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燕園變法”
發(fā)布時間:2020-05-19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最近,有關北京大學人事體制改革(草案)的討論,在校內(nèi)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其間,“非典”的突然襲來,都忙著顧命去了,暫時放松了對“草案”的關注,F(xiàn)在一場疫病的危機好呆總算告一段落,雨過天晴,又該回到對“改革”的興趣上來。北大的教職員工,當然應該更加關心對自己有切身利害關系的“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北大的興衰榮辱與所有的北大人都關系密切。北大作為中國高校的“帶頭羊”,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北大的一舉一動,理所當然“也引起了全社會教育學界的討論日趨白熱化!
北大新任命的“教改工作組組長”張維迎說:“二十年來,大學在國家保護下始終保持著高度集權化的政府管理體制,沒有改變的空間,所以改革問題一直沒有提上日程!
關于中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在很久以前就不斷有人提出過,惟其敏感性過于刺激,成敗的影響力都難以預期,多年來仍然是空談者眾,實行者寡。
實際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經(jīng)濟領域的體制改革已經(jīng)有過幾次較大的舉措,實踐證明,這些改革利多弊少,效果顯著,是有目共睹的了。而政治體制改革,則因處處涉及到舊體制中“得利群體”的當權者們,可能失去某些顯性的與隱性的“受益”因素,利害攸關,阻力有難以想象的大?照劇叭齻代表”容易,與切身利益矛盾時,究竟會代表誰?就很難說了。教育體制的改革,大體也如此,是唯一沒有真正觸動過的領域,是我國體制改革最落后的一塊“飛地”。這并不是說這些年來“領導”教育領域的改革一點沒有動靜,而是改革觸及別人的多,損及自己的少,無論是“人事制度”的升遷聘任,還是“工資福利”的調(diào)整,以及“住房分配”的等級,哪一次不是黨政干部得到的實惠更多?可憐,連以教師名義申請撥款修建的“高知樓”、“院士樓”,還不都是黨政領導們優(yōu)先占有了一大片。在現(xiàn)行體制下,教授們名義上是高校的主體,但在很多實質(zhì)問題上卻是弱勢的群體。如果誰有興趣,調(diào)查一下學校的黨政領導,哪怕只不過是“副職”,其工資、獎金、崗位津貼、住房、用車,以及國內(nèi)外的差旅費用,連資深教授也都難以望其項背,更何況一般的教授乎。而且,更為要命的是:這一部份人的晉升、任命與提職,并不與教授們同屬一樣的渠道,而歸黨組織的特殊安排,不需要黨外人民參與去考核、評審與任命。沒有教學效果與學術成就的雙重壓力,既不受“末位淘汰”之威脅,又沒有“不升即離”的擔心,穩(wěn)穩(wěn)當當終身享用。反正大權在握,研究具體的實施細則時,哪邊有利“政策”就向哪邊傾斜,哪邊實惠就往哪邊靠。花的是13億老百姓的錢,卻只受6千萬成員的黨紀所制約,人雖不多,卻是“高度集權化的政府管理體制”的主體。
這次的“燕園變法”所選擇的是“北京大學人事體制改革”,顯然是選擇了改革阻力最小的群體。而且,“改革只面向身為知識分子的教授學者,而對(黨)行政體制不聞不問。”這就避免了可能“來自權力層”的阻力。
無論是“211工程”,還是“世界一流大學”、“國際知名大學”、“著名學府”的考評,要求的“硬件”與“軟件”都只與教學與科研條件,學術成果、師資力量、教學水平、教材建設與論文數(shù)量和水平,以及培養(yǎng)人才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總而言之,沖鋒陷陣,搶險、登高,主要都是一線的業(yè)務人員。
這次的改革,又是這些人首當其沖。果真按照現(xiàn)在這些主持改革的人的設想,無非也像國有企業(yè)的改革那樣,工人下崗,干部分流,領導轉(zhuǎn)任。在轉(zhuǎn)制與資源重組的過程中,國有資產(chǎn)大流失,再通過股市把困難轉(zhuǎn)嫁給中、小股民。國有事業(yè)單位當然與企業(yè)還有所不同,但“不升即離”的結(jié)果,仍然只能是相當一部分的教師“下崗”、“轉(zhuǎn)崗”與“分流”。治人者動不了一根毫毛。
“人事管理制度”自然是需要改革的,多數(shù)人也表示擁護。
但管理人事管理制度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可不可以改革呢?
教師的教學效果與學術成就,可以評審,可以實行“末位淘汰”,可以“不升即離”。但書記和各級政工干部,仍然是由黨委任命,怎樣實行“擇優(yōu)扶重,獎勤罰懶,”怎樣“鼓勵競爭”,怎樣“促進流動”呢?
要求建立合理的教師隊伍結(jié)構,理直氣壯,無可厚非。
要不要建立合理的黨委書記及其政工干部隊伍結(jié)構?或是干脆廢除雙重領導,兩套班子,把“革命黨”時期的領導原則“改革”到“執(zhí)政黨”時期民主化的只有一套班子的辦學體制上來呢?
黨委與校長的兩套班子,本來就是中國高等教育管理成本遠遠高于世界一流大學,效率低于世界名校的癥結(jié)所在。弊端叢生的一級辦學體制不變,只在二級體制上修補,不可能帶來任何驚人的好處。而且,根據(jù)半個世紀以來北大歷次“教育革命”的經(jīng)驗,所有與一級體制相抵啎的改革,到頭來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被更高一層的體制所否掉。
就好比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改變毛澤東個人獨裁的領導方式,再來十次文革式的造反,鬧它十次的天翻地覆,又能怎么樣?改去改來,都是換湯不換藥,能有真正的進步嗎?
在很多情況下,黨性與學術上的是非對錯是不一致的,特別是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與黨性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究竟是要黨性還是要學術?常常成為高等學校“組織上”考核教師的兩難選擇。而意識形態(tài)的一元化壟斷,從根本上窒息了搞學術的“氣氛”,更何言什么學術成就?教授在課堂上授課,其學術觀點也要受到黨委、團委的干擾,盡管可以受到學生的廣泛歡迎,但并不能得到黨委的支持。結(jié)果是有學問的下課,“鸚鵡學舌”的升天。本科成績都成問題的“痞子”,一旦當了書記,憑嘴皮子就可以升任“博導”,就可以要求升“副部級”。為什么這種人就可以不通過學術的評審,或政績的認證?
夫妻中的一人當了總支書記,就開夫妻店,搞土圍子,輪流坐莊,輪流提職、提薪,把好端端的學術殿堂,蛻化成為污七糟八的政治角力場。“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徹底解決問題。
但在教育體制的改革提上了日程的今天,又有誰敢于公開提出目前我國高等學校,“始終保持著高度集權化的政府管理體制,”也應該首先接受改革開放的洗禮。就不怕說你是在“否定黨的領導”嗎?
很多人,很多文章都在懷念西南聯(lián)大(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艱苦卓絕,共赴國難)時代,上沒有黨委書記領導,下沒有校長負責,但卻是“大師云集,人才輩出”的黃金時代。而稽之于史實,西南聯(lián)大是在沒有“黨委領導下”取得的歷史成就。其所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世界知名,世界承認。
如果,現(xiàn)在北大的黨政領導真的要搞教育改革,真的要想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真的“敢為天下先!”那就不要回避高校一級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以不怕丟掉烏紗帽的志士仁人的勇氣,正面提出從一級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和建議。造福北大,造福中國的高等教育。
這才是真正的“敢為天下先”。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國出現(xiàn)了世界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那么,中國的高等教育環(huán)境,一定是已經(jīng)廢除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辦學體制桎梏的政治文明時代。
希望北京大學能有這份兒榮幸。
200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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