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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柏林

發(fā)布時間:2018-06-2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我和顧彬面對面坐在波茨坦廣場附近一家連鎖餐廳里。我們是最早的顧客。午餐很簡單:色拉、金槍魚外加啤酒。雨沙沙地敲打著玻璃窗。昨晚在市政廳開幕式的酒會上,柏林詩歌節(jié)組織者托馬斯跟我說,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們的龍王爺)祈禱,明晚千萬別……可諸神讓位給天氣預(yù)報,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誦會趕進(jìn)室內(nèi)。我和顧彬來參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詩歌節(jié)。午飯后,他要趕去參加一個關(guān)于翻譯的專題討論會。
  柏林是我到過的第一個外國城市。1985年夏,我從北京出發(fā),在巴黎換機前往柏林。顧彬在機場大門外等候。我跟顧彬1981年在北京相識。那時候跟老外接觸還得有點兒膽———擺脫影子對人的跟蹤與其說是現(xiàn)實的,不如說是心理的。
  那時柏林還有東西之分。剛到西柏林,我就問一位德國人柏林墻在哪兒,她回答倒簡單: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會撞上。我們來參加“地平線藝術(shù)節(jié)”,看來地平線的確是柏林墻以外的想象。

  中國作家代表團由王蒙帶隊,浩浩蕩蕩,我是編外人員。王蒙一掃官場作風(fēng),帶著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場,自己先買了件棕色皮夾克,得意洋洋去見西德政要。我花30馬克買了套西服,送出去干洗,價錢翻了兩倍。
  顧彬那時住在土耳其移民區(qū),他尚未得到教授職位,過著清貧的日子。他給我們做麻辣豆腐湯,不怎么正宗,卻讓遠(yuǎn)離故土的中國胃激動不已。君特·格拉斯代表西柏林作協(xié)在一家餐廳請客。色拉和帶血的牛排———中國作家們大眼瞪小眼,基本沒動就撤了。最后是甜食。得,回旅館饑腸轆轆,眾人又去中餐館找補了碗湯面。
  那時候膽大。我跟孔捷生逛街,餓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廳。等侍者拿來菜單———光一道菜就30多馬克,我們傻了眼,只好說聲對不起,撒腿就跑。
  德國漢學(xué)家莎沛雪開車去東柏林看她妹妹,約我和孔捷生同行。在戒備森嚴(yán)的邊境檢查站,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受到禮遇,走不同通道。莎沛雪請我們把一份當(dāng)天的西柏林報紙藏在身上,連同我們在西柏林低價兌換的東德馬克“走私”過去。我們成了大款,請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飯,體驗到西方游客去“過渡時期”中國的優(yōu)越感。剛過中午一點半,飯館就關(guān)門了,我們不禁會心地笑了。于我,這笑有一絲酸楚。
  二十一年彈指間。顧彬依然皺著他那著名的眉頭向我微笑。他這憂郁的面具,讓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要說他過了耳順之年,卻像憤青般奮筆疾書,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他是那種很難歸類的人,可這個世界非把他歸入漢學(xué)家和譯者,讓他惱火。
  柏林建于1237年,是個多災(zāi)多難的城市。它曾于1806-1808年被拿破侖占領(lǐng);1933年希特勒上臺;1945年柏林被攻克時夷為廢墟,由美蘇英法四國共管;1948年,蘇聯(lián)對西柏林實行隔離,英美法聯(lián)軍用飛機空投物資保住對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墻在地平線上出現(xiàn),西柏林成了孤島;此后至少有239人在試圖翻越柏林墻或渡河時喪命……
  柏林墻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就在那一刻,西方媒體的所有鏡頭都對準(zhǔn)狂歡的人們。那時我剛離開西柏林不久,搬到奧斯陸,在電視前目瞪口呆。據(jù)說,德國少數(shù)知識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吁東德人在統(tǒng)一問題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并”外,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為攻擊的對象。那時只顧追逐西德馬克的東德人,很快就領(lǐng)教了那玩意兒的厲害:兔子轉(zhuǎn)身變成猛虎,逼得他們走頭無路———東德工業(yè)全面破產(chǎn),失業(yè)率居高不下,全體老百姓淪為“賤民”。
  我至今還能回憶起初讀東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說《分裂的天空》的感覺,那還是遠(yuǎn)在我去柏林以前。在我看來,所謂“分裂的天空”,絕不僅限于政治含義,深究起來其實是人類內(nèi)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后來我半遮半掩告訴德國朋友,我還是更喜歡統(tǒng)一以前的西柏林。居然他們?nèi)假澩,嚇了我一跳。?dāng)年那是藝術(shù)家和窮人的天下,如今被政客和商人所主宰;當(dāng)年樸素寧靜的生活方式,被大國首都的野心和商業(yè)化的喧囂所取代。說到底,我更喜歡的是當(dāng)年的特殊氛圍———末日感,那是人類處境的一種真實隱喻。
  ……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個家,如果家這個概念還有意義的話。我獨自漫步在街頭,看紀(jì)念教堂廣場那些街頭藝人的表演。我其實也是個街頭藝人,區(qū)別在于他們賣的是技藝,我賣的是鄉(xiāng)愁,而這個世界上鄉(xiāng)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過四十歲生日。那天在一個臺灣朋友開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國漢學(xué)家當(dāng)·斯達(dá)一家,他們專程來柏林看我。有照片為證:我端著一盤魚朝鏡頭傻笑,好像推銷廣告。對,那魚就是鄉(xiāng)愁,關(guān)于大海的鄉(xiāng)愁。
  17年過去了,我依然喜歡漫無目的地滿大街溜達(dá)。如果說巴黎是陰性的話,那么柏林就是陽性的,它像德國古典哲學(xué)一樣迷戀空間和秩序———街道寬,屋頂高,公園大;我從未見過有這么多綠地的城市。如果說一個城市是放大鏡,那么一個人則是塵封的書中的某個字,兩者本來毫無關(guān)系,除非上帝或歷史的欲望要借助城市尋找那個字,并鎖定其含義。一個漂泊者甚至連字都不是,只是字里行間的潛臺詞而已。
  詩歌節(jié)結(jié)束了,我從旅館搬到Y(jié)家,第二天由她開車送我去機場。我當(dāng)年認(rèn)識的中國留學(xué)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后一線聯(lián)系。我?guī)缀趺磕甓紒戆亓郑琘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樣招待我。記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國學(xué)生會的頭頭們在餐館相聚,其中也有Y。她的一對耳環(huán)在燈下閃爍,露水般晶瑩易逝。
  Y現(xiàn)在吃的是職業(yè)翻譯這碗飯。她17歲從中國到柏林讀書,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還溜。作為單身母親,她帶著8歲的女兒和德國男朋友在一起。他們和別人合住一個大單元,這種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縮寫),從名到實都有點兒像當(dāng)年插隊的“集體戶”。這是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產(chǎn)物,保留著原始共產(chǎn)主義的某些因素。比如,除了按比例繳房租外,每周按人頭繳25歐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夠再分?jǐn);大家做飯打掃衛(wèi)生分工合作。承租人蕾娜特也是職業(yè)翻譯,穿梭于英德西班牙文之間。她的男朋友前兩年由于中年危機搬到另一個“集體戶”去了,大概由于距離帶來的新鮮感,他們倆又和好如初。這里除了Y一家,還有個剛搬進(jìn)來的研究生,專門研究老年人記憶與遺忘的問題,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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