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興與大家見面。我自己寫作就是因為不善于言辭，只想躲進小樓安安靜靜的寫作。但由于最近出了一些書，有一些好評，又不得不出來進行各種應酬，跟大家見見面。這是一種非�；�稽矛盾的狀態(tài)。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家常話，關于哈佛，關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我希望我們大家都不要拘謹。

　　我的寫作和別的作家一樣，也是從身邊的事寫起。我比較幸運，我先生是一個還不錯的化學家。大學畢業(yè)后受聘到康奈爾大學做了五年，之后又被挖到哈佛大學。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就嫁雞隨雞，跟著他到了這兩個非常有名的地方。這兩所學校也是非常有名的。對名校的崇拜迷戀是中外皆然。關于這一點，我想給大家講一個小小的故事：《時代周刊》的總編輯，他是哈佛畢業(yè)的。當他大學本科畢業(yè)時，申請研究所，開始時他申請了密歇根大學，那時他已經有了女朋友，他的準岳父對他說，要是在東部就好了，東部是主要的學術精英所在。于是他就申請到了紐約大學，他岳父對他講可惜不是常春藤。于是他又改申請到了哥倫比亞大學，他岳父又說可惜不是普林斯頓。當他拿到普林斯頓的入學通知時，他岳父又說還是耶魯好啊。就這樣他繼續(xù)申請，一直到了哈佛法學院。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人們對法學院的偏重。為什么呢？因為美國很多總統(tǒng)都出自于哈佛。政治人物在社會上是很受尊敬的。在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中，經貿人物也是很有名的。于是當時我就想，世界上有這么多的傳記，大家都喜歡讀，但這些傳記主要是政治人物，經貿人物，而對于學院里的書生所崇拜的尊敬的師長、前輩卻沒有人來做傳記，因此我就開始做這件事，據說這一做還做成了有原創(chuàng)意義的事情。

　　我的機遇應該是很好的，因為我身邊就有這些人，而且我在哈佛生活了十九年，這都應該說是一種優(yōu)勢，至少要比那些臨時造訪的學者要方便一些。此外，我和這些人都保持了比較好的關系，與他們不卑不亢的交往了許多年，自然而然的就親如家人了，從而我可以比較容易的獲得一些別人不是特別容易得到的資料。我是非常幸運的，得到了社會對我的很多好評，這種情況我想和我生活在哈佛有關，她畢竟是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學。至于我寫哈佛并不是第一人，我也很希望再有年輕的朋友再來寫哈佛，我不希望我是最后一個，我也很愿意接受各種挑戰(zhàn)。但寫哈佛是需要很多原創(chuàng)的東西的。當我的書1995年大賣時，我們感到就出現(xiàn)了很多市場的問題，因為很多人都在寫哈佛，不管是有關無關都會寫一些不關痛癢的東西。我想明眼的讀者還是應該去辨別一下哈佛的品牌，并不是有哈佛的字眼就一定是好的。寫作要講原創(chuàng)，而不能跟著人家一窩蜂，就象我們搞學問是一樣的。

　　我曾為這本書寫跋，其中寫到：“我們只要回過頭去看，又有誰還記得托爾斯泰時代的帝王？或者司馬遷同時的富賈？”可見思想學術人物的重要性。當然政治人物和經濟人物也不是說不重要，這一點大家還可以討論。我們學歷史的對時間的無常感有深切的感受。我們覺得真實的掌握可能就是創(chuàng)作。

　　現(xiàn)代人都很忙碌，尤其對于女人更是這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寫作就一定要選自己覺得有意義迫切要寫的東西。于是我就先寫了《哈佛心影錄》。這本書類似于思想合傳。包括了所有與哈佛有關的漢學大師和兩個科學人物，比如李遠哲先生和鄭洪先生。鄭洪先生是有名的物理小說家，他既研究物理，又寫小說。李遠哲先生和我也比較熟，因為他和我先生是同行。在他做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前我們就很熟了，他回去做院長之前我還很擔心，好象他從象牙塔上下來了，擔心他不能適應臺灣的政治社會，回去后會做炮灰。這本書中寫他的內容很有意思，還有很多人在做李遠哲先生的傳記時還希望我能授權給他們用我的這篇文章。

　　這本書中大多數是曾在哈佛做過研究或是學習工作過的人。包括余英時教授，楊聯(lián)升教授等，還有趙如蘭教授，她是趙元任先生的女兒，音樂學的專家，跨東亞系和音樂系，也是少數的哈佛前十名的女教授之一。因為哈佛還是很重男輕女的，尤其是在世紀初的時候。冰心老人早年在美國留學，還因為是女子而被哈佛拒之門外不能進去查資料。后來哈佛建校三百年的時候，冰心老人還代表曾在哈佛留學過的中國留學生為哈佛送去一個紀念碑，她當時還跟哈佛學校的人開玩笑說起早年被拒之門外的事。

　　我當時就想他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沒有人為他們記下來，那么后人如何能了解呢？早在1879年的時候，哈佛附近的一些商人就主動募錢到中國來聘請一位漢學教授，他們在當時中國人還很少的地方做了這件事，的確是非常有遠見。他們聘請了一位叫戈鯤化的先生來到哈佛開始講學。戈鯤化先生十分活躍，他甚至穿著清朝的朝服上課�？墒遣恍业氖�，戈先生只在哈佛講了兩年多的課，就在1882年冬由于肺炎而去世。當時校長還為他舉辦了葬禮，并把他的遺體送回浙江寧波。戈先生是中國第一位到美國講學的先驅。

　　這后來一直到趙元任先生才又開始在哈佛講學。趙元任先生曾帶領他的女兒女婿以及一些留學生在哈佛開了一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訓練的中文班。但當時他并沒有獲得教授的稱號，直到去了伯克萊才得到教授的頭銜。

　　在我寫作的過程中夏志清教授，王登威教授都曾給過我很多幫助�，F(xiàn)在名校中的華裔教授很多，這為我們開創(chuàng)了新的局面。不象1914年、1927年、1930年時，那些華裔教授在那里落地生根。這也是使我有一種把他們寫下來的使命感的原因所在。我就想從自己的身邊寫起。因為學歷史的緣故，我在寫作中就有著很強的歷史敏銳感。于是有的書評用形容胡適的“歷史癖”來形容我，用形容梁啟超的“筆鋒常帶感情”也來形容我，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總是覺得自己寫書的時候非常幸運，因為我寫的這些人物他們大多健在，不僅他們授權我進行寫作，而且他們還親自幫助我，指導我，給我提供資料。

　　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因而個人的觀點個人的著作容易得到重視。所以我常常對年輕人說我們要尊重他人同時還要自重，不卑不亢的來爭取我們的發(fā)言權。從天時地利人和來說我是非常幸運的。因為我畢竟在哈佛呆了19年，結識了那么多人，這都為我的寫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們常常套用通俗情書的說法來談起哈佛，哈佛的過去我們沒來得及參加，而哈佛的未來卻一定有我。只有具有了這種深情，具有了這種想法，才可能努力去做。

　　我們在哈佛也不光是講學，而且作為一名教授，我們也經常辦一些中文的講座，我還經常配合一些教授辦一些關于文史哲的沙龍，討論詩詞人物等等，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在那里有一個哈佛18號教室，后來就成了哈佛燕京大禮堂，儼然成為用中文宣揚文史哲的道場。想想看，在以英語為主流的社會中，有一大群中國人在那里宣講中國的文化和文學，那是一種多么有趣的現(xiàn)象。

　　還有一點就是我常常與這些詩友在一起，他們很信任我，于是我才能有機會采訪他們，了解他們，為我的寫作做準備。比如著名的余英時教授，他總是非常忙碌，我邀請他參加我舉辦的一些沙龍時，他也總是盡量推辭。他說年紀大了，不比年輕，像做生意，只有這么多本錢，一定要定做哪門生意，不能樣樣做。所以他從來不輕易接受別人的采訪。還有很多別的教授也是這樣，比如楊聯(lián)升教授、傅偉勛教授都已經過逝，這么說來我還是搶救了很多比較珍貴的資料。我們也應該以這樣的狀態(tài)來進行研究。因此能夠在哈佛這樣的好環(huán)境中生活工作，我想是非常幸運的，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還有一點，因為我的文章他們都要審核，在審核的過程中我是非常有分寸的。我這本書是傳記性的，但我并不只是記錄了他們的思想，當然也會涉及他們的家庭。這說明我和他們的關系非常親近。但我有一點是嚴格把握的，就是不過多涉及他們的個人私事。因為我覺的這和他們的學術沒有太大的關系。我一般只是在他們審核的范圍內略微寫進一些。

　　這些大師有的也經歷了很多挫折，但他們最后還是成名成家。我想當我們大家遇上不順心的事時，來看看這本書，看看他們的經歷，我們就會油然而生一種幸福感，自然也就會去勇敢面對挫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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