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指出，春秋時代是由宗法封建秩序從成熟走向衰朽的歷史，其神——人關系的發(fā)展決定了孔子及諸子時代不是以“超越的突破”為趨向，而是以人文的轉向為依歸，批判和反思的思想不是到孔子以后才出現(xiàn)，而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發(fā)展著對神性的質(zhì)疑和對現(xiàn)實的批判反思�！�…如果把中國的軸心時代定在孔子以后，那么這個時代的精神發(fā)展并不是與它之前的時代相斷裂，而是與它之前的時代的思想文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刻畫中國的文化基因

　　韋伯把世界“祛除巫魅”(disenchantment)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看作人類思想文化發(fā)展的總體趨向和線索，雅斯貝爾斯則認為在各個歷史階段人類思想文化的發(fā)展速率及重要性存在重大差異，公元前500年左右是所謂“軸心時代”，此時的中國、印度、希臘、埃及等文明都發(fā)生了“超越的突破”， 以革命性的方式埋葬了史前和古代文明，形成了各自特殊的文化傳統(tǒng)；
軸心時代與前軸心時代思想文化之間存在著對立、反抗、斷裂和突變。二人都認為自己描繪和論述了人類文化發(fā)展史上的普遍現(xiàn)象。以這兩種理論為基礎研究西方文明史，曾經(jīng)形成了西方學術界的熱點。那么，這種研究模式對研究中國古文化的發(fā)展及成因是否有借鑒作用呢？如果有，其應用范圍和程度有多大？

　　陳來教授新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以下簡稱《世界》)與其已出版的姊妹篇《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通過對從史前傳說時期到三代時期，從西周到春秋的思想文化演化、傳承和變異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回應了上述問題。但作者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此，他更希望由此深入思考社會變遷與思想衍化的互動關系，展示整個中國前軸心時代思想文化發(fā)展變化的軌跡，探索影響和制約其發(fā)展趨向的文化基因與其他社會、政治因素。

　　《世界》“從思想史家的立場，把孔子以前的春秋文化作為諸子學發(fā)生的思想史前史來研究�！�…一方面從文化哲學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春秋時代的文化觀念與西周文化的連續(xù)性，看它如何把西周的禮樂文化加以展開；
一方面又把它作為諸子時代的背景和先導，看它怎樣為諸子百家特別是儒家的出現(xiàn)準備了條件�！比鐣�名所示，它主要處理春秋時期的宗教、倫理和社會思想問題。其中“占筮”、“星象”、“鬼神”、“祭祀”等章展示的，正是世界祛除巫魅的過程；
而由“禮治”、“德政”、“德行”等章內(nèi)容，則可見其時漸趨成熟的理性在政治、社會、倫理等領域的收獲。當然，祛除巫魅也是理性化的結果，二者是同一文化進程的兩個側面，故相互交織，此消彼長，體現(xiàn)了中國思想文化走向人文化的曲折進程。

　　針對軸心時代理論，作者強調(diào)中國文化進展的漸進性和連續(xù)性，指出“中國軸心時代的變化，并不是斷裂的突變，……公元前500年左右時期內(nèi)的中國文化與三代以來的文化發(fā)展的關系，乃是連續(xù)中的突破，突破中有連續(xù)”。中國軸心時代理性的發(fā)展不是向著“超越性”的突破，而是“人文”的轉向。因此，“對中國文化的歷史結構而言，尋找決定歷史后來發(fā)展的‘軸心’，不能僅僅著眼在春秋戰(zhàn)國，更應向前追溯，或者用雅斯貝爾斯的語言，在注重軸心時代的同時，我們還應注重‘前軸心時代’�！边@種“決定歷史后來發(fā)展的‘軸心’”，實即決定了后來中國民族精神和文化風貌的“文化基因”；
而刻畫這種“基因”的產(chǎn)生、發(fā)展和變異，實即《世界》及其姊妹篇的中心任務。

　　關于中國前軸心時代獨向人文性轉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作者歸結為“地官意識”對“天官意識”的抗衡及其勝利，而這又與中國的史官傳統(tǒng)及史官注重歷史經(jīng)驗有關。例如，對春秋時多數(shù)功能神都是“有功德于民者”神靈化的結果，以及《左傳》卜問事體中人事遠超神事的現(xiàn)象，本書認為都是由于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中人文性的發(fā)展。無疑地，這種解釋相當有力。李澤厚說：“中國極端重視歷史經(jīng)驗，記錄各種經(jīng)驗、教訓，以為未來殷鑒，乃此文明一大特征�！�…從經(jīng)驗、事實、歷史出發(fā)，溫故以知新，不迷信奇跡，不空想思辨，此‘實用理性’之具體呈現(xiàn)也�！薄皩嵱美硇浴痹谀撤N意義上，便正是歷史理性。思辨理性(認識)、實踐理性(道德)均來源和服從于此“歷史理性”，與此意相同。

　　由于這種人文性的轉向有一個隨時間而展開于各領域的過程，本書抓住這種自然脈絡，故條理異常清晰，產(chǎn)生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發(fā)現(xiàn)。例如，關于“不朽”的觀念，本書指出，就有從最初死在自己的國、家以享祀且與祖先魂魄相聚之義到春秋中后期轉向“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文主義內(nèi)涵的過程，這種變化體現(xiàn)了倫理因素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生長。又如對春秋時期《周易》在卜筮文化中地位的變化及其系辭的經(jīng)典化過程，本書也清晰地勾勒出了其發(fā)展軌跡并且給出了推動其發(fā)展的理由。另外，本書處理材料極細，且俱有深意。例如，引證時它總是盡量兼顧秦晉、燕趙、吳越、齊魯、楚國等不同地域及不同發(fā)展水平的國家的材料，考慮到其時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發(fā)展上的時空不同步現(xiàn)象，這樣做顯然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以偏概全的產(chǎn)生。

　　思想史研究的價值，大體由材料的搜集、組織及解說決定。本書既大量引用了第一手的材料，也吸收了其他學者的很多觀點，但中國前軸心時代受耕耘已久，故學者所掌握材料之種類及數(shù)量幾無實質(zhì)性差異，所爭者唯在材料的整理及解說。另一方面，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吾人今日可依據(jù)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故整理及解說尢為考驗史識與史才。陳來教授早年即以學術眼光之犀利獨到見稱；
為該項研究又特意浸淫于考古學、宗教學、民族學、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等領域有年，博采眾家之說以求會通，故能以兼?zhèn)渲�史識與史才，于整理和解讀人所共知的古史材料中凸顯新義。不僅如此，在研究中他“更參之以近代人類學對世界各地初民文化的研究”。以西方學術觀念參證及解讀中國固有材料的方法，此法頗易流于格義，然本書辨析細入毫芒、判斷極為謹慎，故不僅勝義迭出，也在整體上很好地完成了預設目標。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本書文字淺近曉暢，且對比較生僻的知識一律予以通俗扼要的解釋，對引用的古史材料不僅有翻譯而且盡量述其本事，故涉及繁復深奧問題雖多，卻是即使普通讀者讀起來也絕無繁復深奧之感。

　　總之，這部孕育10年而成的著作，其對中國前軸心時代思想文化發(fā)展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觀察和論述，是對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嚴肅回應，同時也是在“訴說中華文明的光輝歷程，在爭辯中國學術文化的獨立地位”。

　　本書是作者繼續(xù)其關于“古代宗教與倫理”和“儒家思想的根源”的著述，而完成這一部關于“春秋思想史”的著作。本書所研究的歷史時期是西周末期和整個春秋時代，著重研究“前諸子時代”的神話傳說、倫理觀念、宗教信仰、禮儀文化、社會思想等，以說明這一時代的文化與夏商周文化的精神氣質(zhì)的連續(xù)性，并通過對這個時代精神文化生活各個領域的生動發(fā)展的具體研究，確定這一時期文化發(fā)展的方向和水平。呈現(xiàn)出儒家及整個燦爛的先秦思想發(fā)生的文化前提與歷史環(huán)境。本書采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無論在總體線索還是在部分分析上，都提出了新的、具有創(chuàng)見的論點，為春秋思想研究開辟了新的視界。

　　陳來 1952年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國際中國哲學會副執(zhí)行長。曾任哈佛大學、東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并任香港科技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兼職教授。主要著作有：《朱子哲學研究》、《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宋明理學》、《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人文主義的視界》、《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追尋——新理學與新心學》等。

相關熱詞搜索：古代 思想 文化 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