%的比例，上世紀沒有完成，完成的期限一年拖一年。2005年的2.82%可謂峰回路轉，點燃了大家爭創(chuàng)4%的希望。然而，欣喜之余，教育規(guī)模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卻被忽略了。
　　
　　國家投入比例步履蹣跚的背后，是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急速擴大。擴招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年年攀升，從1998年的9.8%上升到2002年的15%，2005年進一步增至21%，成為世界上高等教育規(guī)模最大的國家。2005年中國在校大學生達到1562萬人，比2000年增長了181%。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王旭明指出，中國已經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
　　目前，政府的教育投入在國際上處于低水平，學費卻處于高水平。據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測算，1999年以來我國普通高等學校生均學費占人均國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維持在50%上下，遠遠高于發(fā)達國家20%的水平。
　　事實上，在各學級中，國家對大學的投入增加是最多最快的，但是，由于學生數量的增加速度遠遠大于國家投入的增加速度，因此生均國家投入和社會投入數據顯示依然是連年下滑。1999年生均國家投入登上了9743元的最高峰，隨后3年便逐步減為9324元、8268元、7622元，相當于平均每年削減7.9%。
　　政府投入力度，沒有跟上學校擴招的速度。那么，其它沒著落的錢由誰承擔，學校還是學生家長？
　　據有關人士透露，維持中國高等教育正常運轉需要4000億元，而目前國家的實際投入只有800億元，高等學校向銀行借款超過1000億元。有人提出質疑，剩下的2200億元難道全部由學生家長買單？
　　
　　明確教育成本
　　
　　學生家長質疑學費太高，學校買怨辦學虧本。關于高校學費高低的爭論，陷入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漩渦。教育部稱，2007年要制定《高等學校生均成本核定辦法》，全面推行教育收費公示制度。這一計劃，將為圍繞大學學費的爭論提供明確的答案。
　　教育成本到底有多少？口徑不一，數目也不一。
　　按照教育部提供的數據，生均成本為1.2萬～1.5萬元；
　　據教育部有關負責人的推算，理工科生均培養(yǎng)成本約為1.5萬元，文科生為1.2～1.5萬元；
　　2004年8月31日，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張保慶指出，培養(yǎng)一個本科生一年至少要4～5萬元。按照學費為成本的25%計算，學生每年應交學費1～1.25萬元；
　　據2003年《市場報》報道，培養(yǎng)一個大學生，每年只要7000～8000元。
　　按照經濟學概念，成本核算指的是在生產和服務提供過程中，對所發(fā)生的費用進行歸集和分配并按規(guī)定的方法計算成本的過程。對教育成本進行核算，首先需要對辦學費用進行歸集，明確教育過程中發(fā)生的費用到底包括哪些。
　　一個學校要運轉，需要的費用很多，是不是所有花銷都算作教育成本？比如，蓋一座高樓大廈，修一個闊氣門面，這些錢是不是應該算作成本？如果生均成本里包括這些硬件，是不是應該考慮這些硬件設施的使用年限?一座大樓如果可以使用100年的話，生均成本應該是大樓成本除以100年之內能容納的學生數目。
　　根據1996年教育部下發(fā)的《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教育培養(yǎng)成本包括以下項目：公務費、業(yè)務費、設備購置費、修繕費、教職工人員經費等正常辦學費用支出。不包括災害損失、事故、校辦產業(yè)支出等非正常辦學費用支出。
　　實際上，關于大學生培養(yǎng)成本的涵蓋范疇和計算方法一直以來就存在爭論。正常的辦學費用支出才算作教育成本，那么學校為了建立“大”校園而用高額費用興建的校門，算不算是正常辦學的費用呢？
　　目前，一些大學以豪華辦大學為思路，大興土木，高昂的費用讓部分高校負債累累。據網民稱，聊城大學的校門價值8000萬元，網絡上稱之為“高校最大、造價最高的大門”；另外，南昌大學校門2000～3000萬元；西安文理學院校門888萬元；浙江城市學院北大門800萬元；合肥工業(yè)大學校門500萬元。
　　看到這些數字，學生一片嘩然。難道這些天價的校門也算是教育成本嗎？令學生嘩然的還遠不止這些，安置退休教師、建家屬區(qū)、興科技大廈、科研費用、教師旅游消費，樣樣都是天價。
　　教育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商品，學費不是價值規(guī)律的必然產物。如果學生需要根據全部與學校運行有關的成本支付費用，那么學生也可以要求學校節(jié)約開支。只要把錢算在學生頭上，學生就有發(fā)言權。學校要開支，學生就有知情權。如果學生提出：校門可以蓋得簡陋一點，宿舍可以建得樸素一點，學生花錢上學，用的都是父母的血汗錢，不需要那么豪華的校園。這個時候，學校又該怎么辦呢？
　　更有專家擔心，學校是非營利機構，不具有成本核算制度，因而無法提供準確的成本信息。這樣一來，成本核算本身就成了一筆“糊涂賬”。
　　
　　誰掌控核算權
　　
　　據悉，教育部和財政部等有關部門正在研究高校學生的生均培養(yǎng)成本的計算方法。以后，大學生繳納學費將以學生人均培養(yǎng)成本為標準。問題的關鍵是，由誰來保障高校成本核算的公平與公正？教育成本要核算，光有一把尺子是不夠的。這把尺子是不是準確無誤，是不是公平公正，事關全局。
　　教育要收費，看起來這事該歸教育部管。就算教育部聯合其它相關部門制定出一套核定辦法，計算出學生應該交納的學費額。可是，由主管部門做出的賬本，學生會買單嗎？
　　目前，大多數學生反映，學費的繳納都是學校說了算，讓交多少就交多少，學生沒有詢問的機會與權利。倘若由主管部門單方制定出核定辦法，學生按照生均培養(yǎng)成本繳納學費，那么，依然是教育部門和學校高唱“獨角戲”，學生依然處在被動的境地。
　　目前的跡象表明，教育部、物價局和財政部是策劃核算學費的主力軍，部分高校將有機會參與進來。學生家長更擔心的是，自古“官官相護”，教育部和其它部門都是“一條船上的人”，如果他們互相袒護對方，故意把成本做大，然后讓學生家長“合理”地交費，核算成本的終極目標不就成了為學費漲價找依據了嗎？
　　誰應該參與到核算教育成本的隊伍中來，是明示教育收費的前提。換言之，到底誰有發(fā)言權？
　　核算的博弈中，應不應該有學生及家長的位子？教育部不能一手遮天，財政部不能閉門造車，交費的學生更是不甘袖手旁觀。封閉了多年的大學經費，要想徹底地立個規(guī)矩，恐怕還得打開天窗，揭開面紗，在陽光下“曝曝光”，讓大家都看個究竟。
　　2006年12月21日，成都理工大學的王金龍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民事上訴書，將母校告上法庭。王海龍緣何與母校反目成仇？原來，王海龍在校期間，因為無力交齊學費，被學校緩發(fā)了學位證書。離校后的王海龍走投無路，才走上法庭，要求學校公示學費項目，履行其告知義務，以維護自己的教育消費知情權。
　　王海龍的一紙訴狀，給高校收費的爭論敲出了一記強音。學生討要知情權，不僅僅是為什么要交這么多費用的知情權，還包括應該知道學費花在哪里。
　　當然，學校有學校的苦衷，每年國家財政撥款有限，學生數目卻有增無減，學校不得不加大校園擴建和教學設備等方面的投入。但是，把辦學經費的重擔轉嫁在家長身上，相當于將國家與社會難以承受的重負分攤到了百姓頭上。
　　核算大學成本是為了規(guī)范收費，解決百姓“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學生要求成本核算過程公開進行，讓更廣泛的人發(fā)表意見�！白岅柟庹者M來”，是透明化的前提。百姓盼望舉行聽證會；學生及家長期待有機會與教育主管人員面對面，問問學費到底用在哪里了。
　　成本核算過程公開，勢必打破教育部的“一言堂”局面。核定生均成本的初衷是好的，可一旦成本標準出臺，學校就可以為其教育資源明碼標價。設想，如果核定成本比現行的收費標準還高，學校是不是就可以有章可循地漲價了？如果核定成本比現行收費標準低，學費應該降下來，教育部又怎么補償多交了學費的家長？僅僅出一道“罪己詔”明示天下，還是實實在在地給予退款？
　　有人指出，教育部這一動作，結果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教育部，是不是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接受各種結果？
　　都說大學收費是一筆“糊涂賬”，目前的高校體制下，高等學校經費運行情況處在保密狀態(tài)，局外人不知道辦大學究竟要花多少錢。既然要重新核定學費標準，學校有沒有挺直腰板的勇氣，讓陽光照進來？大學的賬單，不單單要做給上級部門看，也應該公開學費收支賬單，讓學生家長明白消費。
　　
　　學生家長掏幾成？
　　
　　高等教育成本賬單做好了，政府、教育部、財政部及學生家長一致通過認可了，接下來就是家長掏腰包的問題了。
　　上海交大的熊丙奇教授提出了高校收費的“三大謎團”，其一便是個人應當分擔多少比例的教育成本？
　　教育，是一種投資行為，國家和個人參與投資，都可以得到相應的回報。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受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擔教育費用是應該的，問題在于學生應該承擔多少？
　　根據1996年教育部下發(fā)的《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規(guī)定：學費應為生均教育培養(yǎng)成本的25%。目前，如果按照生均成本1.2～1.5萬元計算，每個學生每年的學費5000～10000元，學生分攤的教育成本比例達到了41.7%～66.7%，而在國外這一比例通常在13%～15%之間。如果按照25%計算，目前大學生學費應該在3000～3750元之間。
　　家長分攤的費用已經高于成本的25%，應該降降了�？�25%的數字，訂立已有近20年，在今天是不是依然合適？核算出來的大學培養(yǎng)成本，不論是高還是低，學生依然承擔25%嗎？
　　高等教育是準公共產品，學校作為非營利機構，收取學費不應以盈利為目的。因此，學生分攤的成本比例應該充分考慮城鄉(xiāng)居民的實際承受能力。
　　一路看漲的學費，已經超出了中國家庭能夠承擔的范圍。據《中華年鑒》提供的數據推算，1999年中國有40%的城鎮(zhèn)家庭、51.11%的農村家庭支付不起當年的高等教育費用；在2000年學費猛漲后，這兩項指標分別達到了60%和72.54%。
　　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報告顯示，43.2%的城鎮(zhèn)貧困家庭和46.3%的農村貧困家庭將“家里要供孩子讀書”視為家庭貧困的原因之一。
　　這種情況下，25%的比例是否需要重新敲定？既然下定決心要理清高校學費的“糊涂賬”，“大治”才能平息“大亂”，何不把25%的標準也擺上桌面量化一下？
　　而且，目前爭論的鋒芒似乎聚焦在本科生的學費問題上。研究生們也在發(fā)問：研究生的學費是不是也參與核算，公費和自費又如何平衡？如果說本科生教育成本核算揭開了高校學費神秘面紗的一角，接下來是不是也應該核算一下研究生階段的成本，核算一下研究生應該承擔教育成本的幾成？
　　
　　來自貧困生的聲音
　　
　　理清教育成本一舉，有人看到了學費下調的希望，有人擔心學費會繼續(xù)上漲。最不安的，莫過于貧困學生。
　　貧困學生，是大學校園里的一個特殊群體。據統(tǒng)計，我國高校貧困生占學生總數的比例大約在20%左右，特困生比例大約在5%～10%，共涉及約500萬學生。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教育不能將他們拒之門外。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由獎學金、學生貸款、勤工助學、困難補助、學費減免和“綠色通道”等內容組成的資助經濟困難學生的政策體系。
　　要重新核定教育成本，貧困生心里忐忑不安。北京師范大學的宋毅表示，培養(yǎng)成本核定標準的出臺，對于杜絕高校亂收費的現象有積極作用，可學校收費有據可依了，經濟發(fā)展水平不同的地區(qū)就會出現不同的標準，這樣對貧困學生是不公平的，貧困生可能會面臨失學的可能。
　　學校之間存在的差異，決定了不同學校的教育成本是不一樣的。越是高水平的大學，運行的成本就越高，總體教學質量也就越好。按照教育成本收取學費，可能會出現學校不同，收費不同的狀況。
　　貧困生擔心，好大學的學費如果高于一般院校，他們將在無形之中遭受因貧困而產生的歧視。如果學校之間出現學費差異，會不會出現“貴族高�！�？有錢人進好的大學，沒錢人進一般的大學。這樣，教育資源的分配，將按照家庭收入的情況進行，富人將越來越富，窮人將越來越窮。
　　教育公平，不能缺失。核定高校學費標準之后，如果出現家庭貧困的學生不敢報考好的大學，考了高分也只能進學費低的高校的情況，教育公平在無形之中就會發(fā)生偏離。
　　真正意義上的貧困生，指的是具有貧困證明的學生。但是，仍有廣大的農村學生及中低檔收入家庭的學生，在填報高考志愿的時候，一般會考慮學費的因素。師范院校的學費，一直是低于其他類高校的，所以，師范類學校的學生大多數來自農村。
　　有專家指出，高校學費標準核定如果不重視居民家庭承擔能力的不同層次，學生選擇學校很可能被學費牽著鼻子走，很可能出現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
　　教育成本核定辦法出臺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數。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使資助經濟困難學生的政策體系不變動，不論在心理上還是在物質上，貧困學生將再次面臨尷尬局面。
　　大學學費的來龍去脈，學生有權知曉，學校有責任公開賬單，國家應當有所為。成本核算，寄托著無數家長的期盼。2007年，高校收費能明了嗎？我們拭目以待。

相關熱詞搜索：買單 和諧 校園 和諧校園誰買單？ 和諧校園作文 和諧校園手抄報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