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知識人眼里，傳統(tǒng)儒家具有截然不同的面目。秋風先生認為儒家是憲政主義，袁偉時、易中天先生則認為儒家是專制主義，各自都代表了不同觀點的知識群體。從方法論上說，都是取其一點，前者強調儒家的限君主張，后者注重儒家的社會專制。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當時的國家觀念不是很強，新青年視儒家為專制主義的精神淵藪，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家族社會扼殺了個人自由。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指出，儒家維護的是家族制度，不符“個人獨立之道”，是很有時代代表性的言論。新青年既然要搞社會革命，勢必要將矛頭對準家族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儒學。這與晚清最后一代士人嚴復、譚嗣同等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的目標只是政治改革，所以很容易看清，中國專制皇朝的精神支柱是主張絕對君權的法家。
　　專制（autocracy）是政治學上的政體概念。假如將絕對君權視為專制，那么周朝封建制便不是專制。這一點秋風是對的，周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之間的盟約，是一種上下互相承擔責任和義務的關系，而以“吾從周”為旨歸的原始儒家則自然談不上專制了。
　　不可否認，家族社會在某些方面壓制了個人自由，但社會不是政權，秦以后以法家理論為內核的皇朝政體屬于專制，而專制下的社會卻不等于專制。正因為新文化運動將專制一詞用于社會批判，將矛頭對準家族制度，最終演成后來的社會革命，采用暴力摧毀鄉(xiāng)紳主導的基層社會，造成國家權力獨大，社會與個人皆被擠壓至無。而更重要的是，具有普世性的傳統(tǒng)基本道德也同時遭到破壞，對于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國民，道德規(guī)訓淪為空白。此后的新道德一直都是無源之水，只是靠不斷地推出英雄模范讓社會效仿，道德變成一種強加的外來的權力規(guī)訓，它的失敗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要將儒家與憲政主義聯(lián)系起來，理據(jù)也是不夠的�，F(xiàn)代憲政的宗旨是限制公權力，其最終目的是通過法治維護每個個體的權利。雖說歷史上杰出的儒家思想家一直都試圖限制君權，但儒家本身能否內在地發(fā)展出憲政思想？在現(xiàn)代人熟悉西方法治甚于儒家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從儒家思想中尋求憲政的合法性有無必要？仍是有待論證的問題。
　　漢儒曾試圖限制絕對君權，由董仲舒抬出一個“天”來嚇唬帝王，甚至提出“貶天子”的非常之論。但這個天是虛擬的，且與自然災異相聯(lián)系，沒有在此精神源頭上形成一個實在的人間約法來限制君權，故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理論，看中的是“以經(jīng)術緣飾吏事”的一面，并不真的相信災異之說，試覽一部《冊府元龜?諫諍部》，當諫官以災異進行規(guī)勸時，結果常常都是“書奏不省”，何嘗懼怕過上天動怒？錢穆先生稱董仲舒的理論多出黃老、刑名，既非孔子本義，亦非公羊本旨，而與“民視民聽”之意不同，余英時先生亦稱漢儒的政治學是儒學法家化，此皆是尊儒的現(xiàn)代史家的持平之論。
　　對此，宋儒早已看得很清楚，所以朱熹說一千五百年來，“其間雖或不無小康，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宋儒同樣也有限制君權的意圖，他們的政治理想是三代之治，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似乎可以比擬為現(xiàn)代的精英政治，但理想一旦落到權力的世界，便會產(chǎn)生變化。宋朝擴張相權的結果造成權相的產(chǎn)生，便是一例。正是由于王安石得君行道的失敗，宋儒才由外王轉為內圣，走向心性之學。這表明在缺乏個體權利意識的前提下，儒家本身很難在政治學上發(fā)展出憲政思想和路徑。
　　這樣說并不是否定儒家在歷史上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引進西方憲政思想的正是近代一批有眼光的儒家士大夫。今天將董仲舒的公羊學視為憲政理論的認識，總不能落后于當年嚴復“群己權界”、“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主張吧。故此，儒學的現(xiàn)代轉型不在政治學，而在倫理學。沒有一個社會是只靠法律維系的，在當下中國，如何使仁、義、禮、智、信超越親情社會關系，成為現(xiàn)代公民社會普遍的道德準則，或許才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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