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的唐朝兄弟》落幕,導演從劇場側門走到臺前。精瘦的小個子裹在皮夾克里,滿面笑容地朝臺下連連作揖。他對觀眾的每個問題都四兩撥千斤地回答,幾乎每句話里都有一個成語。
　　臺下觀眾議論紛紛,“還挺帥的”、“這人誰啊”此起彼伏。主持人介紹,這是這部電影的年輕導演楊樹鵬。
　　楊樹鵬是誰?從履歷表上看,他是中央電視臺前職員、《實話實說》的編導、《電影傳奇》的總導演,在電視圈浸淫多年后轉投電影。《我的唐朝兄弟》之前,他只拍過一部《烽火》。此后第二年,主演張涵予被馮小剛相中,拍了《集結號》――這也許是《烽火》最終能上映的決定因素。
　　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寫詩的混混,一個祖籍東北、生長在西北、漂在南方多年的“身世成謎”者,覺得電影是拍給少數(shù)人看,但希望大多數(shù)人都能從里面找到樂子的電影從業(yè)者,一個有幽默感的博主,外加不喜歡曝光和混圈子的“宅男”。
　　讓人倍感親切的是,他還是網上流傳的央視《分家在十月》視頻的原創(chuàng)者之一。那部短小的視頻因為淋漓盡致的“黑色幽默”在網上廣為流傳。
　　自小混社會,至今身上還留有兩處刀疤的楊樹鵬,在度過了漫長的青春期后,20歲時決心要做一個“文藝青年”。他有一個私密的博客,名叫“江山美人計”,貼滿了感悟、小說和他寫的古體詩。
　　在電影里,楊樹鵬自己客串了一個角色,“疑似”李白的詩人。皎潔的月光下,他搖頭晃腦吟了一首《靜夜思》。
　　在海南畫過廣告牌、拍過宣傳片、寫過文案之后,他去了北京,從新華社折騰到央視。在那兒他遇到了崔永元,一個連著合作兩檔王牌節(jié)目,如今所有記者都在追問,他卻不想再提起的人。
　　離開央視后,楊樹鵬開始拍電影,悄無聲息地講了一個關于“老男人和小蘿莉”的故事――《烽火》。之后他終于等到了機會。2007年,他在上海電影節(jié)的第一屆中國電影創(chuàng)投活動上講了一個強盜的故事。簡單講,就是強盜殺官兵,官兵欺負百姓,百姓又要殺強盜。這就是《我的唐朝兄弟》的雛形。當時他構想的電影還叫《苦竹林》。然后,投資來了,胡軍和姜武也來了。兩年后片子在國內正式上映。
　　一個月前,電影在釜山電影節(jié)上映,美國《綜藝》雜志的著名影評人Derek看過后評價:這是我今年看的最好的華語片。
　　《我的唐朝兄弟》有一種爺們兒的美學,大開大闔,暢快淋漓。無論愛情、友情,還是對生存的最基本的渴望,都用最原始、赤裸裸的方式來表達。在充斥著陰謀和暴力的古裝片里,是一個異數(shù)。
　　
　　男性友誼受的考驗遠大于愛情
　　
　　人物周刊:片名是《我的唐朝兄弟》,但這個故事似乎可以發(fā)生在任何朝代。
　　楊樹鵬:其實不是。我希望大家更關心人物狀態(tài)。唐代是一個開放、多元的朝代。宋代以后,中國人就變得拘謹、本分了,沒有那么得意洋洋、鮮活。這個對唐代人的精氣神有表現(xiàn),里頭的人被強奸也不至于跳河上吊。
　　人物周刊:這部電影的另一個關鍵詞是“兄弟”,但片中“兄弟”之間也有猜忌和傷害。
　　楊樹鵬:我覺得“兄弟”是特別需要認真討論的一個詞。我小時候是個混混,沒受系統(tǒng)教育。在我的成長背景中兄弟這詞特別重要。我青春期的時候,差不多全部精力都放在建設友誼而不是泡妞上了,所以我希望拍一部反映男性友誼的電影。電影里的兩個男人多年來一起走村串戶去打劫。他們走到哪個村子都冒充是打獵的,討水喝,搶劫,離開,兩個人一直相依為命。但在這個小村子里,友誼受到了考驗。我想分析分析,遇到這樣的事兒,這兩個人會怎么樣。
　　人物周刊:你以前有過類似的生活狀態(tài)?
　　楊樹鵬:我有4個非常好的朋友和我一塊兒長大。我曾經寫過一部小說,叫《金川街的狼》(甘肅把小混混叫做狼)。我們每天混在一起,過了大概有5年,有很多時候是并肩戰(zhàn)斗的狀態(tài)。我18歲那年的冬天特別冷,我們5個人在街上走,突然被十七八個人圍住。我當時隨身帶了把小斧頭,就抽出來了,他們也立刻拿磚的拿磚解皮帶的解皮帶,沒有一個人退縮。如果有一個人猶豫、退縮,氣勢就沒了。我腦子一熱就沖過去了,他們也都跟著。沖過去放手一搏,不行就全線潰退,說不定也就死了。對方當時被震住了,一下散了。
　　人物周刊:你有沒有被兄弟背叛過?
　　楊樹鵬:有啊。常常會有這種錯愕感,以為牢不可破的東西,總會破。你以為你都嘔心瀝血、肝膽相照了,但有的人可以肝膽相照,有的人就不行。男性友誼經受的考驗遠遠大于他媽的愛情。
　　人物周刊:這部片子受黑澤明影響很大?
　　楊樹鵬:黑澤明肯定影響了我,我覺得誰都逃不過他,你要是有能力就轉化得好一點,沒能力就轉化得差一點。我特別想干一件事兒:重拍一遍黑澤明的電影,至少《蜘蛛巢城》、《七武士》、《影武者》都是我想重拍的。我想用東方的敘事結構,驚堂木一拍,列位看官,且聽我道來。
　　
　　我最煩的就是煽情
　　
　　人物周刊:相比之下,你前一部作品《烽火》就顯得更生澀。
　　楊樹鵬:《烽火》是老男人們的愛物。很多中年男人看完都向我表達了滔滔景仰,因為每個老男人心里都有個小蘿莉。我心想那是因為你們老了。《烽火》拍的時間很短,錢少,技巧也生,所以成品很粗糙。
　　人物周刊:你喜歡什么樣的導演?
　　楊樹鵬:早期的張藝謀。我特別喜歡《活著》、《秋菊打官司》、《紅高粱》。我喜歡直覺型的人物。比如姜文在《芙蓉鎮(zhèn)》、《紅高粱》,他自己的片子《鬼子來了》、《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演的都是直覺型人物。我更喜歡馬丁•斯科塞斯的《憤怒的公�！�、《出租車司機》。你愛這個女人愛得不行,就跑去干一票,直來直去。我也喜歡侯麥,場景單純,行動單純。
　　人物周刊:你創(chuàng)作時會盡量避免煽情?
　　楊樹鵬:這世上我最煩的就是煽情。我一定要用比較平實的方式處理。兩個男人坐在一起,絕不會把友誼這事兒放到桌面上說,說的都是瑣碎的事兒,比如你他媽上次喝酒如何如何。不會這么說:我們的友誼走到一個危急關頭。
　　人物周刊:你這部片子被人解讀出了很多含義,那些含義是有意埋伏下的么?
　　楊樹鵬:完全沒想過。我以為大家看一看,挺樂呵就完了。岳飛的詞里說“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其實知音非常少,我現(xiàn)在到處胡說八道無非就是掩人耳目。如果要借助電影講故事,我就要認真考慮商業(yè)化。
　　我完全不想拍曲高和寡的電影,一直在尋求商業(yè)和個人風格的平衡點。我擔心我的電影道路會戛然而止。如果有那一天,我就去寫我心目中的好小說。電影是需要花錢玩的游戲,你一定要能把錢賺回來。
　　
　　央視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
　　
　　人物周刊:講講你在央視的經歷吧,《分家在十月》這片子怎么做的?
　　楊樹鵬:當時是(央視新聞)評論部年會,大家就想做個小片子自娛自樂一下,拿小頭目們調侃調侃。年會之前,《生活空間》做了個片子叫《糧食》,水平極高。第二年年會我就說做一下這個。我就找Z,和他一起看《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這兩個片子,看看能不能做點什么�？戳酥�后沒什么感覺。第二天晚上我拉了個結構出來,用錯位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完了我們倆你一句我一句配臺詞,就越說越樂。這人是誰?這人是……小白(白巖松)吧。就這樣出來了。自己配音的只有崔永元,剩下的人,我配了其中兩個,別的同事也分別配了,在保密的狀態(tài)下配的。找小白配小白就不好玩了嘛。雖然表面上反映的都是內部斗爭的事情,但還是嚴格界定在玩笑的范疇里。
　　人物周刊:當時沒有影射央視的想法么?
　　楊樹鵬:定調子的不是我。我當時做的是臺本,片頭片尾是我拍的。片頭坐輪椅的老大爺是我們收發(fā)室的,推輪椅的是辦公室一漂亮姑娘,把他們倆弄一塊了。
　　人物周刊:它顛覆了我們對央視的認知。
　　楊樹鵬:本來那個地方就挺藏龍臥虎的,有很多憂國憂民、特精英、特有才華的人。
　　人物周刊:在央視的那段日子對你有什么影響?
　　楊樹鵬:正面、負面都有。正面的是讓我有了個相對完整的履歷表,要不我的履歷會很難看。給了我一個平臺,能相對自由地運用電視這個資源來做有價值的節(jié)目,有一些實現(xiàn)價值的快樂。但也有負面的。我在那里特別不快樂,孤獨。每天到夜里上班,凌晨回家。但在《電影傳奇》有兩年特別快樂,像安了翅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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