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富裕，我們繁華。我們網(wǎng)絡了，我們國際了。這個時代太在乎它得到的東西，卻想不起來正在消失的一切。 　　 　　在奔跑的年代，懷念是件很艱難的事。小學同學的名字，通常會忘記一大半。三姑六婆的輩分，也記不確實。30年過去了，就連歷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也難免在民族的記憶里淡去。就像多年前，紅遍大陸港澳的歌星譚詠麟唱的那樣，“風雨的街頭，招牌能夠掛多久；愛過的老歌，你能記得的有幾首；交過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幾個？”人一輩子，核心的朋友圈總有一個量�？雌渌�人出沒在一個人生命中的K線圖，就知道這個人一路奔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國家也是如此。時代高唱進行曲，將一些人獻給他們的觀眾，將另一些人移往幕后。政府、媒體、公眾；政治、文化、潮流，都充當著舞臺調(diào)度。多少事物崛起，多少事物消失。20多年前，崔健第一次替時代發(fā)出嘶吼，“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蔽髦V說，過去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后來的人也不記念。因為繁華如煙，過去就拉倒，一些人我們忘了，一些人我們不知道去了哪里，還有一些我們死活想不起來，另一些我們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
　　每年有多少書籍，剛一出版就被遺忘；多少電影，還沒公映就轉(zhuǎn)到電視的某個頻道去了；多少言語，還沒說出口就被屏蔽；多少小攤小販，走著走著就不見了；多少夜市，燈一亮就成了聊齋；多少鄰居，還記不住名字，就被拆了；多少平民，還沒來得及喊一聲，就變成了窮人；多少人去了，錢還沒掙夠；多少人走了，錢還沒花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高歌猛進，推陳出新，是這個時代帶給所有人的夢想。更快、更高、更強，教會人們不再回頭，大家都學會了這樣說，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我最愛的人是下一個。
　　
　　民族理想的變遷
　　
　　三十年河西，是從1978年一個偉大的目標開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四個現(xiàn)代化”列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新時期的主要任務。和“五講四美三熱愛”一樣，這個已消失多年的短語，曾經(jīng)出現(xiàn)在數(shù)億中小學生的作文結(jié)尾里，“我決定要為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而奮斗終生”。
　　伴隨著這一理想的英雄人物，是越高尚越快樂的曲嘯叔叔、李燕杰叔叔，和越殘疾越美麗的張海迪姐姐。他們的“思想境界”，將整個時代的理想主義情結(jié)，以另一種方式點燃。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紅遍大江南北的香港歌星張明敏�！把笱b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海外華人這樣掏心窩子，帶給時代的自豪感，不亞于2個點子的GDP。
　　那時候沒有偶像一說，這些曇花一現(xiàn)的靈魂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既吻合了主流的思想解放，又部分切合了民間的啟蒙浪潮。尤其是發(fā)出人生意義拷問的潘曉，跳入化糞池搶救老農(nóng)的大學生張華，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思想教育，以舊瓶子裝新酒方式，悄悄扭向人文主義的萌發(fā)。
　　當穆鐵柱、朱建華，以及中國女排，在身體上成為世界巨人、掀起亞洲雄風時，他們也成了寄托全民族巨人夢想的LOGO。這是與今天的李宇春和劉翔們不同的。英雄和偶像的區(qū)別就在于，所謂英雄，就是國家主義的偶像；所謂偶像，就是個人主義的英雄。
　　就像龐中華如日中天的鋼筆字，連同他的名字，都是一個大寫的民族自強之夢的投射。在龐中華那里，人人練好鋼筆字，是一個民族理想與個人奮斗的充滿形式美感的契合點。這和以后在李陽那里人人學好英語的意味，也是完全不同的。
　　直到80年代末，前10年的文化英雄開始大批失蹤。在民間，詩人和報告文學作家，是兩個大眾化的文化集團軍。他們?nèi)绯彼�一般地來，然后一個一個被遺忘。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民族的危機與未來的思考，往往具有轟動效應。最轟動的一本書，是1988年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也許30年來，沒有第二本專著可以超過它當初的洛陽紙貴。但幾年以后，何博傳就迅速消失在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的視野中。
　　
　　90年代初以后，我們中間的公眾人物，開始出現(xiàn)一個最大的嬗變，就是從英雄到偶像。一方面，國家理想與個人理想開始剝離；另一方面，國家理想也開始與文化理想對峙。于是像張海迪這樣的、將意識形態(tài)與道德價值融于一身的人物，幾乎不可能再出現(xiàn)了。官方樹立的英雄，不再成為民間的偶像。而民間的偶像，也不太可能成為官方認同的英雄。這樣帶來兩個結(jié)果，一是公眾人物越來越多元化，人也越來越有意思了；二是民間的理想和輿論，開始獨當一面，形成了一套穩(wěn)定的、并開始具有市場價值的人物評價系統(tǒng)。所以崔健這樣的人物，可以從不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那里獲得承認，民間也有本事長達20年不將他遺忘。換句話說，在誰被遺忘、誰被記住這一點上，市場化使老百姓擁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影響力。
　　
　　文化理想的破碎
　　
　　
　　1993年，“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出任國家副主席，與2004年的“私產(chǎn)入憲”遙相呼應，顯示著民族理想的多元糅合�！芭�潮兒”一詞，也迅速成為對層出不窮的改革家和企業(yè)家最體面的稱呼。但從步鑫生到禹作敏，從牟其中到胡志標，各領(lǐng)風騷三五年，誰個不曾紅極一時。在老百姓用電飯鍋取代米湯濾飯、用空調(diào)取代火炭、用衛(wèi)生紙取代草紙的歲月里，這些人物如走馬燈轉(zhuǎn)，象征著我們摸著石頭過河的代價。
　　其實市場從來沒有成為過一個完整的理想，所以市場也從來沒有誕生過一個完整的偶像。盡管有錢人大不同，人人都向往，但迄今為止，真正站得住腳的偶像仍然是文化性的，而不是財富性的。換句話說，財富性的偶像仍然比文化性的偶像，失蹤的比例更大，消失的速度更快。
　　我們忘記的人越來越多，是因為無數(shù)的人加起來，才能算一個完整的人。其實我們忘記的，只是一個破碎的文化理想的片斷。我們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卻不知道時代往哪里去。瓦房消失了，院壩消失了，彎曲的街道消失了，舊書攤和擔挑的貨郎消失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們的弟兄姊妹，“表哥”和“舅舅”在今天的兒童那里，正在成為文言文。當拆遷的速度超過了人際交往的速度，墮胎的速度超過了愛情的速度，疾病的速度超過了社保的速度，立法的速度超過了執(zhí)法的速度，民間就一邊繼續(xù)生長，一邊繼續(xù)消失。
　　今天，仍有年輕人在讀三毛和席慕容的詩。但90年代初紅極一時的明星詩人汪國真，卻已花果飄零，甚至如某部肥皂劇，消失在了千萬讀者的記憶里。文化理想的破碎，市場理想的殘缺，和國家理想的缺席，使80年代后期以來的公眾人物，一度迎來了文化上的粗鄙化和怪力亂神。當政治人物逐漸被祛魅，在從政治偶像、文化偶像走向市場偶像的青黃不接的過程中，新的“造神運動”帶著對理性主義的一種民間宗教式的反彈，開始崛起。一個象征性的神話，就是80年代名震宇內(nèi)的“海燈法師”。這位老人號稱“少林主持”，卻得不到少林寺認同，以“二指禪”絕技名震天下，卻沒人真的見過。海燈聲名鵲起，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生前受萬千弟子膜拜，有電影、電視劇為其立傳，首開30年來氣功、特異功能和民間宗教浪潮的先河，直到1998年《海燈神話》一書出版，揭露其神話的記者敬永祥在2000年獲得反偽科學獎。此時，人們早就忘了當年那位始作俑者的“法師”。
　　
　　失蹤的三十年
　　
　　民間對三十年河西的記憶，是從改革之后的一份對前三十年蓋棺定論的文件開始的，即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加上幾次憲法修正案，就構(gòu)成了這三十年一個宏大敘事的邊框。
　　所有的人與事都在里面裝著，裝不下的或者被人扔掉，或者自己走開。時代變得越快，忘記和消失的就越多。如果說，在民間和文化的意義上，這三十年最偉大的成就就是重新發(fā)現(xiàn)了個人，重新尋找和捍衛(wèi)人的自由和尊嚴。那么，留在我們記憶中的，和沒能留在我們記憶中的人物，就是三十年河西交給每個公民的一份答卷。到底誰留下了，誰失蹤了。誰永垂了，誰蒸發(fā)了。就像數(shù)一數(shù)自己身邊的朋友，就知道歲月帶給了我們什么。
　　“精神污染”消失了，“靡靡之音”也無人再提；“投機倒把”消失了，東北的君子蘭、廣東的蘭花和四川的海貍鼠也消失了。1993年，輕工業(yè)部消失了；1998年，郵電部也消失了；1997年，“反革命”終于從中國的法律文件中消失了。
　　國有企業(yè)不斷消失。一座座古城不斷消失。2003年，孫志剛消失了，連“收容遣送”也消失了；2006年，“農(nóng)業(yè)稅”消失了；2007年，更多的死刑判決消失了。
　　以及痰盂消失了，大碗茶消失了，面的消失了，夜市也消失了。一切底層的生活方式都在城市里不斷失蹤，連蔚藍色的天空也跟著失蹤了。文化意義上的鄰居消失了，四海之內(nèi)皆弟兄的家庭原型也消失了。最便宜的藥物失蹤了，最昂貴的貞操也失蹤了。最短的詩歌消失了，最長的愛情也消失了。
　　曾經(jīng)的先鋒小說、第三代詩人；曾經(jīng)的海鷗相機、樂凱膠卷；曾經(jīng)的蘇小明，曾經(jīng)的校園民謠；曾經(jīng)的勞模，曾經(jīng)的三八紅旗手；曾經(jīng)的大型團體操，曾經(jīng)的啟蒙讀物《青年生活向?qū)А�，――在我們的記憶里消失了。時代在進步在發(fā)展，觀念在變化在更新，于是有的被替代，有的是被扼殺，有的是被拋棄，有的被隱藏。
　　我們富裕，我們繁華。我們網(wǎng)絡了，我們國際了。這個時代太在乎它得到的東西，卻想不起來正在消失的一切。沒有少年人知道20年前的事，沒有青年人了解30年前的苦難。人死了有一座墓，時代死了卻不肯修一座博物館。于是人們想起來說，你要重新去拜孔子。如果說，人衰老的一個標志，就是離得越近的事越想不起來，越遠的事反而記得清楚，那么三十年河西，我們是正在成熟呢，還是正在衰老?如果說，人的自由和尊嚴，一定是與記憶有關(guān)的，那么仿佛沒有昨天地活在今天，到底是正在自由呢，還是正在成為時代的囚徒?
　　最興奮的，是到處充滿崛起和復興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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