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湖南的群眾組織之概況——文革史研究之六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謹以此文，悼念我的摯友、不幸英年病逝的葉長青先生！
自發(fā)性的群眾組織活動，如潮水一樣驟然興起、強盛，而又象流星一般很快衰落、消失，卻沒留下任何社會意義的痕跡，是文革中的一大特色。本文以一個省份里的文革群眾組織的概況，及其運行軌跡，向讀者展示文革歷史中的某一頁現(xiàn)在巳較鮮為人知了的畫面，以使人們對文革的歷史，增進力求全面的了解與認識。
一、群眾組織產(chǎn)生的背景
文革中曾產(chǎn)生了那么多的群眾組織，不僅是文革的獨有現(xiàn)象，也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很值得書一筆的大事。盡管我們可以對文革作種種批判，但，所謂“結社自由”的公民權利，的確在文革中有一段非常時期內，得到了相當大的體現(xiàn)，雖然，其中，仍是不完全、仍是有局限的自由。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除原有的幾個民主黨派外，人民群眾是不能自發(fā)建立任何政治組織的。文革前，在機關單位、工廠企業(yè)或學校里，只要有幾個興趣相投的人經(jīng)常聚集在一起，就有可能遭到公安和保衛(wèi)部門的監(jiān)視，即使不被關押，也得打成反黨小集團。
而在文革中，卻為什么可以出現(xiàn)那么多的群眾組織？
這就需要了解當時群眾組織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
毛澤東在文革發(fā)動階段，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刊發(fā)，除了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遇到一點阻力以外，在其他省市卻基本上是比較順利的。這固然與毛澤東的威望有關，但最重要的是，中央高層，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當時均是贊成文革的，所不同的是對形勢的估計與對運動的對象、性質、方法，與毛澤東的想法是不同罷了（這正和1959年廬山會議對待彭德懷的問題一樣，中央核心層意見基本一致。）。因此，毛澤東能得心應手地解決了彭、羅、陸、楊的問題，又輕而易舉地解散了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原來組成的文革五人小組，掃清了外圍。
不過，這時毛澤東仍是希望利用現(xiàn)存的組織系統(tǒng)，來開展文革。
為了使運動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開，當時，處于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按照傳統(tǒng)的方法，派出工作隊主持運動。
工作隊主持運動，當?shù)攸h委靠邊站，亦符合毛澤東要整黨內走資派的意愿。因此，毛澤東開始時是欣然同意。
然而，工作隊卻依舊依靠黨組織，仍然是按傳統(tǒng)方法，矛頭向下，把斗爭的矛盾對準了所謂“右派”的學生、工人、干部，和所謂“黑幫”分子的文藝界名流，學術界權威。如北京的作家老舍、歷史學教授翦伯贊、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四川老作家馬識途、湖南老作家康濯、湖南師大歷史學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等。
因此，從1966年5月開始，在各級黨委、支部的領導下，層層揪“小鄧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處處揪反動學術、技術權威，所謂“黑七類”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遭到批斗，使所謂的“牛鬼蛇神”們都惶惶不可終日。
但是，毛澤東對此卻很不滿意。這次運動，他要整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認為工作隊起了破壞作用，指示要“統(tǒng)統(tǒng)驅逐之”。因而，一下子在全國，又掀起了一股由群眾驅趕和批斗工作隊的風潮。
對于驅逐工作隊的風潮，劉少奇、鄧小平有些慌了手腳，不知所措。同時，毛澤東也還沒有想好、找到一種恰當?shù)男问�，以能全面順利地貫徹自己的意圖。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卜大華，牛宛平、張承志等一些中學生，先自發(fā)成立了名為“紅衛(wèi)兵”的組織。不久，北京海淀區(qū)的其它一些中學也先后成立了類似的學生組織。這便是第一批紅衛(wèi)兵。這些學生不僅批判學校的老師和領導，也不信任學校的共青團組織，他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階級隊伍”——紅衛(wèi)兵。
無疑，紅衛(wèi)兵組織的成立，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進行“文化大革命”，但他們的舉動，也確是開了新中國時期，群眾不經(jīng)批準，便自發(fā)“結社”的先河。
顯然，毛澤東認為這類組織可以實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意圖，于是，他在1966年8月1日親筆寫信，表示對自發(fā)成立的紅衛(wèi)兵組織予以支持。隨后，8月10日開始接見紅衛(wèi)兵，同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都戴上了“紅衛(wèi)兵”的紅袖章。
得知成立紅衛(wèi)兵組織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與支持，劉、鄧及各省市的黨政負責人，馬上也讓他們的子女組織了紅衛(wèi)兵、赤衛(wèi)隊等半官方組織，如北京紅衛(wèi)兵“西城區(qū)糾察隊”、西安紅衛(wèi)兵的“紅色恐怖隊”、湖南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等。但是，這些半官方的紅衛(wèi)兵組織，其斗爭矛頭卻并不是毛澤東所希望整肅的對象即“黨內走資派”，而是執(zhí)行了繼續(xù)“矛頭向下”的作法，大肆圍攻、打擊對黨委或工作組有意見的學生、工人、干部，以及迫害原來的“階級敵人”即地主、富農(nóng)、資本家、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成員。
毛澤東似乎察覺他支持自由結社、排開黨委的策略，再次被“變味”，他便突然公開地旗幟鮮明地支持對各地各單位黨委有意見的少數(shù)派群眾（即后來被稱為造反派）。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過去我們搞了農(nóng)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fā)動群眾來揭發(fā)我們的陰暗面”。
而正是后來成為了造反派的群眾與普通干部，對這種陰暗面比較了解、比較敏感，并且也大多身受其害。因此，毛澤東這一支持造反派的主張，導致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xiàn)，并很快就打亂了劉少奇、鄧小平原來的領導文革運動的部署。
為了將文革的烈火燃遍全中國，在文革造反運動初期，毛澤東還號召全國中學大學的學生，進行全國性大串聯(lián)。隨后，以“首都紅衛(wèi)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zhàn)斗兵團（北航紅旗）”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紅衛(wèi)兵，紛紛派出小分隊開赴全國各大城市，在全國各省會城市成立聯(lián)絡站，發(fā)動并參入當?shù)氐脑旆催\動，支持全國各地的工人農(nóng)民普通干部的造反派組織建立。
但是，即便如此，當時，毛澤東對允許“結社”的自由度有多大，實際還是規(guī)定有一些范圍的。除了政治上絕不允許反對整個共產(chǎn)黨與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絕不允許反對毛澤東與林彪等極少數(shù)幾個中央領導人這些明示的規(guī)定外，同時，也絕不允許建立產(chǎn)生全國性的群眾組織。所有的群眾組織（包括造反派組織），都不能跨省成立，而只允許在本省范圍內建立與存在。所以，當1966年底，出現(xiàn)了全國性的組織，如以合同工、臨時工為主的“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統(tǒng)一司令部”等時，中央便立馬于1967年初專此事下文，宣布取締解散了所有具有全國性建制的群眾組織。
文革群眾組織的活動高峰期，實際不到三年。即自1966年九、十月間起，至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開后不久止。自那以后，造反派雖然還以聯(lián)合統(tǒng)一了的“紅代會”（紅衛(wèi)兵）、“工代會”（工人組織）、“農(nóng)代會”（農(nóng)民組織）活動過一些時期，但，整體上巳基本沒有自由結社性質的群眾組織了。
二、湖南長沙各主要群眾組織之概況
文革的群眾組織活動的范圍，在一個省內，省會城市的群眾運動走向，實際也就引領著全省的群眾運動。一般來說，在省會城市成立了什么樣的群眾組織，那么，在該省的地區(qū)與縣城中，也會有與之相對應的組織建立。
本文所述的湖南群眾組織活動，實際也就是以其省會長沙市的群眾組織活動為代表。
長沙的文革中某一段時期，群眾組織之多，確可以用“多如牛毛”這個詞來描述，十來個人湊在一起，就可以自稱為什么“司令部”，三、五個人的組織，也敢自吹為“XX兵團”，反正是沒有誰來核查他們，誰愿意“豎桿子”立山頭，你只管豎只管立就是，絕不會有誰來抓你的“反革命小集團”。
不過，隨著運動的發(fā)展，慢慢就形成了實力與影響都較大的二十來個主要的群眾組織。
這些群眾組織，按其在派性斗爭的觀點與存在的時期，可先后大致分為六個大派別。它們是“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極左派”（“省無聯(lián)”）、“炮打三紅派”。
（一）“保守派”
文革中的“保守派”，在開始時，是被造反派們稱之為“�；逝伞�。因為，最初《人民日報》上曾有權威文章，將擁護黨內走資派的人冠之以“資產(chǎn)階級�；逝伞庇枰耘小２贿^，《人民日報》文章中所說的“�；逝伞辈⒉皇侵溉罕娊M織，而是指黨內的一些高級干部，意指他們是在保劉少奇。
自1966年11月左右起，造反派組織大規(guī)模崛起后，這頂“�；逝伞钡拿弊�，便被造反派甩到了支持省市委及各單位黨委的那些群眾組織頭上。最初，這些被斥為“�；逝伞钡娜罕娊M織頭頭與成員，對甩過來的這頂帽子不僅不反感，相反還曾揚揚自得地說：“老子就是�；逝�！要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級黨委！”
但是，后來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及各種“中央領導人講話”的大道與小道消息，都在指責“�；逝伞笔清e誤后，才沒有人公開自稱是“�；逝伞绷�，而都換成了造反的旗號。不過，兩派群眾組織雖都變成造反旗號（弄得后來的人，根本無法從組織名稱上分辨其性質，分不清誰是造黨委的反的組織，誰又是保黨委的組織了），但在當?shù)�，誰“造”誰“�！�，不僅兩派雙方都自明，就是中間逍遙的人，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逝伞钡拿Q在群眾組織中大約存在了不到三個月，到1967年初前后，中央通過各種信息渠道，指出：不要將思想上一時跟不上形勢、因而有些保守的群眾組織稱為“�；逝伞绷�。
這樣，造反派便將對立的那一派群眾組織，改稱為“保守派”。
因此，群眾組織中的“�；逝伞钡拿弊�，便換成了“保守派”，并貫穿于以后的文革派性斗爭之中。
湖南長沙市第一輪派性大戰(zhàn)中的保守派組織，自1966年8月產(chǎn)生后，到1967年元月垮臺瓦解止，大約存在了四個月時間。之所以稱之為“第一輪”的保守派，是因為，這保守派的勢力，在后來的文革運動中，始終沒消失，并以各種形式仍頑強地出現(xiàn)過，直至四人幫垮臺、造反派們覆滅。
湖南長沙市“第一輪”的保守派組織，是以“紅衛(wèi)兵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長沙總部”的成立為標志，開始形成的。這個“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后來又成立了其“高�？傊笓]部”、“工人總部”，其組織勢力強大，開始時人數(shù)達十多萬人，它的成員幾乎囊括了長沙市的中學、小學與工廠企業(yè)中的所有普通的共產(chǎn)黨員、共青團員，以及老工人、各級勞動模范們。
長沙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后來被造反派簡稱為“長保軍”，之中自然有貶意。但，“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成員對此卻不怒，反而欣然也自稱此名，因為，他們的心中，就是以“�！睘闃s。
除了“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為主體外，第一輪保守派中有名且實力不小的組織，主要還有“八一兵團”與“紅色怒火”。
1、“長保軍”——“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長沙總部”。
它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是長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眾組織。早在8月13日，就由省委、省軍區(qū)負責人的子弟為首組成，負責人為李正（市五中學生、省軍區(qū)某副司令員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學生、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之女）等高干子弟（以中學生為主）。
此后不久，到9月14日，“保衛(wèi)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wèi)隊”、“無產(chǎn)階級專政軍”也相繼組成（以工人為主）。這兩個組織人數(shù)遠不如“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其中，有些人后來轉入了“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工人總部。
以劉愛華（湖南農(nóng)學院大學生、全省著名的學毛著積極分子）、唐德元（湖南財貿學院大學生）為總指揮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湖南高等院�？傊笓]部”（以大學生為主），則于9月28日也在省體育館召開成立大會。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萬達、省委常委趙冰巖都到會祝賀，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被其聘為顧問。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至10月中，什么批“三家村”、揪“小鄧拓”“新右派”、破“四舊”、立“四新”、斗“反動學術權威”、抄“黑七類”的家，關押毆打出身于“黑七類”的教師、員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圍攻批斗“右派”學生、教師等等，都由這個“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紅衛(wèi)兵或其前黨團積極分子身份所為。他們有著很強的政治優(yōu)越感，黨委指向哪里，他們就沖向哪里。因此，他們實際上是當時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組織。
現(xiàn)在很多回憶、批判紅衛(wèi)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說的“紅衛(wèi)兵”，就基本上是各地的如這個“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一類的紅衛(wèi)兵組織的人員。
“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仿效軍隊建制，在這一組織內設立了諸如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保衛(wèi)部、宣傳部等機構。而且還將原省政協(xié)委員們驅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占椐了省政協(xié)大院作其總部，總部大院配置了身著軍裝的值崗衛(wèi)兵（當然也是紅衛(wèi)兵），并向可以進出總部的人敬軍禮。整個兒就儼然是一個軍區(qū)司令部，能讓所有到這兒來的人都生出驚異與敬畏。
總部之下，便是各學校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分部。
各學校一級“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組織定的名稱也體現(xiàn)了軍隊味，各學校叫“軍分部”，不是稱某某學�！凹t色政權保衛(wèi)軍”，而是稱“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某某學校軍分部。
導致“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垮臺的因素有三：
�。�1）湖南長沙的造反派勢力發(fā)展得很快，在人數(shù)與氣勢上，逐漸壓倒了保守派。
1966年12月29日至31日，造反派與“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在省委大院內，展開了一場以拳腳武斗為內容的實力大搏斗，因為雙方都想逼迫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答應自己組織的要求，而先后進駐了省委大院。結果，三天的爭斗，以“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被造反派組織打敗而逃出收場。故其組織氣勢頓挫，軍心剎時渙散，甚至，其成員都不敢到大街上再公開亮出“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身份，以免遭到造反派群眾的攻擊。
�。�2）1967年元月16日，《紅旗》雜志發(fā)表的一篇題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聯(lián)合起來》的“評論員文章”中，公開指責“湖南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是黨內走資派組織的“御用工具”。
此文一出，徹底埋葬了“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這個湖南最初也最大的保守組織，使其頃刻瓦解，煙消云散，從此，沒有人再敢打“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旗號了。
�。�3）1967年元月22日，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接見外地來京的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更是怒斥并宣布說：“‘中國工農(nóng)紅旗軍、戰(zhàn)備軍’、北京‘聯(lián)動’、西安的‘紅色恐怖隊’、湖南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等，“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動組織！”
周總理的這個講話，很快傳到了長沙市。造反派方面立馬利用這一機會，組織大批力量，分別將“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各總部及各單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聯(lián)合發(fā)布了勒令“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組織必須立即解散的通令。
面對在實力與輿論上都巳完全處敗局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成員，只好全部停止活動。
李正是“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長沙總部的一號頭頭，時年不到20歲，是長沙市五中的高三學生。雖然，當時他不過是一個中學生，但由于其父為省軍區(qū)一位副司令員，加上他有一定組織能力，因而，在“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紅衛(wèi)兵成立后，便被推舉為“司令”。
對于“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只存在四個多月，便完結了的現(xiàn)實，李正當然心理是不服氣的�？伤献邮鞘≤妳^(qū)副司令，知道被中央點了名這一事的性質嚴重，因此，李正就從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臺。雖然“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不少鐵桿分子，以后總想讓“李司令”再登山重起，但終究沒有成功。李正被老子送進了真正的軍隊，從一名戰(zhàn)士做起，直至在1979年2月，以一個團職指揮員的身份參加對越反擊戰(zhàn)并榮立戰(zhàn)功。
“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湖南高�？傊笓]部的兩位負責人劉愛華、唐德元，在“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垮臺后，也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臺。20多年后，她（他）們卻分別成為了湖南省的某廳級領導干部，當年領導大學紅衛(wèi)兵的才干，又獲得了新的施展機會。
2、“八·一兵團”——“中國人民解放軍榮譽，復員、轉業(yè)、退伍軍人八·一兵團總部”
——于1966年11月14日成立，系省委、省軍區(qū)支持的組織，由巳參加“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榮、復、轉、退軍人重新單獨組成。長沙軍分區(qū)副司令張本科、省市委負責人徐啟文、丁維克參加成立大會，省直屬黨委武裝部，則直接負責“八·一兵團”。該組織成員中，黨、團員占多數(shù)，戰(zhàn)斗力很強，曾一度成為長沙造反派組織的勁敵。
但后因中央不允許由復員轉業(yè)退伍軍人單獨成立組織，擔心出現(xiàn)第二武裝，即下文命令這類組織，不論是造反觀點還是保守觀點，一律解散。加之，長沙的造反派勢力很強，又針鋒相對建立了同樣是由榮復轉退軍人組成的“紅旗軍”，與其相斗，因此，“八一兵團”存在的時間不到二個月，便煙消云散了。
3、“紅色怒火”
它于1966年12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長沙的“土聯(lián)動”聞名，意思是說它象北京的“聯(lián)動”（首都紅衛(wèi)兵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那樣，是強硬且附帶使用暴力的保守組織。
其組織負責人曾有根（區(qū)辦工廠工人，武裝民兵）、彭湘華（區(qū)辦工廠普通干部，基干民兵）等。它以原“長保軍”和“八·一兵團”的骨干為基礎，成員以武裝、基干民兵為主。下設了“紅色怒火工人總部”“紅色怒火貧下中農(nóng)總部”和“紅色怒火紅衛(wèi)兵總部”。但，它的成員并沒有多少，僅僅幾百人而巳。它的所謂工人總部貧下中農(nóng)總部紅衛(wèi)兵總部等，基本屬于只有虛張聲勢意義的幾塊空頭招牌。
“紅色怒火”組織在長沙的第一輪保守組織中，還根本沒有一點名聲。它的鵲起，是在長沙市的第二輪派性大戰(zhàn)中，才一躍而上的。因為，第二輪派戰(zhàn)中，武斗巳成為了文革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而不諱言武斗的“紅色怒火”，便由此得以大出其名，成為造反派組織的一個鐵桿死對頭。
雖然，后因文革中槍殺了人，其主要負責人曾有根亦被拘押數(shù)年，并于1979年初病死于市公安局看守所。但，巳是文革后的大治之年之際，居然在長沙市中心廣場與市公安局大院內，其成員卻能夠自發(fā)為曾有根舉行了有數(shù)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一連數(shù)日，全市很多單位的黨政工團組織，都紛紛送花圈派人參加追悼會。而對這一切，當局也居然沒有人來阻止與處罰。
可見，它這個準暴力保守組織，的確是能得到省委和省軍區(qū)的同情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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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保守派”，這只是造反派方面的定義說法，而被戴上這頂帽子的組織，自己是絕不認這個帳的。他們稱自己是“老造反派”。
的確，第二輪派性大戰(zhàn)中的“新保守派”，之中確有相當多的組織與成員，是第一輪派戰(zhàn)中的老造反派。但由于這些組織在第二輪派戰(zhàn)中，第一，大都得到出來支左的地方軍區(qū)的支持；
第二，原來的舊保守派成員，在改頭換面重建組織而出山后，都對“新保守派”組織表示了支持。因而，這批“老造反派”，便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保守派”的印記。
在文革的派性大戰(zhàn)中，造反派與“新保守派”的斗爭之激烈之長久，遠遠超過原來與第一輪舊保守派的較量。這個特點，不僅是湖南如此，在全國各地，亦大多如此。
湖南長沙的“新保守派”力量，便是以“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wèi)兵司令部”為首為代表，以“省紅聯(lián)”（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lián)合籌備委員會）為旗幟。
4、“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wèi)兵司令部”（簡稱“高司”）
“高司”是于保守派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紅衛(wèi)兵組織成立二個月后，于1966年10月15日成立的。
最初，中共湖南省第一書記張平化也被聘為“高司”顧問，但不久即被“高司”宣布開除。
成立大會上。時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華國鋒到會祝賀，并高呼“向英雄的紅衛(wèi)兵戰(zhàn)士致敬”。
“高司”的主要負責人是詹先禮（中南礦冶學院特冶系金屬物理專業(yè)661班學生、黨員），其他負責人有余定成、黃紹賢、王吉賢、王占中、龍會光，都是大學生中的造反派紅衛(wèi)兵。整個“高司”組織，都是由長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紅衛(wèi)兵所組成。其中包括“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中南礦冶學院總部”、“礦冶文革聯(lián)合會”、“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湖南大學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長沙鐵道學院總部”、“湖醫(yī)八·一五紅衛(wèi)兵”、“八·一三紅衛(wèi)兵”、“湖南農(nóng)學院延安公社”、湖南財貿學院“東方紅”、“文革委員會”等屬下組織。
“高司”是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wèi)兵的多數(shù)派，也是湖南造反運動的始作俑者。
是他們在1966年的長沙市委機關大門前的“八·一九”事件中，成為受到省市委的鎮(zhèn)壓的受害者，從而最早點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把；
《人民日報》于1966年8月23日發(fā)表的《工農(nóng)兵要支持革命學生》社論中，便直接點明了“長沙”發(fā)生了鎮(zhèn)壓學生運動的錯誤事件，而對這些大學生們給予了聲援。又是他們將高校中的多數(shù)大學生組織起來，與保守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紅衛(wèi)兵對抗；
也是他們積極幫助湖南的工廠企業(yè)機關單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工人干部，向中央反映情況，促使這些工人干部得以平反；
同樣，也還是他們幫助工人農(nóng)民群眾組建了自己造反組織。
但是，不幸或有幸，自進入大奪權的1967年后，“高司”便與其從前的盟友即大多數(shù)工人造反派組織，在如何奪權與如何分配權力的問題上，發(fā)生了矛盾。問題的實質是：究竟由老資格的造反組織“高司”領導人為湖南省奪權后的中心，還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組織為“核心”。
矛盾終于導致了分道揚鑣的大分裂大內訌。
以贊同或反對召開批判省委第一書記并奪權的“1·15大會”（即元月十五日大會）為分水嶺的矛盾，最終演變成了你死我活的新一輪派性大戰(zhàn)。
在新一輪派戰(zhàn)中，有些“高司”成員從中退了出來，加入到反“高司”的行列，如后來與它對立的“高校風雷”、“大專院校紅衛(wèi)兵造反總司令部”、“礦冶井岡山兵團”、“礦冶井岡山公社”等，均是它原成員中殺出來的學生所組成。但，自始至終，在湖南高校中，“高司”卻始終是多數(shù)派，即便后來被打敗了，他們的勢力卻仍能對各高校發(fā)揮影響。這之中，固然有其得到省委部分領導與省軍區(qū)的支持有關，但其以詹先禮為首的負責人的領導才能，確也有著重要作用。
在全國范圍內，首都紅衛(wèi)兵二司、湖北的“三新”（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nóng)）、重慶“八·一五”、成都的“紅成”、浙江的“紅暴”、哈軍工紅造團、西安交大“文革籌”等老造反派紅衛(wèi)兵組織，都與“高司”有著聯(lián)系。
首都紅衛(wèi)兵第三司令部的駐長沙聯(lián)絡站，是反對“高司”而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但，首都三司下屬有些組織，卻公開支持了“高司”。
畢竟，“高司”是一個老造反派組織，所以，后來支持與反對他們的勢力，也顯得很復雜曲折，并非象第一輪派戰(zhàn)中那樣，“造反”與“保守”，陣線分明。
在1967年8月，中共中央關于湖南問題的“八·十”決定下達后，本巳擁有數(shù)十萬工人群眾的“工聯(lián)”與“湘江風雷”等造反派強大勢力，因得到中央的明確支持，氣勢更是再上了一層樓。同時，“新保守派”陣營則頃刻瓦解。
擁有二萬多名大學生紅衛(wèi)兵的“高司”，在幾十萬工人造反派的面前，自然巳屬孤掌難嗚，在堅持了一個月左右后，便自行解散了。
在這輪派戰(zhàn)中，“高司”其實本還有過能保不敗的機會。當時，新崛起的以產(chǎn)業(yè)工人為主的“工聯(lián)”造反派頭頭，還是認為“高司”與“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是屬性質不同的組織，也認“高司”是老造反派。因而，曾向“高司”方面?zhèn)髟捖?lián)絡，拋來橄欖枝，要求“高司”放棄對“湘江風雷”之外的造反派組織的攻擊，而一道攜手，再創(chuàng)聯(lián)合，共同奪權。
但是，可能是大學生因年輕而特有的傲氣，只認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不能夠全面審視問題權衡利弊，沒有任何“中庸”之道的理念，而追求全面徹底的勝利；
加之，又得到省軍區(qū)方面的支持，所以拒絕了“工聯(lián)”方面提出的合作方案。從而，使“工聯(lián)”只好成為它那“你死我活”的強硬對手。
是不是學生就具定只能象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只能起“先鋒”與“橋梁”作用，而不能長期擔當政治領導人呢？文革初期的紅衛(wèi)兵幾大領袖如蒯大富、王大賓、韓愛晶、譚厚蘭等，毛澤東曾想培養(yǎng)他們做國家級的接班人，可是，觀察了幾個月后，毛澤東對他們失望了，得出的結論就是：“雖然你們今天能打倒別人上臺，但，明天你們又會很快被別人打倒�！弊詈螅妹珴蓶|只好派出軍隊去接管被蒯大富們一時掌管的學校。
顯然，學生或純粹的知識分子確有一個通病，就是行事總想索取“最好的”結果，而不是追求“最可能的”局面，缺乏對“度”的準確把握能力。文革中如此，1989年學潮中也是如此。學潮發(fā)展到五月十二日時，學生運動的作為雖已很激進，所創(chuàng)民主氛圍也很大了，但尚能為各方接受，可惜，“高自聯(lián)”的頭頭們沒能把握好分寸，一味仍只進不停。最后，事情由極端走向了反面，導至了悲劇的發(fā)生，已創(chuàng)民主的丟失。
詹先禮，雖然作為湖南高校老資格的造反派紅衛(wèi)兵組織“高司”的主要領導，在湖南文革史上是一位名人，但他本人的故事卻并不很多。他原是中南礦冶學院（現(xiàn)中南大學）特冶系金屬物理專業(yè)661班學生，做學生時就已是中共黨員了。作為保守的紅衛(wèi)兵組織“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強大對立面，詹先禮則擔任了屬造反派陣營的“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wèi)兵司令部”（“高司”）的第一號頭頭。
詹先禮能被推舉到由兩萬多能說會道的大學生造反派紅衛(wèi)兵集聚的組織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擔任一號指揮員，除了他的組織才能與當時頗為激進的造反觀點之外，他所具有的中共黨員身份，無疑也起了重要作用。當時，造反派們雖然要造黨委的反，但偏偏他們又很希望自已的組織領導人沒有“政治問題”，尤希望是中共黨員為妥，以免被對方保守派抓“辨子”。這也是文革造反運動中的一種奇特現(xiàn)象。
在與工人造反派組織一道摧垮“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等保守組織后，詹先禮及其“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wèi)兵司令部”（高司），與工人造反派組織的頭頭發(fā)生了嚴重政見分歧，結果在經(jīng)過幾個月復雜曲折的較量后，也步“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后塵，被工人造反派組織打垮，而基本退出湖南文革的舞臺。
詹先禮在文革后進入了工廠，并一步步做到了湖南的一家大型國有鋼鐵企業(yè)的黨委書記、總經(jīng)理、董事長。四人幫垮臺后，很多人都以為詹先禮會當上湖南省級的領導人，因為，文革中期，他作為造反派的對立面組織的“新保守派”一號頭頭，與其所支持的省委某些書記的關系很不錯，造反派垮臺了，他應能出頭了。他所在的那一派中有個盟友組織的頭頭劉某，在四人幫垮臺時，確曾得意洋洋地宣稱過：“現(xiàn)在該輪到‘高司’的詹先禮當中央委員、省革委副主任，而我也能弄個省革委常委當當?shù)臅r侯了！”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發(fā)生。
大概，詹先禮雖說在文革中期保過一些省委領導，但他們的“�！迸c“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边�是有區(qū)別的�！凹t色政權保衛(wèi)軍”要保的是整個黨委及其領導，而詹先禮與“高司”所保的卻只是那些支持自已組織的黨委領導，若不支持自已組織，詹先禮與“高司”卻是不會保的，相反還要打倒。例如，對當時支持工人造反派的章伯森（省委侯補書記）、華國鋒（時為省委書記）等，詹先禮與“高司”則是定為要打倒的對象。畢竟，詹先禮與“高司”在文革初期，是湖南造反派紅衛(wèi)兵的旗幟，而不是保守派的代表。
后來，詹先禮能做到大型國有鋼鐵企業(yè)的廳級老總，則相當原因是他的才能所致，其中，也因他大學所學的專業(yè)就是冶金。
5、“省紅聯(lián)”——“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lián)合籌備委員會”
1967年2月8日在省軍區(qū)的支持下，由“高司”、“長沙地區(qū)公檢法奪權委員會”等12個組織發(fā)起成立了“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lián)合籌備委員會”（“省紅聯(lián)”）。主要成員有：
“高司”、毛主席的真理軍、湖南革命工人造反軍、毛主席故鄉(xiāng)紅衛(wèi)兵、貧下中農(nóng)造反軍、湖南公檢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長沙地區(qū)公撿法奪權委員會與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長沙造反有理軍（鋼長造）等。
這些組織除“高司”和“鋼長造”、“公撿法”以外，均人數(shù)很少，影響很小，幾乎沒有什么戰(zhàn)斗力，有些組織如“毛主席的真理軍”、“毛主席故鄉(xiāng)紅衛(wèi)兵”等，則均系原“長保軍”下級組織的變種�！笆〖t聯(lián)”的任務就是在“肅清湘江風雷流毒”的口號下打擊、排斥其他造反組織，籌備和實行奪取湖南省的大權。
“省紅聯(lián)”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報了成立省革委會的“三結合”的名單，草擬了《奪權公告》。在這個“三結合”的奪權名單中：
省軍區(qū)方面為：龍書金司令員、劉子云副司令員等7人；
省市級領導干部代表為：萬達、華國鋒、孫國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
工人代表為：劉秀英、劉正良、唐興國3人；
農(nóng)民代表為：毛澤容、羅迭開、歐國軒3人；
紅衛(wèi)兵學生代表：詹先禮、黃紹賢、諶善山3人；
另還有民兵、政法、新聞、省委機關干部代表等5人。
但是，省軍區(qū)指導支持下的“省紅聯(lián)”，卻遭到了大部分老造反組織、特別是各大工廠的造反派集團的一致反對，經(jīng)過大半年的特別是1967年6、、8、三個月殊死的斗爭，終于在同年7月27日中央表態(tài)支持造反派后，“省紅聯(lián)”被迫解散。
不過，在“新保守派”的“省紅聯(lián)”陣營中，除了有“高司”這樣一個的的確確的老造反派組織外，之中，也還有一個貨真價實的強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成員：湘潭市革命工人造反聯(lián)合委員會（革造聯(lián)）。
湘潭是毛澤東的故鄉(xiāng)，離湖南省省會長沙市不到50公里。
湘潭市“革造聯(lián)”是在第一輪派戰(zhàn)中，由大學生紅衛(wèi)兵們即后來的“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是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強大勢力。
湘潭“革造聯(lián)”的主要負責人叫蘭云飛，原是有近萬工人的國營湘潭電機廠的黨委宣傳部部長。然而，在文革初的1966牛9月時，蘭云飛被省委打成了當時全省的第一號大右派，并遭到拘押。
后來，是長沙的大學生紅衛(wèi)兵，根據(jù)中央在10月下達的緊急通知精神（即不允許在文革運動中將群眾和干部打成右派的中央文件），賣力為蘭云飛平了反。自此，蘭云飛不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懷著對“高司”紅衛(wèi)兵的感恩心情，便在湖南的第一輪與第二輪的派戰(zhàn)中，都率領以他為首的湘潭“革造聯(lián)”，堅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因而，他與他的湘潭“革造聯(lián)”，便也成為了“新保守派”的“省紅聯(lián)”一個支柱。
所以，對文革中的群眾組織的性質區(qū)分，確是件很復雜的事，之中，不僅不能只按其所宣揚的表面口號來識別，而且也不能不按其在不同運動階段的作為來劃分認知。
（三）“湘派”
湖南省與長沙市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有二個集團代表。
前期是以“湘江風雷”集團為主，后期則是以“工聯(lián)”集團為主。
以后“湘江風雷”與“工聯(lián)”之所以又成了派別的簡稱，是因為在第三輪派戰(zhàn)中，“湘江風雷”與“工聯(lián)”又各自代表了某一集團的利益，被稱為“湘派”與“工派”，雖然，他們全都是造反派工人組織。
6、“湘江風雷”——“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
“湘江風雷”是1966年10月14日，由長沙市一中教師葉衛(wèi)東、銀星電影院美工張家政等人發(fā)起，在“首都三司”組織部負責人沈愛蓮和李黨育的直接幫助下，于北京成立。
其領導成員為：
政治部主任葉衛(wèi)東，（團員、教師）
組織部長李敬林，（黨員、原航運政治指導員）
宣傳部長李仲昆，（干部）
聯(lián)絡糾察部長李鐵凡，（黨員、工人）
后勤部長趙南西，（工人）
辦公室主任柳梅青，（黨員、工人）
接待室主任黃長春（團員、工人）等。
時年二十六歲的中學教師與能言善辯的葉衛(wèi)東，是“湘江風雷”的代表人物與主要首腦。
該組織建制為四級機構�？偹玖畈俊獞�(zhàn)團——支隊——隊。
“戰(zhàn)團”級的主要組織有：省航運局的“卷巨浪”、長沙紡織廠的“縛蒼龍”、建筑工人為主的“紅旗”、二輕系統(tǒng)的“金猴”、省制藥廠的“湘藥”、湘中供電局的“紅色”、教職員工為主的“魯迅”、下鄉(xiāng)知青為主體的“山鷹”與商業(yè)系統(tǒng)的“財貿戰(zhàn)團”等。
“湘江風雷”總部及各戰(zhàn)團、支隊負責人，絕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與普通干部，如葉衛(wèi)東、羅新發(fā)（省航運局副局長）、李鐵凡、李敬林、長沙紡織廠“縛蒼龍戰(zhàn)團”的王天保、“金猴戰(zhàn)團”的陳本望等，都是當時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所作的“9·24”抓右派動員報告后，被打成的“大黑鬼”或“現(xiàn)行反革命”。
“湘江風雷”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為主體、同時包羅各種社會成份的造反派組織，在省內的衡陽、株洲、邵陽、常德、湘潭、岳陽、沅江等地均有總分部，該組織龐大，高峰時成員竟達百萬之眾，且人員構成復雜，思想和行為也都較為激進，其左翼，則與以后成立的激進組織“省無聯(lián)”一脈相承。
“湘江風雷”當時在全國具有很大的影響。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鋼工總”、廣東的“旗派”、重慶的“反到底”、江西的“大聯(lián)籌”、廣西的“四·二二”等造反組織，均與其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笆锥既尽焙汀氨焙郊t旗”是該組織初期的指揮和參謀，甚至“首都三司”的洪飚（郭翠琴）還參加了“湘江風雷”。
1966年10月“湘江風雷”成立時，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也曾被聘為該組織的顧問。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該組織曾一度被取締，大小頭目數(shù)萬人被抓捕拘押。當時，是原保守派人員帶路，省軍區(qū)戰(zhàn)士則荷槍實彈動手抓捕。抓人之多，使監(jiān)獄、看守所容納不下，甚至省軍區(qū)禮堂、長沙的幾家巳無電影可放的電影院，也被用來作臨時拘留所。
后來，到1967年5月30日，其總部正式恢復，其組織也公開活動。中央撤消“二·四”批示后，8月4日召開了慶祝翻身大會。再后，其組織左翼，組成“湘江風雷”接管委員會，加入激進的“省無聯(lián)”，致總部負責人中的張家政、李仲昆、陳本望等，再次被抓，并被判刑。
“湘江風雷”組織的活動，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其于1966年10月在京成立起，至1967年2月4日夜被省軍區(qū)奉中央文革指示而摧垮時止，約三個半月。
在這期間，該組織人數(shù)發(fā)展極快，竟達到百萬之多；
其影響，在湖南全省也是到了舉足輕重的程度，甚至連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都要與“湘江風雷”的負責人商談處理全省運動的事。
第二階段，則是自1967年8月10日，中央發(fā)文為“湘江風雷”組織平反、稱其“為革命群眾組織”后。至1968年1月24日，中央領導人批判湖南“省無聯(lián)”組織時止。
在這期間，“湘江風雷”內部分裂成為兩派：以總部主要負責人葉衛(wèi)東為首的主流穩(wěn)健派，站到了省革委會籌備小組一方；
而以總部第二號負責人張家政為首的少數(shù)激進派，則以“湘江風雷接管委員會”的名義，參加到反對革籌小組的“省無聯(lián)”一方。
結果，后來，葉衛(wèi)東被中央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而張家政則被長沙市公安機關軍管會抓捕、并判刑20年。
在“湘江風雷”問題上，中央文革曾就湖南省軍區(qū)的一份報告，發(fā)出過一個批示（因是在1967年2月4日下達的，故被稱為“二·四批示”）。在這個批示中，中央文革命令省軍區(qū)“對湘江風雷的反動頭目，應采取專政措施”。從而，引發(fā)了省軍區(qū)竟能在文革運動當中，大規(guī)模地鎮(zhèn)壓抓捕造反群眾組織成員的事件。
當時的中央文革，為何竟然下令鎮(zhèn)壓自己天天在喊著要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為何下達這樣一個顯然與毛澤東進行的文革戰(zhàn)略相違的“二·四批示”？對此，不僅當時的造反派們深感迷惑，就是在今天，也還難使人明白。只是，后來毛澤東在中央為“湘江風雷”平反的文件中，批示過的一段話里，責備了中央文革“何必匆匆忙忙根據(jù)一面之詞，發(fā)出二·四批示呢？”似乎是批評中央文革沒有對事情調查清楚，就胡亂行事的意思。
“湘江風雷”的負責人葉衛(wèi)東，其實是一個性格比較謹慎的人，如果不是他所在學校黨總支與工作組，將他打成為一個什么“右派”，他本來是可以做好一個教師的。文革造反的風浪，將他推到了一個他不能勝任的高位，結果，雖然使他進入了湖南省的歷史，但他本人卻為此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八娜藥汀笨迮_后，他第二度入獄，并被判刑。刑滿后，有關部門則仍使他繼續(xù)了一段教書生涯，使他總算有了一個安定的晚年。
7、“井岡山紅衛(wèi)兵”——“湖南井岡山紅衛(wèi)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井岡山紅衛(wèi)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其主要成員都是中學生，主要負責人謝若冰（女，預備黨員、一中學生，時年19歲）、謝東子（12中學生）。
時年僅十九歲的謝若冰，在文革初期的長沙，是一個幾乎家喻戶曉的風云人物。一則，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并在謝的筆記本上薟上“毛澤東”題名的紅衛(wèi)兵；
二則，她創(chuàng)立了敢闖敢造反的以中學生為主的“井岡山紅衛(wèi)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領頭封閉了省委機關報《湖南日報》社，從而二次掀開了湖南造反運動高潮的序幕。
謝若冰出身于一個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廳級干部。照理，她本應是屬于參加保守派紅衛(wèi)兵的對象。然而，文革初期，作為長沙市一中高中學生、并已是中共黨員的謝若冰，卻被駐學校的文革工作組打成了準“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組的黑名單。不知是謝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組？還是因謝的父親由于屬湖南省原中共地下黨系統(tǒng)的干部遭“南下”干部為主的省委的排擠，間接所致？反正，1966年的8月，謝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狀了。
而，這一狀不僅告靈了，偉大領袖都接見了她，并且，讓謝若冰更是開了眼界，接受了紅衛(wèi)兵“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觀念薰淘。所以，她一從北京回長沙，就不僅不與保守的“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紅衛(wèi)兵為伍，反而組建了一個專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學生紅衛(wèi)兵組織“井岡山紅衛(wèi)兵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來造反還是不敢的，就算被單位領導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當時的大學生紅衛(wèi)兵“高司”，與中學生紅衛(wèi)兵“井岡山紅衛(wèi)兵司令部”這兩個紅衛(wèi)兵造反派組織，在湖南省便有著很大的影響的。作為一個女中學生的紅衛(wèi)兵司令，敢作敢為且颯爽英姿的謝若冰，更是在工人造反派中有著很高的威望。
1967年8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際，周恩來總理點名命令讓進入湖南支左的47軍軍部派人護送時年僅20歲的謝若冰上京，參加向中央?yún)R報湖南文革情況的代表團。之后，謝若冰成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華國鋒與解放軍47軍軍長黎原在內、只有十幾個人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
1968年省革委會正式成立后，謝若冰卻只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員，而很多人都以為她至少應當省革委的常委，甚至當副主任也有資格。之所以如此，一則是工人造反派代表已成了當時的左右時局的力量，作為中學生的謝若冰，其份量已不太為主湘的47軍軍部重視；
二則，是由于謝與當時受整的極左派紅衛(wèi)兵頭頭們（均為大、中學生）有一些私人友誼性往來，受到了牽連。
1970年，謝若冰在受到一連串的審查后，她進了工廠，當了一名工人。
1974年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與1976年的批鄧反右運動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歲的謝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終于忍住了，安心當她的工人，并讀書求學。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幫垮臺后，沒有陷入其他那些當年的造反戰(zhàn)友們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專業(yè)教育，從而具備了一名電腦工程師的資格。
現(xiàn)在，作為一家大型電腦軟件公司的老總，雖然，謝若冰此時她在IT業(yè)的名聲，遠不如她當年做紅衛(wèi)兵司令時響亮，但她卻絕對是活得很有質量，且有滋有味。
8、“青年近衛(wèi)軍”——“誓死保衛(wèi)毛主席青年近衛(wèi)軍”
“青年近衛(wèi)軍”的出名，與保守派的“紅色怒火”類似，因為它也是一個準暴力的組織。只是，它屬于造反派陣營，傾向于“湘派”，并且在發(fā)生兩派武斗事件之前，就巳頗有勢力，人員遠比“紅色怒火”多。
“青年近衛(wèi)軍”于1966年11月24日成立。其前期負責人因“湘江風雷”被鎮(zhèn)壓之事，后不再出山。中、后期的主要負責人，便改為譚海清（人稱海司令）。其總部其他負責人為易國其、熊玉林、王賜璋、王文輝、羅春輝、朱國良等青年工人，其成員則全部為二十歲左右的青工和中學生。
在文革“全面內戰(zhàn)”的“文攻武衛(wèi)”階段中，該組織幾千人，全都荷槍實彈，武器裝備齊全，而且大部份成員，都身著只沒有紅星領章的正式軍裝（由支持他們的軍隊院校造反派所贈送），甚至還擁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整個“青年近衛(wèi)軍”組織就等于是幾個團的準軍事部隊，它以勇猛、敢戰(zhàn)著稱，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員死傷數(shù)均高于其他群眾組織。其下屬的“閃電兵團”、“申自來縱隊”、“鋼三連”、“紅色尖刀排”、“飛虎連”、“決死縱隊”等，都是專業(yè)武裝團體，有著較強的武斗實力。
“海司令”在文革中的湖南與長沙，也是一個赫赫大名的人物�！扒嗄杲l(wèi)軍”的名聲，也是在他領導時，才大了起來的。
譚海清（海司令）是一個建筑工人，時年24歲，為人豪爽，文革前在單位時，還當過“先進生產(chǎn)者”。由于他領導的“青年近衛(wèi)軍”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衛(wèi)”期間，享有盛名，竟然連中央領導都知曉了他的情況。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居然打電話給進入湖南支左的47軍軍部，指名讓他們立即通知并護送“海司令”譚海清，乘機前往北京，參加湖南省各群眾組織停止武斗的談判。
1967年9月初某日，奉周恩來總理電令，赴武漢參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負責人與省軍區(qū)負責人的和好會議，會中，周總理曾對譚開玩笑說：“海司令，如果讓你去擔任湖南省軍區(qū)司令，你這個"司令"能不能勝任？”會前喝了不少酒的譚海清，竟醉薰薰地胸脯一拍：“沒有問題！”周總理對譚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著譚說：“照你現(xiàn)在這模樣，當軍區(qū)司令，三天就會倒臺。”
1968年1月24日，中央一批領導人接見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團，指責批判湖南“省無聯(lián)”時，那位說話歷來隨意性很大的“江青同志”，突然在其他領導人說活時，插進一句沒頭沒尾的話：“還有什么青年近衛(wèi)軍，讓它到蘇聯(lián)去吧！”
就是這句話，決定了“青年近衛(wèi)軍”的命運。
本來，這個組織的名稱，確是仿效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時的青年英雄團體“青年近衛(wèi)軍”而搬來的，但，這只是一種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與“蘇聯(lián)修正主義”是無關的�？墒牵嗟脑捳Z中，卻明顯地是厭惡任何來自蘇聯(lián)的事物，而不管它曾是英雄還是惡棍，更不管它是不是現(xiàn)在中國的青年造反組織。
1968年1月24日后不久，“青年近衛(wèi)軍”便宣布解散。
當時，在其解散宣言中，有這么幾句口號：“蘇聯(lián)不去！山頭不留！繼續(xù)緊跟毛主席鬧革命！”
之中，有不滿，也有無奈。
“青年近衛(wèi)軍”在湖南長沙造反派組織中，雖然名氣很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長沙市的革命委員會中，該組織卻只有其中一名負責人熊玉林，進入了市革委會，做一名委員。
“海司令”譚海清，不僅沒能進入省革委會，反還因一件涉嫌要他負責的、其組織成員在武斗中一件虐殺“俘虜”致死命案，在省革委會成立前，即被拘押，關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關押10年，卻又只能判7年，對這多關押的3年時間，怎么說？“海司令”確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過此問題，但別人只能對他笑笑，無言可說，也無交待處理。這也算是有關文革中的怪事一件）。
出獄后，譚海清便以開飯店謀生。但因其太講江湖義氣，結果，各路朋友常來吃飯，卻不付現(xiàn)錢，欠著，最多打個白條，所以最終，只能虧本關門了事。之后，他又開辦過公司經(jīng)商，才有了些成就。后因病，于1997年去世。
9、“孫大圣”——“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孫大圣挺進軍”
它是由省水電系統(tǒng)的青年工人和青年技術員所組成，于1967年2月14日成立，即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的第10天。負責人鄒定國、葉財寶。其組織不大，但它成立的意義非同小可，它是在“二月鎮(zhèn)反”的陰風慘慘中誕生的，它表明了造反派工人對“二月鎮(zhèn)反”的不滿和反抗。
鄒定國是一個時年僅二十四歲的水電勘察隊員，后來，在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他被中央任命為省革委會常委。當然，四人幫垮臺后，他沒能逃脫被撤職清查整肅的厄運。
10、“長沙工人”——“長沙工人聯(lián)合革命委員會”
“長沙工人”于1967年4月1日成立。它由區(qū)屬工交系統(tǒng)的“紅巖”兵團、二輕系統(tǒng)的“飛虎”兵團、糧食系統(tǒng)的“紅總站”、外貿系統(tǒng)的“革聯(lián)”及“狂飚”戰(zhàn)團等造反派小組織聯(lián)合組成。其主要負責人：周喜慶（鐵路工人、黨員）、李建軍（工人、黨員）、張楚梗（工人）、吳超人（工人）、范令龍（工人）、熊長庚（工人）、楊炳文（教師）。
后張楚梗成為該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并做過省革籌小組的成員、省革委委員。
該組織屬于“湘派”的正統(tǒng)派，實力不大，因為，長沙市的工人造反派，后來不是屬于“湘江風雷”，就是投奔“工聯(lián)”等組織了。但是，由于該組織在“湘江風雷”被鎮(zhèn)壓期間，敢于出頭與新舊保守派組織作斗爭，并敢于抵制省軍區(qū)的壓力，因而，雖然組織不大，但前期影響卻有過一段很風光的時侯。所以，后來成立的省、市革委會中，也都留有他們幾個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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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工派”，即“工聯(lián)派”。
前面巳說明，“工聯(lián)”是湖南文革運動的后期主要造反派組織。由于，在第三輪派戰(zhàn)中，造反派內部又分裂出激進極左的“省無聯(lián)”，而“湘派”中許多組織又對“省無聯(lián)”抱同情態(tài)度，因此，在反“省無聯(lián)”的過程中，以“工聯(lián)”為首的造反派，便又單獨形成了“工派”陣營。
“工派”陣營的核心，就是“工聯(lián)”。
11、“工聯(lián)”——全稱是“長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聯(lián)合委員會”
“工聯(lián)”的前身系“長沙市工交戰(zhàn)線革命造反聯(lián)絡總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產(chǎn)業(yè)工人為主體，自下而上聯(lián)合而成。“工聯(lián)”這種以各工廠造反派組織為單位組成的社會團體，是吸取了前段組織機構完全社會化、因而人員構成復雜的“湘江風雷”，容易遭致省軍區(qū)攻擊為“組織不純”的情況，而自發(fā)構建的新型群眾組織形式。
而這種組織方式的改進，以后卻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單位、本系統(tǒng)為主體，實現(xiàn)革命大聯(lián)合”的戰(zhàn)略意圖。因而，后來中央在對待“工聯(lián)”與“湘江風雷”這兩個造反派組織時，便明顯偏重于重視“工聯(lián)”。在中央的“八·十”決定中，“工聯(lián)”被稱為“革命左派組織”，而對“湘江風雷”，則是稱之為“革命群眾組織”。
長沙各大廠礦的工人造反組織，如長沙汽車電器廠“造反有理總隊”、曙光電子管廠“聯(lián)總”、長沙機床廠“3·31造反團”、紅旗內燃機配件廠“紅總”、建湘瓷廠“紅色造反團”、長沙船舶廠“文革籌委會”、市搬運公司的“六號門”、湖南橡膠廠“造反總隊”、市總工會“東方紅觀察哨”等，都是“工聯(lián)”的重要成員。
后來，隨著形勢的發(fā)展，長沙市的主要產(chǎn)業(yè)工人與各系統(tǒng)的工人，包括很多原來屬于“湘江風雷”組織的工人造反組織，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聯(lián)”，使“工聯(lián)”成為了統(tǒng)領二十多萬工人的、湖南與長沙市的第一號強大造反組織。
“工聯(lián)”的領導集團為五人核心小組。
組長：胡勇（長沙汽車電器廠工人）
副組長：唐忠富（曙光電子管廠工人、中共黨員）
成員：許新寶（汽電、勞模、中共黨員）、
雷志忠（省汽運公司干部、中共黨員）、
孫源泉（紅旗內燃機總廠技術員）。
“工聯(lián)”總部下設政治部、組織部、宣傳部、聯(lián)絡部、后勤部。各大廠礦的主要頭頭都是“工聯(lián)總部”的常委或委員。
在1967年夏季的“全面內戰(zhàn)”中，“工聯(lián)”還組建了一個專業(yè)武裝團體——“工聯(lián)直屬兵團”，周國強（市總工會干部、中共黨員）為該“兵團”政委，團長則由長沙汽車電器廠工人朱香桂擔任。
“工聯(lián)”總部及各屬下組織的頭目，不少人曾在張平化“九·二四”報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傾向“湘江風雷”遭到歧視和迫害。從1967年長沙汽車電器廠“5·9”奪權開始，“工聯(lián)”各下屬組織便曾一度掌握著本單位的權力，直到1968年2月28日，長沙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肮ぢ�(lián)”是文革中帶有一定正統(tǒng)觀念的造反派組織，它組織嚴密、內部單純、注意斗爭策略、緊跟中央部署，有著很強的戰(zhàn)斗力。因此，后來其主要頭頭幾乎都進入了省市及本單位的各級革委會領導機構。
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如湘潭“紅造聯(lián)”、衡陽“工總”、邵陽“工聯(lián)”、株洲“工聯(lián)”、岳陽、常德“工聯(lián)”等，均受長沙“工聯(lián)”的影響和指揮。在省革籌小組成立后，長沙“工聯(lián)”發(fā)起，聯(lián)合省內各地區(qū)“工聯(lián)”組織與其他工人造反組織，又組建了“省工聯(lián)”。不過，因為，隨著局勢的穩(wěn)定，按中央指示，跨地區(qū)的群眾組織一律撤消，其成員都回本地區(qū)本單位，故，“省工聯(lián)”成立不久，并未發(fā)揮什么作用，就解散，而并入了代替原工會、而成立的“省工代會”機構了。
“工聯(lián)”一號頭頭胡勇，時年31歲，復員軍人，文革前在長沙汽車電器廠當電器維修工人，后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并是中共“九大”代表與“十大”代表。
胡勇是一個因文革而必然會進入歷史的人物。
1968年國慶節(jié)那天，胡勇作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因毛澤東聽說胡也是他的家鄉(xiāng)（湘潭）人，故在城樓上的休息廳內特召見了胡，并與胡聊了約40分鐘，問湖南的文革問題，也問了胡勇個人的情況。全國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榮者，除了后來的王洪文外，恐再無第二人。
胡勇于五十年代在部隊當兵時，是在時駐海南的47軍屬下某師。文革派性武斗高潮中，解放軍第47軍奉命進湘支左，而47軍軍部首長們經(jīng)常要與其打交道的，正是巳為湖南第一大工人造反組織主要頭頭的胡勇。某天，47軍副軍長請胡勇，去給他們47軍下屬團級以上干部做路線斗爭教育的報告。胡勇在會場上，便遇到了他當年在47軍當兵時的連首長營首長與團首長們，當年的小兵現(xiàn)在竟然給自己過去首長上課，而且被他們尊稱為“地方首長”，這倒也是文革給胡勇帶來的一段開心巧遇。
憑胡勇的省革委會副主任經(jīng)歷，他自然會進入湖南的史志。但讓他能進入中國歷史畫頁的契機，則是他與華國鋒有過的一段關系。華國鋒在文革中崛起的過程，胡勇不僅是一個參與者，更是一個促成者。華國鋒從地方進入中央的第一步起飛，就是于1967年6月21日的乘飛機進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在此前一天，就是胡勇與華國鋒談了話，讓華國鋒遵照中央指示“站過來”、并寫出支持“工聯(lián)”造反派的“亮相聲明”，第二天他又陪送華國鋒登機赴京。
胡勇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底，由省革籌小組中的47軍兩位副軍級領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本來，當時中共地方黨組織在文革中早巳停止活動，入黨的事是根本無從談起。但由于胡勇是一個當時能左右湖南局勢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這樣一個特別措施，讓胡勇這個特別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別黨員。
1969年4月，中共黨的“九大”召開。本來湖南省黨的核心小組巳決定、并報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員侯選人中，胡勇是作為中央委員內定人選的。但是，“九大”期間，毛澤東在問到其家鄉(xiāng)情況時，得知胡勇巳內定為中央委員，便說了一段話：“我這個老鄉(xiāng)（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員算了？我看，不照顧老鄉(xiāng)為好�！�
毛澤東說的“老鄉(xiāng)”，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鄉(xiāng)湘潭縣人。而胡勇就是湘潭縣人。
不知是考慮胡勇的黨齡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員，還是毛澤東確不想別人因為討好他，而在他的家鄉(xiāng)問題上做文章。反正，胡勇便從此無緣進入中共中央委員的行列了。
對此，與會的“九大”代表、原任廣州軍區(qū)司令員、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與其夫人項輝，當時即奉命給胡勇做工作，寬其心，以消除胡的不快與失落感。
由此，“工聯(lián)”的第二號頭頭、文革前巳是中共黨員的唐忠富，便有幸被換了上來，代替胡勇而連續(xù)做了二屆中共中央委員。
四人幫垮臺后，胡勇自然被拘押清查，并被判刑。出獄后，巳過55歲的他，曾也辦過一段工廠實業(yè)，后也經(jīng)商辦過公司，小有收獲后，便收山安度其晚年。
“工聯(lián)”二號頭頭唐忠富，比胡勇大兩歲，原是國營曙光電子管廠的工人，但文革前，他便巳是中共黨員。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唐忠富被任命為省革委會常委，尚居胡勇之下。
但“九大”中，他被當選成為中共中央委員，后又在中共“十大”中連任中央委員，并被中央任命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總工會主任。所以，后來，他便成了湖南造反派名義上的第一號頭頭。
四人幫垮臺后，唐忠富被拘押受審，并被判刑。出獄后，他也辦過一段實業(yè)工廠，因身體不好，于1997年病故。
12、“市農(nóng)聯(lián)”——“毛澤東思想長沙市貧下中農(nóng)革命造反聯(lián)合委員會”
于1967年5月26日成立，其負責人為劉友貴（韶山路人民公社社員）、甘德桂（市郊綜合農(nóng)場社員）、周福貴（長沙縣坪塘人民公社社員），它是貧下中農(nóng)的造反派組織，成立時間不長，活動不多，影響不大，但其主要負責人，作為農(nóng)民代表都進入了省、市革委會領導機構。
13、“大專院校”——“長沙市大專院校紅衛(wèi)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大專院校”是人們對這個組織的、令外人會莫名其妙的簡稱。它于1967年6月25日成立，其負責人為朱順祥，一個湖南大學的大學生。在湖南各大學出現(xiàn)了“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保守組織與造反派紅衛(wèi)兵的“高司”之際，獨立不羈的朱順祥就創(chuàng)立了這個人數(shù)很少的高校紅衛(wèi)兵造反組織，它的成員還有一些就是原“高司”中反戈一擊出來的。當時造反派方面與“高司”的斗爭時，其陣營中，尚沒有正統(tǒng)的大學生紅衛(wèi)兵組織，朱司令便率領他的小組織填補了這個空白。
由此，朱順祥后來進入了權力很大的“省革籌小組”，后又擔任省革委委員。
總體上講，該組織能量不大，影響亦很小。
14、“八·一九造反有理軍”——“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八·一九造反有理軍”
它于1966年8月29日成立，系長沙最早的與“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相對立的中學紅衛(wèi)兵造反派組織，由胡宜民、陳振國、張春利、范鈞蘭、陳國斌（均為市十二中學生）等5人為領導核心。
1966年8月胡宜民等人，最早在長沙市委大門墻上，貼出了震動全市的“堅決打倒‘三相信’！”的大字報（即反對“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運動初期，因“血統(tǒng)論”的影響，“造反有理軍”尚以“紅五類”子弟為主體，后才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參加。
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造反有理軍”開始是支持“高司”，而反對“湘江風雷”的。但不久，內部發(fā)生分裂，1967年4月28日，胡宜民帶領大部分成員出走，另組成“八·一九造反有理軍”，成為正統(tǒng)的“工聯(lián)”派。
胡宜民后來也進入了省革命委員會，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員。
而少部分支持“高司”的“造反有理軍”成員，便在其組織名稱前面加了一個“鋼”字，即“鋼長沙造反有理軍”（簡稱“鋼長造”），表示做鋼桿“高司”派。自然，“鋼長造”后來隨著“高司”的垮臺，也煙消云散了。
�。ㄎ澹皹O左派”或激進派
湖南文革中被稱為“極左派”的組織，其實，其“極左”，并非后來人們對“極左”性質定義的概念。這些“極左派”組織是屬于當時造反派隊伍之左翼，有一種“不停止地造反”、“要對所有其不滿意的社會現(xiàn)象與制度造反”之激進味。因而，現(xiàn)在也許應該視其為“激進派”，還確切些。
湖南的極左派或激進派的活動，實質性的實踐活動，其實并不大，他們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宣傳輿論或意識形態(tài)上。
因為，當極左派組織及其領導人在大肆鼓吹他們的新“不斷革命”論之際，整個社會的人心都巳傾向思治，頗有些厭倦動亂了。而在現(xiàn)實中，自省革籌小組這一權力機構建立，各群眾組織遵照中央指示，基本巳從社會性形態(tài)，先后轉變?yōu)榛貧w本單位本系統(tǒng)的“工代會”、“農(nóng)代會”、“紅代會”“職代會”這四大新的半官方組織了。因此，極左派們的主張，不能得到大多數(shù)的造反派成員的認可與支持。
更重要的是，由于極左派們的鼓吹的觀點，不僅與中央對文革運動步驟的部署相違，而且，他們不少激進的社會革命觀點，更被中央視為異端邪說。同時，也不為當時大多數(shù)造反派們接受。
所以，以“省無聯(lián)”為組織實踐的極左派，正式獨立活動的時間僅三個月左右。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領導人接見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團時，“省無聯(lián)”就被周恩來總理與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宣布為“反革命大雜燴”組織。隨后，湖南所有的極左派組織，均被“新生的紅色政權”——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及其領導的穩(wěn)鍵造反派們，予以摧垮了。
可以說，這段時期極左派們活動，留給歷史的東西，并不是他們所召開的那些大大小小而零亂自由、并大多只有慷慨言論卻再無實際行動的會議，也不是他們的各種攻擊省革籌小組與穩(wěn)健造反派們的大字報與標語，而是他們之中，有些大、中學生寫下了若干不全是派別政治、而確有著一定社會思考意義的大字報文章。例如，《中國向何處去？》、《我們的綱領》等。
自然，這些在文革中，就憧憬“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而渴望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社會制度的年輕學生們，為他們的這些思想與言論，不久即付出了慘重的人生代價，最終被以10年、15年等長長的刑期，陪伴了他們的青春。
15、“省無聯(lián)”——“湖南省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大聯(lián)合委員會”
它由“湖南紅旗軍”、“湘江風雷接管委員會”、“高校風雷”、“紅中會”、“東方紅總部”等組織發(fā)起，于1967年10月7日（“公告”成立日期是10月11日）成立。該組織成員，都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當時也確被人們稱之為“極左派”。早在8月至9月，“湘派”中許多組織及“極左派”組織，就簽署了對時局看法的“8·30聲明”和“9·30聲明”。不久“湘派”中的穩(wěn)健派分離出去，后來，就以上述組織，聯(lián)合組成“省無聯(lián)”。
但是，所謂“省無聯(lián)”，實際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僅只是一個松散的極左派組織頭頭的聯(lián)席會議，或年輕學生們發(fā)表激進觀點的一個講壇，而并非是一個有統(tǒng)一的組織紀律與行動號令的機構，它的成員人數(shù)也不多，且又常常是各自為政。從組織實力上講，它是遠遠不能與“工聯(lián)”相比的。
1968年1月24日后，“省無聯(lián)”被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令取締。
16、“湖南紅旗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榮譽、復員、轉業(yè)、退伍軍人紅旗軍”
于1966年12月6日在省第二招待所成立，其發(fā)起人為賀孟宣、陳忠華、聶其權、彭文彬、黃厚泉、楊福臣、彭壽南。它與保守組織“八·一兵團”針鋒相對，也是以原軍人為主體，組織純潔、成員素質高、造反精神強。它被“首都紅衛(wèi)兵第三司令部”看好，曾一度成為湖南文革造反派的中堅力量。
對于訓練有素的復員轉業(yè)軍人為主體的組織，中央是不允許存在的。因此，1967年1月20日中央軍委來了個批示，明確將其宣布為反動組織，責令省軍區(qū)抓捕了其頭頭賀孟宣等，解散了其組織。1967年7月以后，通過“變通”（即大量吸收其他非復員轉業(yè)軍人的社會人員），成為一般性的群眾組織，后期負責人為畢健，他因加入了“省無聯(lián)”，在1969年即被判刑10年。
17、“紅中會”——“紅衛(wèi)兵長沙市中等學校革命委員會”
于1967年3月19日在長沙文華劇院成立，其負責人為黃杏英（女、市一中學生、黨員）、湯建平（市三中學生）、劉建成（市八中學生）、李昆明（女、市九中學生）等。
長沙市各中學、中專、技校均有它的二級組織機構：市一中鋼“三·一九”（包括“奪軍權”、“齊衛(wèi)東”、“新共工”、“小老虎”等戰(zhàn)斗隊）兵團、市二中“旭日東升”兵團、市三中“農(nóng)奴戟”、市四中“紅旗”、市五中“造反到底”、市六中“反到底”、市七中“五·一六”兵團、市八中“橫空出世”、市九中“重上井岡山”、市十中“戰(zhàn)猶酣”、市十一中“風雷師”、湘江中學“井岡山人”等組織。
“紅中會”為長沙市中學生的紅衛(wèi)兵激進派，當時，他們與全國的紅衛(wèi)兵激進派組織，有著一些的聯(lián)系。文革中著名的激進論文《中國向何處去？》，即出自于“紅中會”下屬的“市一中‘奪軍權’戰(zhàn)斗隊”紅衛(wèi)兵楊曦光之手（楊現(xiàn)名楊小凱，定居澳大利亞，著名經(jīng)濟學家）。
18、“東方紅總部”——“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東方紅總部”
“東方紅總部”是比“湘江風雷”成立還要早、并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它于1966年9月7日就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30日在長沙東風廣場，又召開了規(guī)模達數(shù)萬人的公開成立大會。
主要負責人：劉定安（曲藝演員，時年19歲）、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黨員）、唐正明（工人）。
“東方紅總部”雖系長沙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組織之一，造反初期，組織也曾極其龐大，高峰期，它也發(fā)展達百萬之眾，幾乎長沙市的每一個單位，都有它的下屬組織。但是，年輕的劉定安等人，顯然缺乏組織經(jīng)驗與領導才能，自“湘江風雷”被鎮(zhèn)壓后，該組織便隨同垮下來，其成員逐步轉入其他造反組織。到它作為“省無聯(lián)”的成員組織時，“東方紅總部”巳僅只剩下極少數(shù)區(qū)街工廠的下屬組織了。
19、“高校風雷”——“高等院校風雷挺進縱隊”
于1967年4月上旬成立。主要負責人為周國輝（湖南大學學生）、劉榮華（中南礦冶學院學生）、金勝利（中南礦冶學院學生）、紅斗（湖南醫(yī)學院學生）等，該組織人員不多，全是大學生，但能量、影響很大，它一成立，就公開聲明以為“湘江風雷”翻案為已任，故在長沙市造反派群眾中，名聲很大也很嘉。其成員思想激進，主張推翻特權階層、改革社會，并試圖從馬列主義中尋求理論根據(jù)。后成為“省無聯(lián)”的發(fā)起組織與思想庫，因而，最終遭到中央文革與康生、江青的鎮(zhèn)壓。
�。芭诖蛉t派”，或“湘瓷派”
所謂“炮打三紅”，這頂政治帽子完全是屬于“莫須有”的產(chǎn)物。
因為，在文革高潮之際，有什么人能有膽子、或會愚蠢到去公開反對“三紅”（即“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人民解放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
而湖南的“炮打三紅”罪名，卻竟是由某些造反派組織，以推行所謂反“三右一風”（即“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保守主義，與為‘二月逆流’的翻案風”）的中央指示精神為口號，發(fā)動的新一輪派戰(zhàn)，結果，反而演變?yōu)樵庵麓藨土P的。
從實質上講，這新一輪的派戰(zhàn)，是湖南的一些造反組織的頭頭，因對他們在新生的紅色政權——省、市革命委員會中，被分配到的權力職位太少太低而不滿，由此發(fā)動的。
發(fā)動方以反“三右一風”為旗幟，應對方則以“炮打三紅”的政治炸彈甩了過來。最終，由于應對方（以原“工聯(lián)”大部分組織為主）得到軍隊方面的支持，又有“新生的紅色政權——省、市革命委員會”為盾牌，再加上人心巳普遍厭亂的形勢，所以，只經(jīng)過短短兩個月左右時間的較量，最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發(fā)動方一派的失敗告終。
在這輪新派戰(zhàn)中，雖然，發(fā)動方也有很多原“工聯(lián)”組織的工人集團（湖南建湘瓷廠、省新華印刷廠、原市總工會機關等），但，其意識中心與核心組織，卻是原省委、市委機關的主流造反組織“永向東”戰(zhàn)團。
這些發(fā)動者，當時又被稱為“湘瓷”派，那是因為湖南建湘瓷廠的“工聯(lián)”組織負責人劉炎生（該廠中層干部、中共黨員、勞動模范），是這個新集團的主要的工人階級領導人。
之所以后來，卻被稱之為“炮打三紅派”，那則是獲勝的一方給其定的政治罪名。
20、“永向東”——“中共湖南省委機關‘永向東’革命造反戰(zhàn)斗團”
省委“永向東”于1967年4月25日成立，其成員為省委機關各部委辦的干部。
主要負責人尚春仁（省監(jiān)委處長）、毛華初（省檔案局付局長）、閻繼布、郭文軍等。
湖南省最早最著名公開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書記處侯補書記、副省長）、梁春陽（省經(jīng)委副主任）為其后臺與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級干部均為它的依靠對象與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楊大治（省委副秘書長）、趙冰巖（省委常委、付省長）、汪立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豐炳仁（省監(jiān)委副書記）、徐天貴（省委宣傳部代理部長）等。
它的骨干隊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機關干部，及湖南長沙地下黨系統(tǒng)的各級負責人。省委“永向東”成立后，各地市委機關也如法炮制“永向東”組織，各縣區(qū)機關也照此葫蘆畫瓢，都成立了“永向東”組織。
它上下保持聯(lián)系，成為一個系統(tǒng)，故被其反對者稱為“永向東政府”。省、市、縣各級革委會成立后，由于其實際掌握著政權的各部門機關，因而有著很大的實權。終于，在權力分配問題上，與介入地方的軍方和工人造反派鬧翻。
最終，在經(jīng)過四個月的較量后，1968年7月底，“永向東”被省革委會、軍隊方面與原“工聯(lián)”組織人員構成的“工代會”聯(lián)合摧垮。
以上20個組織，是湖南長沙文革中人數(shù)較多、影響較大、活動較多的群眾組織。另外湖南各地有些較著名的組織，在此亦列舉出來，因篇幅有限，恕不細介紹：
“湘派”紅鐵軍負責人：付辰才。
“工派”邵陽工聯(lián)負責人：胡求生
“工派”湘潭紅造聯(lián)負責人：沈桂華、金世鈞。
“湘派”衡陽湘江風雷負責人：鄭開誠。
“無聯(lián)派”株洲湘江風雷負責人：張傳信。
“無聯(lián)派”邵陽無聯(lián)負責人：梁固中、陳果億。
三、各派群眾組織的歷史命運
湖南長沙各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大體經(jīng)過了四輪回合；
1、第一輪回合：“高司”、“湘江風雷”——“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
�。�1966年10月——1967年1月）
1966年8月中共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8月5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文革運動的“十六條”的公布，少數(shù)學生、教師及較敏感的青年工人，似乎明白了毛澤東的意圖：此次運動不是1957年的“反右”，而是矛頭對準在朝的當權派。
但是，1966年8月19日，發(fā)生了中共長沙市委調動工人鎮(zhèn)壓湖南大學土木系學生的事件，接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九·二四”報告，均指出：提意見、寫大字報的人是造無產(chǎn)階級的反，是“右派翻天”！各級黨委聞風而動，一時間全省范圍內，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萬計，有的被關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圍攻，有的遭批斗，有的被迫自殺。如省水電勘探設計院因寫了批評市委領導人的《奔命記》一文的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學校的鄧守宇，分別于9月27日和26日自殺。后來成為“湘江風雷”的頭頭的葉衛(wèi)東、羅新華、李敬林，“東方紅總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聯(lián)”負責人之一的張學晃（紅旗廠工人）、吳國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聯(lián)”的蘭云飛等，都是當時的大“右派”、“黑鬼”。而正是這批人，構成了后來被稱為造反派的頭頭和骨干。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運動初期遭到地方黨委政治迫害和打擊的干部、工人，發(fā)動了要平反、要人權、要銷毀黑材料、廢除政治歧視為中心的、所謂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而歷次運動走紅以及這次抓“右派、黑鬼”的骨干，在省市委領導的授意下，首先成立了文革中的組織，以阻擋這些“右派”、“黑鬼”平反、翻身。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高司”、“湘江風雷”、“井岡山紅衛(wèi)兵”等造反派組織，便與“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八一兵團”、“赤衛(wèi)隊”保守派組織等，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斗爭。
正當兩派組織勢均力敵、斗爭白熱化的關鍵時刻，1967年1月16日《紅旗》發(fā)表了評論文章，《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聯(lián)合起來》，文章明確指出“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是“走資派的御用組織”。6天之后的1月22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外地來京的群眾大會上，又宣布：“中國工農(nóng)紅旗軍、戰(zhàn)備軍”、北京“聯(lián)動”、西安“紅色恐怖隊”、湖南“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動組織”。
從此，湖南的第一批保守派組織“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等，以失敗告終而退出了政治舞臺。其頭頭和成員，雖然基本上未受到任何政治懲處，但該組織分化、瓦解后，卻沒有能像湖北武漢的“職工聯(lián)合會”，與廣西的“盾牌兵”、“無聯(lián)”那樣，成建制的發(fā)生演變。前者演變成了著名的“百萬雄師”，繼續(xù)與“三鋼”“三新”等造反派組織對立；
后者則組成了“聯(lián)指”，始終壓制了“四·二二”造反派。
湖南群眾組織之間的混戰(zhàn)，第一輪回合，是以保守派組織的失敗而告終的。
2、第二輪回合：“工聯(lián)”“湘江風雷”——“高司”
�。�1967年1月——1967年9月）
在要平反、爭人權、銷毀、封存“黑材料”，與“紅色政權保衛(wèi)軍”的斗爭中，以“高司”為代表的造反派，與以“湘江風雷”為首的工人市民造反派，在對待中共湖南省委張平化等書記的看法上，在為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員平反的方法上，在與當權派斗爭的方式上，和以誰為核心的權力分配上，都產(chǎn)生了分歧。1967年初的“望江樓協(xié)議”（“高司”單獨與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簽訂的有關全省文革運動的協(xié)議）一事，和要不要召開的“1·15”批判省委領導與奪權動員大會，則導致了雙方矛盾的公開與激化。
“高司”人數(shù)，相對“湘江風雷”等工人市民造反派組織，雖然不算多，但它是高等院校的多數(shù)派，組織嚴密，具有很強凝聚力。大學生思想總體單純，有文化、有能力，其頭頭又都是家庭出身很好的活動分子，因此，“高司”組織的能量非常大。
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所作抓右派的“九·二四”報告后，“高司”總部即按照中共的傳統(tǒng)方法，派出大量的戰(zhàn)斗隊、宣傳隊，不辭勞苦分赴各地、市、各大廠礦，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寫出大量的調查報告、整理出了大批材料。這些報告、材料，用血淚斑斑的事實控告了“九·二四”抓右派報告所產(chǎn)生的惡果，控訴了資反路線的罪惡，為大批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干部、群眾平了反。
但是，當時享有很高威望的“高司”負責人，卻從此以救世主自居，輕視其它以“湘江風雷”為代表的造反組織及其作用。而“湘江風雷”號稱百萬之眾，其頭頭則自認為是湖南造反派的當然代表。兩大造反派組織，在擊敗保守派組織后，終于發(fā)生了自相殘殺的內訌。
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宣判了“湘江風雷”的死刑。使“湘江風雷”和武漢的“鋼工總”、河南的“二·七公社”一樣，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支隊長以上的頭目幾乎全部被抓，據(jù)統(tǒng)計，這次二月鎮(zhèn)壓被抓的造反派群眾人數(shù)，全省有數(shù)萬。
這第二輪派戰(zhàn)的前期回合，是“高司”勝利了。
它在省軍區(qū)的支持下，又派出大量的戰(zhàn)斗隊奔赴各地和各大廠礦，肅清“湘江風雷”的流毒。這次，與張平化“九·二四報告”后所采取的態(tài)度不同，在各地市，各大廠礦，他們卻普遍支持了反“湘江風雷”的保守派。
在曙光電子管廠，他們支持保守的“工總”，傷害了造反的“聯(lián)總”（多數(shù)派）；
在汽車電器廠，他們支持保守的“汽電真理軍”，打擊了“造反有理總隊”（多數(shù)派）；
在長沙機床廠，他們支持保守的“怒火鐵騎”，而排斥造反的工人“3·31造反團”；
在紅旗內燃機廠，他們支持保守的“無聯(lián)”，打擊“紅總”（多數(shù)派）等。而在長沙紡織廠、省航運局、建筑工程公司、湖南制藥廠等單位，原本就是“湘江風雷”造反派組織的天下，他們卻為了反“湘江風雷”，而不惜去支持他們也曾反對過的保守派。
在肅所謂“湘江風雷”流毒的過程中，又傷害、打擊了“井岡山紅衛(wèi)兵”、“東方紅”等造反派組織。這樣“高司”就失去了長沙大部分造反的工人、市民的支持，喪失了控制運動的主動權，而成為了“新保守派”。
特別是以十多萬產(chǎn)業(yè)工人為主體、自下而上聯(lián)合的“工聯(lián)”造反組織，及能量極大的省委機關造反派組織“永向東戰(zhàn)團”，與敢闖敢沖的中學生造反派紅衛(wèi)兵的“紅中會”等組織的出現(xiàn)，使造反派與新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長沙市強大的工人造反派勢力，后來，甚至迫使中央文革都不得不承認，它下達的“二·四批示”，是其“匆匆忙忙，沉不住氣，聽取一面之辭作出了錯誤的決定”。
1967年7月27日，中央明確表態(tài)支持“工聯(lián)”、“湘江風雷”，撤消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同年的“八·十決定”，則宣告了“高司”與“工聯(lián)”和“湘江風雷”兩大派，長達9個月派性斗爭的結束。
這第二輪派戰(zhàn)的結局，是“高司”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臺。
3、第三輪回合：“工派”——“省無聯(lián)”
�。�1967年10月——1968年2月）
早在反擊“二月鎮(zhèn)壓”中，“工聯(lián)”與“湘江風雷”兩派之間，就逐漸地產(chǎn)生了斗爭策略上的意見分歧，這也是后來“省無聯(lián)”得以產(chǎn)生的政治與組織基礎。
“工聯(lián)”、“省委永向東”、“八·一九造反有理軍”成立后，因為其組織嚴密，經(jīng)驗豐富，人員構成有工人、干部與紅衛(wèi)兵。他們對于緊跟中央的文革戰(zhàn)略部署這一點，做到非常好。雖說是造反派，但自從中央表態(tài)支持他們后，他們便基本不再越出中央規(guī)定的造反活動范圍。并按中央要求，撤消組織山頭，按行業(yè)、系統(tǒng)、單位實現(xiàn)大聯(lián)合，建立省、市革委會，等等。
而“高校風雷”、“紅中會”、“紅旗軍”與“湘江風雷（左翼）接管委員會”等組織的頭頭，思想激進，特別是其左翼認為：第一次“文革”任務遠未完成，目前走向安定的形勢，是出現(xiàn)了“十月逆流”，是“二月逆流”的繼續(xù)。還認為實現(xiàn)大聯(lián)合，成立革委會，只會是穿新鞋、走老路、培養(yǎng)一批新官僚，等等。這些極左派便一連發(fā)表了“8·30、9·30、10·30”三個關于對時局看法的聲明，將巳獲勝利的造反派們的內部矛盾，予以公開化和白熱化。
“極左派”知識分子（“高校風雷”、“紅中會”、“礦冶井岡山公社”等），還公開宣傳著一種“新思潮”，這股“新思潮”認為：科學社會主義面臨著現(xiàn)實的嚴重挑戰(zhàn)。解放17年來，中國自下而上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
這個特權階層與人民群眾嚴重對立，造成了中國的不民主和不平等，它已經(jīng)阻礙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成為了社會向前發(fā)展的桎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就是推翻所謂“紅色資本家階級”（即官僚特殊階層）、實現(xiàn)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讓普選出來的干部成為真正的公仆。
確實，重立造反山頭的“省無聯(lián)”組織，雖有些令中央與新生的紅色政權省革籌小組不快，但卻還沒有到令他們不能容忍的程度，畢竟，當時還是“造反有理”時期。
但是，年輕的極左派們的這些“新思潮”言論與宣傳，則極大地惹惱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周恩來總理與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幾乎全部出面，一致宣布“省無聯(lián)”是“反革命的大雜燴”，宣判了“省無聯(lián)”的死刑。陳伯達、康生這兩個“黨內理論權威”，甚至在會上搬來馬列著作文章，逐條逐條地針對這些十幾、二十來歲的極左派學生的文章，進行指斥咒罵。
最后，在湖南文革史上的兩派斗爭中，得勢的一方，再次動用了國家機器，抓捕“省無聯(lián)”頭目與極左派學生、以及所謂“黑手”（主要是有支持“省無聯(lián)”傾向的老干部，與原來有較高身份的“右派分子”），并施之以刑罰。
“省無聯(lián)”方面的“湘江風雷金猴戰(zhàn)團”負責人陳本望，在此輪派戰(zhàn)中，成了失敗者，加之他家庭出身又是“黑七類”，便以其對文革武斗中的一件糊涂人命案有責任為由，將他處以極刑，并立即執(zhí)行。1957年著名的《湖南日報》“右派”案成員的劉鳳祥，此次也作為“省無聯(lián)”的“黑手”的被判刑15年，后于1970年被槍斃：“湘江風雷接管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出身于國民黨軍官家庭的張家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被判刑20年；
撰寫《中國向何處去？》的一中學生楊曦光（時年19歲）被判刑10年：“紅旗軍”司令畢健被判刑10年：“高校風雷”的頭頭、湖南大學學生周國輝被判刑7年：“礦冶井岡山公社”的負責人、中南礦冶學院大學生張玉綱，被判刑3年。
這一輪派戰(zhàn)的特點有二點：
�。�1）兩派之間除了一些大字報、標語的輿論戰(zhàn)外，互相的有組織性沖突不多，規(guī)模也很小。
�。�2）“省無聯(lián)”被摧垮，完全是當時中央的指示，而主要并非對立的“工聯(lián)”等組織的進攻壓力。所以，后來中央領導人康生等，還批評“工聯(lián)”方面對“省無聯(lián)”的活動，是“熟視無睹的右傾”，是“缺乏無產(chǎn)階級義憤”。
4、第四輪回合：“（工聯(lián)）汽電派”——“（工聯(lián)）湘瓷派”
�。�1968年5月——1968年8月）
在摧毀“省無聯(lián)”的斗爭中，按照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部署，各群眾組織取消山頭，實行大聯(lián)合，分別加入四代會（工代會、農(nóng)代會、職代會、紅代會）。長沙市工代會于68年元月17日召開，“工聯(lián)”、“湘江風雷”、“長沙工人”、“青年近衛(wèi)軍”等工人組織均解散，統(tǒng)一到“長沙工代會”里。市革委會和省革委會則于2月28日和4月8日先后成立，形成了軍隊負責人（47軍、省軍區(qū)）、領導干部代表（華國鋒、章伯森、梁春陽）和群眾組織代表（主要是“工聯(lián)”與“湘江風雷”穩(wěn)健派領導人）聯(lián)合掌權局面。
但是在權力的分配上，省委機關“永向東”，與軍隊和工人方面發(fā)生矛盾。前者借助中央“反三右一風”（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和為二月逆流翻案風）的“3·30指示”，聯(lián)合“工聯(lián)”內部的“湘瓷派”，拉攏原“湘江風雷”組織中的穩(wěn)健派，抨擊省、市革命委員會中的軍方負責人與原“工聯(lián)”組織負責人。
由于“工聯(lián)”主要頭頭胡勇，是長沙汽車電器廠工人，因此，當時便對這部分被攻擊的“工聯(lián)”勢力，稱之為“汽電派”。
但是，軍方、省、市革委會與“汽電派”工人，則利用“7·3布告”和毛澤東的“7·18批示”、“7·19通知”及“7·24布告”等一系列為消除動亂、實現(xiàn)穩(wěn)定局面的中央文件精神，派出由省軍區(qū)司令員龍書金任團長、“汽電派”工人為主力的“砸爛舊省委兵團”，進駐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辦委的具體權力，并將梁春陽、尚春仁控制的“永向東”組織徹底擊潰。
隨即，梁、尚及“永向東”組織主要骨干被關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動分子，則被下到各地市單位和“五·七干校”。
與“湘瓷派”、“永向東”有密切聯(lián)系的原“湘江風雷”主流穩(wěn)健派負責人葉衛(wèi)東，也在這次清洗中被整肅，受到嚴厲的點名批判，并被臨時停止其省革委會副主任職務。
“湘瓷派”的頭頭劉炎生（湖南建湘瓷廠、省革委會委員）、余信謙（湖南新華印刷廠、省革委會委員）、周國強（市總工會機關、市革委會常委）等，也分別受到停職反省懲處。
至此，到1968年9月左右，湖南省除統(tǒng)一并按系統(tǒng)性的“工代會”、“農(nóng)代會”、“紅代會”、“職代會”（機關干部性質的統(tǒng)一組織）外，基本上不再有其他社會型的群眾造反組織了。
這第四輪派戰(zhàn)的活動，除了有一些大字報、標語交鋒外，重要的派戰(zhàn)戰(zhàn)場，則主要是各種會議�！跋娲膳伞钡拇_就是被一系列會議打敗了。因為，“湘瓷派”與“永向東”當時都不能，也不敢另起爐灶自成有形山頭，而只能在巳有的“工代會”、“職代會”中搞“議會斗爭”。因此，當省革委會與軍方?jīng)Q定對其反擊時，真的只開幾個會（包括省革委會全體會議），“湘瓷派”與“永向東”便被會議的大多數(shù)給否定了，并給其定了罪。
實際上，經(jīng)過近二年的激烈派戰(zhàn)動亂，湖南全省各級革委會又都巳建立，整體上人心都巳不想再亂而想安靜，能控制局面的原“工聯(lián)”、后為“工代會”的各級頭目，也因都成為了“掌權者”，更不想再出新變故。因此，“湘瓷派”與“永向東”的所有說法，都不僅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甚至還招致反感。由此，“湘瓷派”與“永向東”的失敗，確有其逆形勢而動的注定原因。
“湘瓷派”與“永向東”的失敗，也標志著湖南文革中有“自發(fā)結社”性質的群眾組織活動，從此以告結束。此后數(shù)年中，雖然造反派們也還曾活動過若干回合，但，那時卻都只能在巳有的“工代會”或“工會”框架范圍中跳舞，而不能隨意建立組織、自樹“山頭”了。
5、幸存造反派的歷史命運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的召開，可視為文革中的第一個階段的結束。這時原有的舊體制秩序，也開始逐步的恢復。省、市、縣三級革命委員會，均成立了黨的核心小組，非黨群眾組織代表，逐步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
1970年春開始進行的“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竊）運動，四項內容中，“一打”則是重點。而這“打擊反革命”的“現(xiàn)行”清查對象重點，則又是原來參入過造反派活動的頭目與骨干分子。
軍方與各級革命委員會中的領導干部，特別是與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干部，達成共識，將原保守派骨干作為依靠對象，利用這次“一打三反”，開始對參加過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進行前所未有的清洗。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各個單位，各單位都成立了“三號”（即“一打三反”）辦公室，中央也發(fā)出了1970年的3、5、6、號三個文文件，提出對被清查對象“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并規(guī)定殺人由省一級革命委員會批準。
當然，凡意識形態(tài)上與當時的文革當局不相容的人，不論是干部還是群眾，更是被當作“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進行了嚴懲。北京的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槍殺）、遼寧的張志新（1969年9月24日被逮捕）、銀川的田濤（1970年2月10日被判死緩）等志士，就是在這次文革中期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遇難的。
在這次“一打三反”運動中，湖南省與長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頭頭與骨干人員，從巳是中央委員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勇，至區(qū)街小廠、街道居委會中的原造反派負責人，全部被整肅，無一幸免，也無一漏網(wǎng)。之中，有少數(shù)被槍決者，有相當部分被拘捕入獄，其他大部分則統(tǒng)統(tǒng)從各級革命委員會中開除，進行批斗，并關進所謂“學習班”予以隔離長達數(shù)月、甚至近一年時間的“反省”。
當時，《長沙晚報》的一篇社論中，竟連續(xù)提出九個“殺”字：“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殺不足以正國法，殺、殺、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長沙市在兩個月中，一連殺了兩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擬槍決的名單，也已發(fā)至基層討論。當時正在長沙的毛澤東，不知何故，在這次宣判大會欲召開的前一天夜晚，突然又下令制止了大會的召開。準備參加大會的人，也連夜被通知會議改期。緊接著中央發(fā)布了17號文件，以“殺、關、管”為主要內容的“一打三反”運動才慢慢冷了下來。
然而，“一打三反”運動剛結束不久，1971年夏天，全國性“清查5·16分子運動”又接踵而來，原造反派成員再次遭到審查、清算、批斗，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發(fā)生，才獲人身自由。但是，隨后的幾年，原造反派頭目與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類”（地主、富農(nóng)、反革命、右派、壞分子）一樣，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視和壓迫。
到1974年春天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為保持文革的“正確性”地位不至受到挑戰(zhàn)與動搖，于是又一次對原造反派所受到的壓制情況表示了關注，上海造反派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更是作了一系列講話，以恢復造反派的權力地位。
這次所謂“批林批孔”運動而提供的政治機會，使湖南長沙的原造反派頭目與骨干成員，再次聚集起來，以省、市總工會與各單位工會的名義（造反派頭目與骨干成員，在由造反派的“工代會”轉為的“工會”組織中，一般都擔任有職務），又展開了一次以平反、銷毀被整被批斗的材料、恢復原有革委會職務、直至要求加入共產(chǎn)黨組織為主要目的的斗爭。這個情況，更促使了原造反派成員的再度試圖公開結社（各級、各種“運動辦”機構），并以此作為與當時的省、市委與各級黨委談判、以求解決上述目的問題的組織。
由于中央王洪文的講話壓力，湖南長沙市的原造反派們，基本上取得了暫時的勝局。對文革造反風暴尚心有余悸的省、市委與各級黨委的領導們，擔心“批林批孔”就是又一次文革造反運動的前奏，因此，他們面對原造反派成員的壓力，都只能應諾照辦。對原挨了整的原造反派成員，或予以平反，或予以恢復革委會職務，或接納其入黨（但在1976年后，都被稱為“突擊入黨”，一概不予承認）。
1976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員會中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原造反派頭目與骨干成員，在中央新一輪“批鄧反右”運動的指示動員下，以省、市總工會為大本營，發(fā)動了向張平化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擊，企圖實現(xiàn)權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過的強勢地位。然而，隨著毛澤東的逝世，“四人幫”的被粉碎，湖南的造反派勢力終于徹底遭到了覆滅，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頭目與骨干分子，“全軍覆沒”，幾乎無一幸免地受到少則半年一年，多則數(shù)年的審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則被關到同樣沒有自由的單位“學習班”，接受清查。
1982年5月，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先后分別將省市級別的原造反派主要頭頭，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5年、葉衛(wèi)東（教師、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3年、唐忠富10年（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張厚（中共長沙市委書記、老干部）8年。
經(jīng)數(shù)年各種形式的關押審查后，湖南所有各級其他造反派頭目與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為“三種人”，大部份的檔案結論，則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或“犯有政治錯誤”，并明令，對這些人一律不準提拔、重用，不能入黨，不準進入黨政機關，不能作為第三梯隊人選……。
湖南最早起來支持“工聯(lián)”造反派的副省級領導干部章伯森，也于1984年3月，被定為“三種人”，給予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四、結束語
文革中貌似強大的造反派勢力，實際上，最初不過是當時社會的一個弱勢群體，借助毛澤東發(fā)動的文革特殊運動，以被迫始而后才主動得以集合到一起，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舞臺上演出了曇花一現(xiàn)的短短一幕。批斗當權者，奪權掌權，原本不是造反派們所能想到過的目的。大多數(shù)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群眾，最初“造反”的動機，的確只是為了使自己能從新“右派”、新“反革命”的惡夢中解脫出來。
文革長達10年，湖南長沙的造反派真正掌權，大約只有2年左右時間（包括動亂不定的1967年）。而挨整的時間，則大大超過掌權的時間。其中，在文革中二次、三次坐牢的頭目，也為數(shù)不少。造反派得勢時，便被中央輿論稱為“群眾運動”時期，使他們對曾將自己整為“右派”、“黑鬼”的當權派和保守派頭目，充其量只能用批斗、反省（少數(shù)泄私憤者也打人報復）的手段，可是，最終仍還得按中央要求，對其實行“團結”，請其歸位。但是，當權派與保守派每每對付造反派，卻能動用、也經(jīng)常動用國家機器手段：拘留、逮捕、法辦判刑，直至槍斃（特定歷史條件還無須經(jīng)過司法程序），更可以將造反派定為“右派”、“反革命”，貽害終身，殃及子女。
學者何清漣說，文革中“殊不知千千萬萬普通人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之痛，遠遠高于這些高干，高知們，只是歷史從來不是‘人民群眾’的歷史，所以高干，高知們在打倒‘四人幫’以后，還有機會傾訴苦水，……而不少罹難滅門慘禍，死得豬狗不如的普通民眾，卻永遠沒有辦法再伸張他們所受到的冤抑，他們的悲慘遭遇只能消失在茫茫歷史長空”。
2003·6·19·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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