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王紹光著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2003年6月，38.00元

　　如果老外注意到咱這兒的稅收，定會納悶我們哪有什么自由

　　樣樣事情都得納稅，包括曬了天上的日頭

　　馬一備鞍就得上稅，不管它是奔馳還是慢走

　　另外的收費更加邪門，真可叫作無奇不有

　　寫自己的姓名，進山打野獸夜里點燈，墻上開口紅白喜事，購買銷售

　　當官的樣樣都要把稅抽

　　死神也幫不了你的忙，見閻王之前還得把稅款留。

　　——阿龍

　　誰是上面這首打油詩的作者阿龍？如果讓讀者猜，十有八九人們會認為他是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當代中國民間詩人，這首詩是以夸張的手法抨擊怨聲載道的農(nóng)村三亂。其實阿龍的原名為Anon，是18世紀英國詩人，這首詩作于1784年。我們引用這首詩的目的是為了點出一個簡單的事實：中國農(nóng)村目前的種種問題在發(fā)達國家的歷史上也曾存在過。其他國家的經(jīng)驗顯示，要解決這些問題，出路在于制度創(chuàng)新。美國在“進步時代”（1880－1920）的財政制度建設就是一個例子。

　　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美國在19世紀末面臨的問題，也是腐敗橫行，假冒偽劣猖獗，重大災難屢屢發(fā)生，社會矛盾異常尖銳。但危機也是轉(zhuǎn)機，美國在這個時期進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建設（state－building），其現(xiàn)代國家的基礎就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已建立了一個高效的現(xiàn)代國家機器。沒有在進步時代打下的基礎，羅斯福的“新政”不可能成功，“福利國家”不可能出現(xiàn)，美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也許完全會是另外一種結局。

　　“進步時代”也是美國現(xiàn)代財政制度的成型期。在此之前，美國財政制度既雜亂又低效，藏污納垢，完全不對民眾負責。就收入而言，那時的稅種極多，凡是想像得出的名目都可用來向民眾征稅。但那么多稅種卻無法使國家汲取足夠的財政收入。就支出而言，那時還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預算。每一個政府部門自己爭取資金，自己掌控開支。一級政府并沒有一份詳盡而統(tǒng)一的預算。這樣，民眾和議會都無法對政府及其各部門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為貪贓枉法留下無數(shù)機會。

　　在進步時代，美國從收入和開支兩方面對其財政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造。

　　在收入方面，最重要的變化是引入了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當然，引入所得稅曾遭到保守勢力的頑強抵抗。他們聳人聽聞地說，所得稅體現(xiàn)的是共產(chǎn)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最高法院也宣布這種稅違反美國憲法。不過，形勢比人強。到1913年，50個州中有42個州批準了憲法第16條修正案：“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規(guī)定和征收所得稅�！�

　　相對以前雜七雜八的稅種，所得稅有三大優(yōu)勢。一是簡單：用一個稅種替代了一批稅種；
二是公平：稅負是依據(jù)經(jīng)濟能力分配的；
三是高產(chǎn)：這一類稅產(chǎn)生的收入比其他任何稅種都多。這三大優(yōu)勢有助于緩解美國當時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急劇的社會變遷引發(fā)尖銳的階級沖突，而政府缺乏再分配能力應付種種危機。在以后的年代里，所得稅在美國財政制度中扮演了“挑大梁”的角色。事實上，所有發(fā)達國家都或遲或早經(jīng)歷了引入所得稅的過程�，F(xiàn)在，所得稅在所有這些國家都是最重要的稅種。

　　在支出方面，最重要的變化是引入現(xiàn)代預算制度。直到20世紀初，在美國，所謂預算不過是一堆雜亂無章的事后報賬單。對政府某部門的撥款只是一個總數(shù)，開支分類是沒有的，細目也是沒有的，不準確，更談不上完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雖然號稱民主，民眾實際上根本無法對政府行為進行有效監(jiān)督。結果，腐敗現(xiàn)象屢禁不絕。

　　人們對腐敗的厭惡和憤怒成為了改革的動力。1905年，一批人設立了旨在推動紐約市預算改革的“紐約市政研究所”。今天大名鼎鼎的“布魯金斯研究所”便是由它演化而來的。這些預算改革者指出，預算問題決不僅僅是個無關緊要的數(shù)字匯總問題，而是關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實的大問題。沒有預算的政府是“看不見的政府”，而“看不見的政府”必然是“不負責任的政府”�！安回撠熑蔚恼�府”不可能是民主的政府。預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見的政府”變?yōu)椤翱吹靡姷恼�府”。“看得見”，人民才有可能對它進行監(jiān)督。在這個意義上，預算是一種對政府和政府官員“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

　　改革派的意思很清楚，與其對人們的憤怒置若罔聞，聽任矛盾激化，不如進行預算改革，緩和階級沖突。

　　那么，什么樣的預算才算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預算呢？

　　首先，它是一個關于未來政府支出的計劃，而不是事后的報賬。

　　其次，它是一個統(tǒng)一的計劃，包括政府所有部門的開支。

　　第三，它是一個詳盡的計劃，要列舉所有項目的開支，并對它們進行分類。

　　第四，對計劃中的每項開支都要說明其理由，以便對開支的輕重緩急加以區(qū)別。

　　第五，這個計劃必須對政府的行為有約束力：沒有列支項目不能開銷，列支的錢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這個計劃必須得到權力機構（議會）的批準，并接受其監(jiān)督。

　　第七，為了便于民眾監(jiān)督，預算內(nèi)容和預算過程必須透明。

　　當時，美國反腐敗還有另外一支生力軍，即所謂“耙糞者”，或以揭露黑幕為己任的新聞記者。但預算改革者的思路與“耙糞者”很不一樣。后者把重點放在反腐敗上，而前者認為，防腐敗比反腐敗更重要。在預算改革者看來，腐敗不是人品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只要制度安排上存在大量漏洞，腐敗的出現(xiàn)是必然的，不管花多大力氣反，不管懲罰力度有多大，效果也不會明顯。因此，要降低腐敗出現(xiàn)的可能性，重點必須放在堵塞制度漏洞上。預算改革的目的正是為了堵塞制度漏洞。

　　在預算改革者的敦促下，紐約市在1908年推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份現(xiàn)代預算。當然這份預算還很粗糙，只有市政府的四個主要部門拿出了分類開支計劃。以后幾年，紐約市的預算日臻完善。到1913年，預算文件已從1908年的122頁增加到836頁。紐約市的經(jīng)驗很快引起了美國其他城市的興趣，它們紛紛索要“市政研究所”編制的“市政會計手冊”，并派人到“市政研究所”舉辦的培訓班學習。不久，“預算”這個詞就像“民主”和“社會正義”一樣變成美國的日常用語，任何政治參與者都能朗朗上口。到1919年，全國已有44個州通過了預算法；
到1929年，除阿拉斯加外，所有的州都有了自己的預算法。初戰(zhàn)告捷后，紐約市政研究所的大將移師美國首都華盛頓。在他們的努力下，國會終于在1921年通過了“預算與會計法”。至此，美國的預算改革可以說是大功告成了。

　　看似不起眼的預算改革對美國后來的政治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它將各級政府行為的細節(jié)第一次展現(xiàn)在陽光下，有效地遏制了腐敗的勢頭，從而改善政府與民眾的關系，增強了政府正當性。另一方面，它加強了政府內(nèi)部的統(tǒng)一集中領導機制，提高了政府整體運作效率，造就一個更加強有力的政府。預算改革前，美國各州政府和聯(lián)邦政府都是由議會主導，威爾遜總統(tǒng)把它稱作“國會政府”。預算改革將權力轉(zhuǎn)移到行政部門，促使了美國現(xiàn)代總統(tǒng)制的形成。人們一般認為，羅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的資本主義。這種看法只對了一半。如果沒有預算改革作鋪墊，即使羅斯福有實行“新政”的愿望，分散而低效的體制也完全可能讓他的計劃無疾而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預算改革對緩解美國社會矛盾功不可沒。

　　美國的經(jīng)驗對我們至少有三點啟示：

　　第一，公共財政制度是國家政治體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下于選舉制度、政黨政治、議會制度和輿論監(jiān)督制度。

　　第二，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改造公共財政是遏制腐敗、加大政府透明性、調(diào)節(jié)收入分配、緩解社會矛盾、增強國家能力的制度條件。不改造公共財政，無論是基層民主，還是更大范圍的民主，都難以發(fā)揮實效。改造公共財政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政治改革的過程。

　　第三，改造公共財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它是低調(diào)的，不會過分提高人們的期望值；
它是具體的，比抽象談論“政治民主”更容易操作；
它是務實的，可以在不太長的時間里產(chǎn)生看得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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