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王曉明論》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與孔子所設(shè)定的理想人格君子相對應(yīng)，王曉明也有他的人格理想，這就是知識分子。成為知識分子，不僅是他的自我期待，也是他對文化人群體的普泛要求�！边@句話所描述的不僅是王曉明，也不僅僅是筆者我，這里所說的，實際上是中國幾代文化人的追求與幻想。

　　早在本世紀初，青年魯迅就在留日學生雜志上大聲疾呼“精神界戰(zhàn)士”的誕生。到后來，“精神界戰(zhàn)士”在魯迅筆下演變成了“知識分子”。無論是“精神界戰(zhàn)士”還是“知識分子”，其所指者乃是同一的：都是要求文化人既具有內(nèi)在的信念與操守，又要擔當起相應(yīng)的社會責任。有人將知識分子的職能概括為傳承文化、領(lǐng)導(dǎo)輿論、守護精神價值、維持社會良知，可以說是較為準確的一種表述，它與魯迅、胡適、羅隆基、儲安平、顧準等幾代人的愿望和實踐基本吻合。

　　知識分子當然首先應(yīng)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個人。然而，上述“傳承”、“領(lǐng)導(dǎo)”、“守護”、“維持”等諸般職能，僅靠少數(shù)個人是決難履行的，而是需要仰仗知識分子群體的共同努力。作為群體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出現(xiàn)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遠的不說，單說在“反胡風”、“反右”、“文革”三場政治運動中，文化人群體的行狀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令人悲哀的是，這種反思還來不及開始，中國文化人又身不由已地隱入了新的歷史困境。進入九十年代，面臨政治與經(jīng)濟的雙重壓力，文化人一時簡直亂了方寸，出現(xiàn)了較嚴重的不知所措，在知識生產(chǎn)上則出現(xiàn)了較普遍的失語癥。他們再一次面臨對于知識分子形象的重新想象、對于知識分子職能的重新理解、對于個人道路的重新選擇。這些新的想象、理解、選擇可以說是五花八門，但其中自然也有比較迂的、比較“原教旨主義”的，也就是比較知識分子化的想象與選擇。我在這里特抄引兩段話，看這兩位學人是如何為自己建構(gòu)知識分子形象的，或者說是如何再一次建構(gòu)知識分子神話的。

　　我總以為，人類社會所以產(chǎn)生知識分子，就因為它需要有人超越各種狹隘的功利關(guān)系，依照整個人類生存的需要來設(shè)計社會的藍圖。在這超越和設(shè)計的過程中間，知識分子必然會歸納出某種公理，從其中領(lǐng)悟到某種抽象的精神價值。他對這價值看得越清楚，就越會熱烈地崇拜它，把它當作自己的守護神。無論做什么事情，都想征得它的首肯；
無論發(fā)什么主張，總愿以它為出發(fā)點；
無論流行風氣怎樣與它抵觸，都虔誠地相信它──我們所以把一個人看作知識分子，就因為他有這一點理智的信仰，靠著頭腦中那尊思維之神的鼓勵，他能夠在世俗潮流的沖擊中站穩(wěn)雙腳，不為所動，但在那班識時務(wù)的聰明人看來，他正是一個不合時宜的迂夫子。(見王曉明《追問錄》)

　　知識分子的精神資源，決不僅僅是個人經(jīng)驗，甚至也不僅僅是當代人的生活經(jīng)驗，而是整個一部人類的歷史，是曾經(jīng)或?qū)⒁�在這地球上生存的每個個體的痛苦、絕望與幻想。正像我們的個體發(fā)育史演繹了人類發(fā)展史一樣，我們在精神上也應(yīng)該擁有著人類史上所有的歡欣和苦難，所有的光榮和恥辱。開始也許只是不自覺地擁有著它們，而當我們自覺地擁有這一切并擔當起這一切時，我們就成了一位知識分子。就是說，這個時刻，就是我們個性生成的時刻，就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的人格誕生的時刻。從這一刻起，我們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生物意義上成為人類生命的全息體，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著人性的全部意蘊，因而，捍衛(wèi)我們的個人尊嚴，也就是捍衛(wèi)人性的尊嚴。從這一刻起，我們的每一次受難都不再僅僅是為族類所作的犧牲而首先是為了我們自身的需要，我們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僅僅是個體的掙扎而是折射出族類對于尊嚴與幸福的渴望。在風寒雨冷的時代，我們會因為申訴了自己的悲憤與抗議而表達出族類深心的希望與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時刻，我們會因為多擔了一份族類的患難而成全了個人的光榮。詩人雪萊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豎琴，要為宇宙奏出痛苦和憂傷。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知識分子不正應(yīng)該是自己族類的豎琴嗎？??見摩羅《尋找確定性體驗與穩(wěn)定的性格》)

　　他們對于知識分子的想象可謂流光溢彩，他們對于知識分子的誕生可謂竭盡期待之誠。這樣的期待也是社會和文化對知識分子的內(nèi)在需要�？晌医裉觳幌胗懻撨@種期待與需要。相反我對這種期待越來越持懷疑態(tài)度，我越來越覺得應(yīng)該多多考究知識分子的出現(xiàn)是否可能。歷史的無情就在于，并不是時代需要什么，社會就能出現(xiàn)什么。在精神領(lǐng)域，我們所遇到的情況常常相反：時代所最需要的東西，恰是社會最缺乏的東西。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讀書人正是在這需要與缺乏所構(gòu)成的巨大裂谷中蹦達掙扎、翻騰沉浮。他們有時候氣宇軒昂，好像只需一個蹭跳就可以成為知識分子，但轉(zhuǎn)眼之間又神情沮喪，表現(xiàn)出怯弱、狹窄、萎縮的本相和低眉垂眼、忠君侍權(quán)的本性──他們畢竟是中國文人的后代，他們怎樣掙扎也掙不脫這種血緣對于他們的制約與拘限。

　　然而，僅僅歸因于血緣出身的責任，是不是太為我們自己開脫了？難道不能從我們每一個個人找一找原因嗎？承擔歷史的重負比起承擔個體人格的重負來，總是要輕松許多，但我們不能老是選擇輕松。在許多緊要關(guān)頭，正是因為我們過于天真地選擇了輕松，才導(dǎo)致在墮落的路上走得太遠，從而釀成了最可怕的沉重。對于本文所要談到的三個人物，這句話都是很適用的。

　　對舒蕪這位老人，歷史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可貴的寬容。我要舊話重提，決不是要跟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過不去。我常常批判阿Q，就因為我早就認定自己是阿Q的兒子，同樣地，我之所以要批判舒蕪，正因為我是他的后代。我把他看作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常常用“我們”作主語，來講述他、她和所有他們的故事。我在他們的故事中，受盡了凌辱與傷害，也充滿了悲憤與哀傷。四十年前，如果真的有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話，舒蕪大概可說是名列第二的領(lǐng)袖人物了。他如果不“棄暗投明”，結(jié)局多半會像胡風一樣悲慘。哪一個學者愿意將自己的學術(shù)前途葬送在這樣的災(zāi)難之中？舒蕪要逃避那種迫害，是人之為人的本能，似乎無可厚非。問題的復(fù)雜性在于，你的掙脫，便意味著加重你的同黨的災(zāi)難，掙脫者往往為此而永遠不得心安。中國文人在幾千年的迫害中演出了許多賣友自保、賣友求榮的丑劇，可見誰也沒曾找到過既能遠禍避災(zāi)、榮華富貴，又能保住節(jié)氣信義的兩全之策。既然如此，舒蕪只有再向前走一步，才能真正做到于己有利：對同黨反戈一擊。由此可見，將胡風寫給自己的私人信件交給權(quán)力部門，并按權(quán)力部門的要求對這些信件蓄意歪曲、蓄意構(gòu)陷，這對當時的舒蕪來說，不只是迫不得已，還含有個人的需要。正是這些信件的價格，標出了舒蕪所能得到的榮華富貴的份量。這場交易雖以強權(quán)壓制所促成，但其中自覺的商業(yè)成份，怕是也不好完全忽略。否則就是將問題簡單化了。

　　現(xiàn)在我們知道，舒蕪對于胡風的陷害，只是整個迫害事件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我們同時還知道，即使舒蕪以名節(jié)自重、拒絕合作，那場迫害也決不會停業(yè)，而會有別的環(huán)節(jié)，將這出丑劇延續(xù)下去。也就是說，胡風已經(jīng)成了勢所必然的受難者，舒蕪的選擇，對這場悲劇構(gòu)不成實質(zhì)性的影響。但這不是可以為舒蕪開脫責任的理由。即使一個人在亂棍之下死局已定甚或已經(jīng)死去，但在那血肉飛濺之中，決不應(yīng)有我掄下的一棍。你沒有勇氣和能力救他也許是可以原諒的，但你如果積極參與，就無疑是幫兇，哪怕是為了掩護自己而虛晃一棍，也是對良知的踐踏與戕害。一個人如果喪失了這么一點良知，那他的人格在整體上就是可疑的。這樣的人與人們幻想中的知識分子，真是相距遙遙。

　　做一個知識分子也許確實艱難，但做一個有良知的人我看未必每時每刻都那么艱難，有時候你只要拒絕一點什么、只要稍微那么自律一下少做一點什么，你的良知就差不多可以保住了。對于舒蕪也許沒這么簡單(因為他不做那個交易的話勢必要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分子)，對于蒲熙修來說，事情也許真的就這么簡單。

　　在1957年之前，蒲熙修實在太像一個知識分子了。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共產(chǎn)黨時代，她都是最出風頭的政治記者，她的政治觀察力、政治批判力與她的新聞敏感力一樣杰出。1945年她投身于重慶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采訪和報道，這本身就包含著她對政治民主的向往與鼓吹。五十年代中期她幫助徐鑄成把《文匯報》辦得那么風風火火，從中不難看出她作為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的熱情和良知。她在私生活上也表現(xiàn)出某種膽略和特異。就在采訪重慶政協(xié)會議期間，三十六歲的蒲熙修與五十歲的羅隆基一見鐘情，她對這位政治學教授和政治活動家的傾慕可以證明她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價值信念與趣味。雖然她一直不敢與這位無論哪家政權(quán)都不會信任的民主自由的信徒結(jié)婚，這顯出她在政治上的持重和世故，可她敢于蔑視成規(guī)，與這位有情人不明不白地同居十年之久，這本身就不乏尊重自我感情和權(quán)利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他們堪稱天下有情人的楷模。

　　可是，在1957年反右的急風暴雨中，幾乎所有風頭正健的知識分子都不得不迅速轉(zhuǎn)向，在沉重的政治壓力下低頭認罪，然后以打倒別的知識分子的方式圖謀消災(zāi)減禍。馬敘倫說，章伯鈞、羅隆基兩位副主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不是偶然的。沈鈞儒說，章伯鈞、羅隆基的聯(lián)盟事實上成為了全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郭沫若說，民盟中央的教育、科學、文化材料實際上是“章羅聯(lián)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綱領(lǐng)。吳晗經(jīng)過一兩個月的觀察與權(quán)衡，最后也拍馬上陣，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并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在所有這些下流的批判、詛咒、出賣中，蒲熙修不幸成為了最下流、最無恥的背叛者和出賣者。蒲熙修像無知的女中學生向班主任交出剛剛收到的求愛信一樣，向權(quán)力部門交出了十年間羅隆基寫來的記錄了他們最深刻最美好感情的所有信件。她控訴說，羅隆基反黨反人民的本質(zhì)是一貫的，還說羅隆基是通過她來控制《文匯報》并改變其方向的。為了將羅隆基打得更垮更爛，這個名叫蒲熙修的女人甚至為羅隆基捏造了一個地主分子的身分，還暗示說羅隆基是特務(wù)，主動要求官方追究羅隆基與周佛海的關(guān)系。總之，什么東西殺傷力強，什么東西能將羅隆基砸成肉泥，她就搬起什么東西來向羅隆基砸過去，完全進入了殺敵立功、贖罪消災(zāi)的魔境。

　　一個人為了自保，不得不傷及別人，對這種無奈，似乎不得不給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原諒，尤其是在中國式的政治運動中，全國上下早就布好了天羅地網(wǎng)，所有的人都處于一刻也不間斷的凄凄惶惶之中。在圍剿別人的起哄中擺脫一點內(nèi)心恐懼(至少是緩解一刻吧)，這在心理學上也不是完全說不過去。對此，我們一面要作人格的批判，一面也不得不稍斂批判的鋒芒，面對人性的復(fù)雜和黑暗發(fā)幾聲無奈的甚或悲憫的喟嘆�？墒牵�蒲熙修對于羅隆基的背叛，這哪里是對別人的背叛，這完全是對自己的背叛。一個人對于自己的背叛可以徹底到這個程度，一個人對于自己的侮辱可以如此喪盡天良，這真是不可思議。蒲熙修當時所受到的威脅和逼迫到底有多大？也許不再有機會在新聞界和政治界出風頭，也許還有別的風險與難處，但與完全背叛自己、整個喪盡天良相比，究竟哪一頭損失更大？事實上，在她這樣做過之后，她原想保住的那些全部失去了，而且是永遠失去。她與羅隆基一樣戴上了右派帽子，與羅隆基一樣在孤苦無告中絕望地死去。歷史對于他們倆的捉弄同樣嚴酷無情。

　　說句與歷史同樣嚴酷無情的話，正是歷史的這番捉弄，讓那一代文化人付出了身心俱滅的代價，卻讓我們這一代人收獲了一份清醒。如果沒有這番歷史的捉弄，我們也許早就把蒲熙修看作一個難得的知識分子，可事實上我們知道，她離一個知識分子是多么遙遠，我們這些中國讀書人離知識分子統(tǒng)統(tǒng)都他媽的多么遙遠。

　　第三個人的故事我沒把握講好，既要遮遮掩掩，又要把事情講清楚，我的智慧遠遠不夠。這個人曾十分焦慮地對他的上司說：我還得在這個單位生活下去。也就是說他不愿意將他的行為公開。為了隱去他的大名，我原想在此稱他為狗屎，后來又決定將他命名為Z。將Z拉過來列于舒蕪蒲熙修之后，多少有點抬舉他。但Z經(jīng)過多年苦心經(jīng)營，已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文學評論家，而且無論是在文章中還是在沙龍演講中都表現(xiàn)出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的亢奮和激烈，這與舒蕪蒲熙修也很有點相似。為了盡可能把Z的故事講得好一些，我不得不引進一個被我稱為B的人。在很長一段時間，B幾乎是Z唯一可以談?wù)撐膶W的朋友，Z也差不多是B唯一的朋友。在鄱陽湖邊漫長而又濃重的黑夜里，聽著千年不變的單調(diào)浪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因為深味到生命的壓抑與苦悶而齊聲嚎叫呼嘯。為了將自己從這樣的封閉與死寂中拯救出來，他們揮著拳頭發(fā)誓：一定要到文化中心去，一定要到北京和上海去。他們共同的志向使得他們在幾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他們甚至曾經(jīng)在那些雖非偷雞摸狗之類卻像偷雞摸狗一樣被旁人所詛咒的事情上聯(lián)手合作，這使得他們倆共享著一份獨特的驕傲。后來Z果然有幸到了上海求學，再后來B竟然也有幸來到了上海。要不是Z一進大上海就被這里的俗氣所吞沒，要不是Z那么迅速地表現(xiàn)出一個鄉(xiāng)下人進城后常常會表現(xiàn)出的那種下流樣子，他們幾乎可以重演赫爾岑與奧加略夫終生聯(lián)手相助的故事。

　　然而，我能告訴讀者的只能是一個與聯(lián)手相助完全相反的故事。B在畢業(yè)分配時，很幸運地受到上海某家單位的接納。十分巧合的是，這家單位正好是Z所供職的單位。兩位故舊不但都在向往已久的文化中心找到了落腳之地，而且可以棲居在同一棵樹上，命運所加給他們的賞賜可以說是有點豐厚。但是，在事情發(fā)展的最關(guān)鍵時刻，Z終于以告密者的面目悄悄出場了。他將他與B合作的既非偷雞摸狗之事卻如偷雞摸狗之事一樣被看作壞事的事情(對Z無傷大雅對B的分配卻可構(gòu)成麻煩)供出來，再加上種種誣陷，證明B是個壞人，讓B無法到那個單位去供職，讓B無法在上海立足。這個與B一起發(fā)誓要去上海的人，一定要親自把B趕出上海、重新趕到最閉塞最偏僻的角落里去。這個曾經(jīng)那么亢奮高傲地以批判知識分子自居的人，竟然調(diào)動起本應(yīng)受到他的批判的黑暗力量，幫助自己去實現(xiàn)他的愿望。這個故事的驚人之處，也許不在于Z對B的陷害，而在于Z對自己的背叛竟然如此之深、如此之干凈徹底。他簡直是打算從此以后永遠不再面對自己的靈魂了。他比蒲熙修走得更加遙遠，因為蒲熙修的自我背叛是在政治高壓下的無奈選擇，她對他者的傷害也是公開的，也就是準備了承擔相關(guān)的責任的，而Z是在沒有壓力、只有交易的情況下自覺主動地陷害他人、放棄自己，而且一切都在暗中進行，永遠不打算承擔這份責任，即使敗露也死不認帳。所以，在所有做惡者中，Z這種做惡者是最下流的一種。

　　我們也許有一百種理由喟嘆我們的歷史境遇過于嚴酷，可是，我們不是更有一千種理由反思我們自身的軟弱、自私和卑污嗎？時代所加給我們的擠壓，我一刻也沒忘過，可我同時也相信，時代并沒有逼迫每一個人都像舒蕪、蒲熙修、Z那樣在自棄自辱的路上走得這么遙遠。我們太需要跳到時代之外，追問一下每個個體人格所應(yīng)擔當?shù)哪欠葚熑�。我們對前人的責任若沒有一點追問之勇，究竟是表明了我們的理性和寬容，還是意味著我們在下意識中為我們本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留下的退路太寬太遠？如果要責問舒蕪為什么不像魯迅那樣、蒲熙修為什么不像顧準那樣，這也許有點荒唐，因為我們既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成為魯迅和顧準，更沒權(quán)利責成自我之外的別人去擔當魯迅顧準式的深重磨難，可是，如果我們真的是一個充滿了知識分子向往、以知識分子自居的讀書人，那么，我們以魯迅顧準式的要求來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與自己類同的人，這難道不是自自然然、天經(jīng)地義的要求嗎？

　　可是，至今為止，我們這一代人根本不對自己提出這樣的要求。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不經(jīng)意間，竟出現(xiàn)了Z這樣的下流人。尤其可悲的是，一位年長的學者面對Z的故事竟然說，現(xiàn)在的年輕人都這樣，什么都能做得出來──我們這一代人原來已經(jīng)墮落得如此之深，這太叫人瞠目結(jié)舌了。如果沒有深遠的歷史背景作映襯，我也決不愿認同這位學者的感嘆。可是，歷史如此，現(xiàn)實如此，我還有什么好說的。盡管在若干場合，我曾抱有過天真的幻想，以為我們這一代人正在向知識分子神話趨近，可是這個神話已經(jīng)飄得無限遙遠。同時我也明白：不是這個神話背叛了我們，而是我們一次次背叛了這個神話。我們?nèi)绱瞬豢霸炀�，永遠也不會得到歷史的同情與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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