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研讀袁先生大作，有一點是必須給于足夠肯定的，那就是袁先生是基本尊重到目前為止中國史學界闡發(fā)出來的歷史事實的。比較起順手拈來幾段歷史段子，然后就展開議論來的那些自詡學者，袁先生實在于對事實的尊敬上，高屋建瓴。但是，歷史的事實是否就和歷史的真實可以劃等號，講出歷史的事實是否就意味著真正地尊重了歷史，這其中，我以為還有要和先生商榷之處。

　　一

　　先生說：美國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希望能幫助中國走向強大和民主，這根據(jù)何在？

　　抗日戰(zhàn)爭期間，美國長時間觀望，不但在亞洲輕易不肯出手，而且對在政治理念與價值觀上同出一源的歐洲各民主國家，也并未出于保護民主，乃至保護自己的考慮，及時制止德意法西斯的蔓延和泛濫。后來在歐洲出手，從歷史考證的角度，更多地是為了避免英國淪陷之后，美國在歐洲大陸的利益必將受到根本性的破壞。在德意土地上建立民主，如果也在考慮之內，那也是時過境遷的順帶。亞洲，在美國眼中，分量遠遠比不上歐洲。出于自身利益，中國是否民主還在次要，重要的首先是中國不要被別的列強獨占，所以有此前的利益均沾原則；
其次是中國不要被亞洲地區(qū)美國潛在的對手日本獨占，所以才有挺蔣抗日之舉。

　　即如袁先生自己所述：美英兩國在列強中是最后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的國家，而其放棄，乃是在德意日為了扶助所謂汪偽政權，放棄本來也意義不大的治外法權之后，為了給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政府更多“盟友”的合法性，作出的避免過于尷尬的姿態(tài)。和什么長遠“為了中國的強大和民主”絲毫不搭界。作為印證，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投降之后，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政府要到香港受降，英國馬上就出面干涉，而美國對此默許鼓勵或者有之，卻絕對沒有出面勸阻之意。

　　至于美國人這樣做，是否和蔣介石政府的腐敗有關，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jù)。不過，起碼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美國對中國一再掀起的主張憲政運動，不管出于何種原因，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在國際政治層面上，都沒有相應于其國際大國地位的舉措，相反，我們知道至少在政府互動層面上，美國人向著那個據(jù)袁先生稱非常腐敗的蔣介石政府的時候多，所謂拉偏架的時候多，真正對蔣介石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促成憲政的時候少。這樣的歷史事實，也少見于袁先生大作之中，我不知道原因，只是覺得沒有這樣的事實為佐證，我們無從猜測美國人是否真的那么愿意見到一個民主的中國－起碼是在當時。

　　二

　　誠然，在當時國際政治面對世界大戰(zhàn)的條件下，要求每一個肯于支持中國人抗日的西方國家和政府于政治道德上完美，本來就不現(xiàn)實。即便美國人未必是樂于見到中國走向民主憲政，那也可以從地緣政治需要出發(fā)，表示理解。

　　不過假如我們出于地緣政治的需要，對美國當時的政府表示理解的話，那么為什么我們不能理解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政府，同樣出于地緣政治的需要，以這樣或者那樣的利益為要挾呢？須知：美國人援助中國抗日也不是沒有開出價碼的。當年的所謂桐油計劃就是明白的例子。中國人抗擊日本侵略，對于美國人在太平洋戰(zhàn)爭中不必面對更多的來自日本的壓力，誠然是有著非常明白的地緣好處的。為這些好處，國民政府多要些錢，不知道怎么就那么不入袁先生的眼？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再來分析袁先生提供的史實，就會提出更多的問題：袁先生說美國人給蘇英的援助，完全沒有什么監(jiān)督上的限制，而給蔣介石的援助則加上了必須由美國人監(jiān)督使用的限制，并進一步說明因為蔣介石政府非常腐敗。我以為這樣的推理缺乏根據(jù)。英國是美國最緊密的盟友，唇亡齒寒，是之謂也。美英并肩作戰(zhàn)，共同指揮的地方很多，彼此需要協(xié)調的地方比比皆是。事實上并非沒有通過溝通，協(xié)調，共同指揮，交流本質性信息，從而達到事實監(jiān)督的渠道；
蘇聯(lián)是美國在意識形態(tài)上最大的對手，你想監(jiān)督，也要想想是否辦得到。對于非常實用的美國政府說來，與其在這些實際執(zhí)行層面上和意識形態(tài)對手叫真到底，最終可能得罪這個對手，因小失大，莫如讓些面子。這和美國是否相信蘇聯(lián)并那么腐敗，毫無關系。

　　而蔣介石政府則既沒有前者的親密，又沒有后者的地緣實力，根據(jù)袁先生提供的史實，顯然是仰人鼻息，寄人籬下。在這個層面上提出監(jiān)督要求，既不能算過份，因為實現(xiàn)起來也并不那么費力，所以提出來同時可以滿足國內國會的要求，也可以通過蔣介石政府的軍事行動，直接和日本人在中國戰(zhàn)場上對峙，便于美國人協(xié)調自己的對日行動。美國人的考慮中未必沒有擔心蔣介石政府腐敗的因素在內，只是我非常懷疑袁先生因此提出的國際比較。美國政府在對外軍援過程中，遇到非常腐敗政府是非常常見的現(xiàn)象，絕非只有中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如此。而華盛頓在地緣政治必須時，特別對腐敗政府眼睜眼閉，不聞不問，是拿手好戲。戰(zhàn)后的蔣介石政府絲毫不比抗日戰(zhàn)爭期間少些腐敗，但卻沒有妨礙美國政府支持它，足以說明所謂“腐敗”導致美國人反感蔣，或在個別官員那的確如此，但在地緣實用政治上，卻幾乎沒什么值得稱道的影響。

　　三

　　袁先生提供的史實還顯示，在抗戰(zhàn)期間，因為當時政治的必須和當時國民政府的實際統(tǒng)治地位并不固若金湯，所以在事實的壓力下，國民政府所處的“大后方”，雖然實行的是戰(zhàn)時法，但基本上還是容許不同聲音存在的。我們黨辦的“新華日報”在“皖南事變”之后，還可以至少以“開天窗”的方式，對蔣介石挑動反共高潮，表示強烈抗議，就是這樣不同聲音存在的事實寫照。袁先生所說云南廣西的情況也是如此。這樣的歷史事實說明了什么？我們沒有證據(jù)說它們說明了蔣介石比其他人更民主。但我們有充足的證據(jù)說明：民主是政治力量彼此制衡的歷史產物。在各派政治力量必須互相需要同時彼此互相競爭并互相排斥的環(huán)境下，一定程度的民主，比如言論相對自由，發(fā)表相對自由，結社相對自由，并非在中國是不能想象的。再說一遍：盡管如此，我們仍舊沒有充足的事實說明蔣介石這個人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勢力就一定比別人更加講究民主，僅只說明民主政治往往不是什么向往民主的主觀善意分娩的嬰兒，而是不得不為的角力結果。

　　從這個角度上看，起碼袁先生承認了蔣介石本人也并非沒有考慮過民主憲政的問題，從側面否定了蔣介石從根兒上就一定是個獨夫民賊，一個除獨裁不知世間還有他物的獨裁狂，而是一個歷史人物，一個到了必要時可同時考慮民主憲政和法西斯主義的政治人物。

　　事實上，作為蔣介石的對手，我黨也并非不知蔣介石這個人物的多重性，否則“西安事變”的解決，為什么還要考慮蔣介石平衡制衡國內各派力量的能力和意愿呢？我黨在“大后方”，在蔣介石國民政府戰(zhàn)爭法條件下，依舊可以利用有限民主權利，游刃于各個所謂“中間派”中，擴大自己的影響，你能說我們黨當時的確從骨子里不知道蔣介石在一定政治條件下，即便是不得已也罷，他也會采用一定的民主手段的。否則那兩次民主憲政的運動無論如何也不會在“大后方”掀起，自然也就不會有蔣本人迫于這樣運動的壓力的事情發(fā)生了。

　　分析了這些，要和袁先生商榷的正好就是：我們評價一個甲子之前中國發(fā)生的事情，是最終要得出蔣介石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不是個東西，所以民主憲政不可能在他們領導下實現(xiàn)呢，還是最終要我們思考中國歷史上實現(xiàn)憲政民主的各派政治力量如何形成，壯大，彼此制約，形成并非源于領導人善意，但源于社會政治力量互動，利益代表集團妥協(xié)的民主呢？我以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四

　　關于凱恩斯主義學說和所謂德蘇經(jīng)濟模式。我認為袁先生對此的評價未必適當。

　　從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的經(jīng)濟運作看，海派，尤其是美國自由主義派的影響，殊為深刻。當時的所謂小經(jīng)濟奇跡，至今為國內經(jīng)濟史學界認可。以此我們可以看出起碼一個事實，那就是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經(jīng)濟治國精英里，對市場經(jīng)濟心折的人并不在少數(shù)，當時并沒有袁先生所說對德蘇模式的醉心。

　　之所以其后發(fā)生了那樣的變化，我以為是和當時幾乎整個北半球都或者直接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或者準備進入這樣的狀態(tài)有關。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即便是最講究市場的美國，也相應地對經(jīng)濟組織方式作出了更多適用于實戰(zhàn)的所謂“準戰(zhàn)時經(jīng)濟”，加強了國家對經(jīng)濟的指揮和制衡。戰(zhàn)前，德國希特勒法西斯政權運用國家主義手段組織經(jīng)濟，非常明確地也是為了全面?zhèn)鋺?zhàn)，而并非是實際意義上的所謂“凱恩斯主義”學說的實踐，因為凱恩斯主義主張的擴大國家開支來促進危機時的市場經(jīng)濟自我刺激的力度，還包括了渡過危機之后比方減低政府負債，還經(jīng)濟于市場的內容。而當時的“戰(zhàn)爭經(jīng)濟”模式，大多都不考慮戰(zhàn)后經(jīng)濟恢復的問題－考慮這樣的問題對于那時危機經(jīng)濟學家說來也不是他們的任務。

　　從這個角度出發(fā)看問題，我們起碼可以提出這樣的假設，希望能在的的確確已發(fā)生，并存于史料中的事實里得到印證，那就是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真正醉心的，是如何在所謂三個一的原則下，重組有效的戰(zhàn)爭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而在這個戰(zhàn)爭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問題上，德國和蘇聯(lián)作為兩個意識形態(tài)截然對立的國家體系，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國家集權導致經(jīng)濟集約的道路。而事實上，動用準軍事組織原則，傾向于準軍事化的經(jīng)濟集約，也并非只有蔣介石這個特別歷史時期的特別歷史人物才會各位加以青眼。實際上，我們的大躍進運動，從經(jīng)濟組織方式上看，未必沒有準軍事原則的影子：大家一起吃食堂，放棄個人個性化消費的道德合法性，制定軍事化生產目標，不一而足，你說這不是準軍事經(jīng)濟又能是什么呢？

　　毫無疑問，危機，尤其是戰(zhàn)爭這樣的危機，非常有助于集權的產生和鞏固，而集權的產生和鞏固有非常有助于經(jīng)濟走上國家集約化的道路。不過，這樣的事情是社會組織規(guī)律性的東西，不是幾個領袖人物好惡所產生的必然結果。911反恐以來，就連美國充分相信新自由主義威力的經(jīng)濟體系，也或多或少地在政府恢復高度集權的背景下，開始了以軍火和石油來刺激整個經(jīng)濟增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美國國家到底在其中占了多大比重，我們誰也并不真正知道，但肯定是不小的。不過因為美國現(xiàn)在的政府還充分具有說服力地向全世界顯示它不打算放棄自由貿易市場經(jīng)濟原則，所以我們最多可以把它的舉動歸結于凱恩斯主義運作范疇，而無法指稱它為軍事或準軍事經(jīng)濟組織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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