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會上很多朋友的報告，特別是一些年輕朋友的發(fā)言，受到了很大啟發(fā)，甚至可以說是震動，但我還來不及仔細消化，這里只能談談我的初步感受：按照我的思維習慣，外在的刺激，最終都會轉化為對自我靈魂的審視與拷問。

　　昨天的發(fā)言中，郜元寶先生談到了知識分子的"失語"，我也經(jīng)常處于這樣的"失語、無言"的狀態(tài)：不僅是外界的壓力，使我不能自由的言說；
而且所有的外在的黑暗都會轉化為內心的黑暗，產生根本性的焦慮和困惑：我已經(jīng)沒有能力來解釋周圍的世界，也沒有能力作出明確的判斷--而我們又處在一個要求"站隊"的時代，總是在要求人們明確表態(tài)：贊成，或者反對。而我的反應、態(tài)度卻往往是復雜的，立場就不免是模糊的：很可能既不贊成（反對）這，又不贊成（反對）那，把所有的話都講出來，就會成為"公敵"，就得"橫戰(zhàn)"。而實際上我究竟贊成什么，主張什么，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只能說"不應該"這樣那樣，對"應該"怎樣怎樣，交的是一張白卷。而且說到底，我對自己的立場與態(tài)度也是懷疑的。于是就只剩下無詞的言語，只能沉默。

　　在學術上也是如此。盡管我知道自己在學術上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對于學術界熱門話題我往往覺得無話可說。我經(jīng)常收到各種學術會議的邀請書，常常是看到會議的議題就發(fā)怵：題目太大，無從說起。于是就只有逃會。坦白地說，包括這次會議的題目："全球化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轉變"，也讓我犯難；
如果不是曉明允許我"先不發(fā)言，聽聽再說"，我很有可能也是一躲了之的。

　　就拿"全球化"來說，盡管尾崎先生在剛才的發(fā)言中，提醒我們："全球化"也即"世界一體化"已經(jīng)成為我們的生活事實，是誰也回避不了的；
我承認這一點，但確實想不清楚，"全球化"將給我們帶來什么。有人許諾我們，也有人一廂情愿地想象、希望：全球化將給我們帶來富裕，帶來自由，民主，帶來全人類的協(xié)調、合作，帶來人類公理的確立，帶來"世界融入中國，中國影響世界"的輝煌......。但我怎么也看不到這樣的前景。２１世紀一開始，就讓我目瞪口呆。

　　在２０世紀末，我曾寫過一篇關于"對新世紀期待"的短文；
和眾多的豪言壯語相反，我自認唱的是低調，只提出兩點希望：一是"懂得人的生命的寶貴，不要再殺人"，二是"回到常識，不要再做夢"。而今年發(fā)生的"９．１１"事件，卻無情地表明，２１世紀一開始就在殺人，而且就在此刻，殺人也還在繼續(xù)。這無疑給我的所謂"低調期待"以當頭棒喝：我還是太樂觀，太天真了。

　　............

　　全球化將給中國帶來什么，更是我所憂慮的。前幾天，我緊張地觀看香港鳳凰衛(wèi)視所播發(fā)的有關中國入世的報道--說起來這真是中國人與中國學者的悲哀......我們只能從香港與國外的報道中去作揣測。于是我聽到了某位......經(jīng)濟學家的告誡：中國不應該成為農業(yè)大國，而應該在入世以后的"國際分工"中成為蔬菜與花卉的生產國。這樣的全球化的"國際分工"，讓我不寒而栗。我由此聯(lián)想到我們的學術：正像羅崗先生昨天的發(fā)言中所說，會不會出現(xiàn)這樣的學術"國際分工"：從西方進口"理論"，然后根據(jù)"理論"對第三世界的"原料"進行加工，最后再出口到西方世界？難道這就叫"與國際學術接軌"？！

　　再看看我們當下的學術環(huán)境。我們討論學術研究的當代性，首先就要看看我們的真實的（而非一廂情愿地想象的）生存環(huán)境。在我看來，我們正面臨著兩大危機。一是"學術體制化"的危機。今天上午的發(fā)言中，有朋友談到了科舉制度；
其實新的"科舉制度"正在我們國家形成與完善：人們越來越看清楚，這些年一直糾纏著學院里的知識分子的評職稱，評學術帶頭人，評碩士、博士點......都無非是"請君入甕"；
而可悲的是，我們明知如此，還不得不往里鉆。這樣的體制化的學術，對我們人文學者的要求，主要是兩條：一是為國家決策服務，或為之出謀劃策，或用自己的"研究"來為國家決策的"正確性"與"合法性"作解釋與證明。如果做不到，至少也不要添亂，起一點粉飾太平的作用。在這樣的要求下，就絕不可能有學術（包括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獨立與自主。而同時存在的"學術商業(yè)化"的危機，也同樣威脅著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對這一方面已經(jīng)談得很多，我就不再多說。這樣，今天我們又再一次面臨著魯迅說過的成為"官的幫忙、幫閑，商的幫忙、幫閑，大眾的幫忙與幫閑"的危險。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現(xiàn)實。在這個前提下，我愿意為學院派的研究說幾句話。應該看到，能夠成為前述"御用學術"對抗力量的，除了帶有比較強烈的批判性的學術研究之外，就是與現(xiàn)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的所謂"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
而前者在中國的現(xiàn)行體制下是很難生存的，隨時都有被扼殺的可能，能夠起抗衡作用的，很有可能就是學院派的研究：在我看來，真正的學院派的研究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堅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當然，無論是批判性的研究，還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都存在著自己的陷阱與危險。批判性的研究需要警惕歷史實用主義，更要防止成為一種表演。我曾說過，"精神界的戰(zhàn)士"是有真、假之分的。區(qū)分的一個基本標準，就是要看能不能把批判指向自身，像魯迅那樣，"無情地批判別人，更無情地批判自己"。因此，我贊成倪偉先生的意見：研究者對自己所占據(jù)的主體位置、思想立場缺乏反省，是當下許多研究的一個致命問題。我們尤其要警惕那些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點，以審判別人為己任的"假道學式的批判家"。學院派的研究的陷阱在于將學術研究變成熟練的學術操作，成為一種智力游戲，而根本喪失了學術的生命活力與意義：看似漂亮，其實只是一束蒼白的紙花。學院派的研究更要警惕將必要的學術規(guī)范變成限制與壓抑學術創(chuàng)造性的話語霸權。學院派的真正危險還在體制的"招安"，要防止將自己的研究變成粉飾太平的"小擺設"。如此看來，學術研究，無論選擇的是哪一種路向，在存在著自己的價值的同時，也都處處充滿了陷阱。在今日之中國，要真正堅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盡管我的思考偏于悲觀，但對于我自己的選擇：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還是心里有底的--盡管這種"底"也還不過是一種"掙扎"。

　　我贊同王曉明先生與張新穎先生的意見，并且也是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研究與當代生活保持一種息息相關的聯(lián)系。在我的理解中，這包含以下幾層意思。一是充分重視中國本土的經(jīng)驗。二是研究的問題意識必須產生于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現(xiàn)實，但思考與研究卻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應該是學理的，更帶根本性與超越性的，以實現(xiàn)現(xiàn)實關懷與超越性關懷的有機結合。三是要處理好"當下性"與"歷史性"的關系，既要對當事人在什么樣的歷史情境與歷史語鏡下作出這樣那樣的選擇，有一種"理解的同情"，又要"正視與揭示"這些選擇所產生的"后果"：這后果是歷史當事人所不可能預知，而又是研究者所面臨的當下現(xiàn)實。

　　我知道，要在自己的研究中，真正實現(xiàn)這些原則是相當困難的，但這總是自己的努力方向吧。

　　那么，具體地說，我想做與能夠做的是什么呢？或者說，我打算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xiàn)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學者與當代中國的現(xiàn)實的有機聯(lián)系呢？明年我就面臨著退休，要離開我多年堅持的大學講臺，但我或許還可以繼續(xù)工作十多年，我想做的事有兩件：一是繼續(xù)關注中小學語文教育。我說過，這是我在進入老年以后，對一切都已經(jīng)看透、因而感到絕望，而唯一沒有絕望，更準確地說，唯一不敢絕望的，是我們的孩子。為此，我提出了一個教育理想：把我們民族及人類最美好的精神糧食提供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盡管遇到了空前的壓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我絕不后悔，還要繼續(xù)做下去。而且我是把這當作一個學術工作來做的；
從我的專業(yè)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則是一個學術普及的工作：在我看來，這樣的學術普及，其意義是并不亞于學術研究本身的。

　　談到我的學術研究，我還是想著眼于對中國本土經(jīng)驗的歷史研究與理論提升，也還是我過去說過的：將個人與民族的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過去我有各種說法，現(xiàn)在我想做一個新的概括，叫作"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研究。

　　選擇這樣的課題，我有兩個方面的考慮。

　　首先是出于對２０世紀中國與世界的一個總體考察。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發(fā)展、瓦解與變革，無疑構成了２０世紀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不管人們對之作出什么評價，這都是一個不可回避的世紀遺產。而２０世紀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理論與實踐是有多種模式的：有前蘇聯(lián)式的，有東歐式的，越南、古巴式的，也有中國式的；
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文化也許是最有特色、最豐富，而又未經(jīng)真正的認真的科學研究的。就其豐富性而言，據(jù)我初步的研究，它本身就包含了三種模式："十七年模式"、"文革模式"與改革開放二十年所建立起來的"新模式"。這三個模式之間，自然存在著前后一貫的，基本的共同點，但卻又是各有鮮明特色，呈現(xiàn)出某種復雜性。也正因為如此，這樣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文化"所提供的研究空間就是十分廣闊的。當然它也有其特殊的困難之處，但這本身也構成了巨大的挑戰(zhàn)性，從而具有某種特殊的魅力。

　　如果再放眼于剛剛開始的新世紀，就會注意到，２０世紀中期以后出現(xiàn)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它本身就形成了一種制約。到２０世紀末，隨著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制約消失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頭目美國獲得了絕對的權力。但"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美國在建立起自己的絕對的世界霸權的同時，自身的制度性的缺陷也就隨之暴露與發(fā)展，并必然引起世界性的反彈，形成新的反抗力量。這種反抗的文化資源可能是民族主義的，可能是宗教的，也有可能是社會主義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經(jīng)驗就有可能重新產生影響。......而毛澤東思想在２０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是既帶來了一些新的積極的因素，又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的。如果承認具有毛澤東某種程度的"復活"的可能性，那么，對毛澤東及其在中國進行的社會主義試驗的認識，無論將其妖魔化，還是將其理想化，都會產生嚴重的后果。應該說，對毛澤東的遺產，特別是他所領導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的試驗，沒有進行充分的研究與科學的清理，是近２０年學術研究的重大缺憾，已經(jīng)并將繼續(xù)對中國的發(fā)展產生消極的影響。我們現(xiàn)在正急需補這一課。

　　當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全方位的，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只能涉及"社會主義文化"這一側面。昨天的討論中，倪偉先生提出了如何使我們的研究"與當下的社會實踐結合緊密，能夠對變化中的社會和世界作出應答和解釋"的問題，王曉明先生則關注"如何處理文學所凝聚、所體現(xiàn)的"本土經(jīng)驗"，如何通過此種豐富經(jīng)驗的描述、分析和闡發(fā)，向當代世界提供多樣的思想資源？"我想，"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研究，或許正可以從這兩方面作出有力的貢獻。我特別看重的是這一課題本身具有的理論前景：如果說對蘇聯(lián)、東歐經(jīng)驗的研究曾取得了巨大的理論成果，那么，遠為豐富與復雜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研究也同樣有可能取得某種理論上的突破，這是中國的人文學者有可能為世界思想文化的發(fā)展作出獨特貢獻的一個領域：至少我們是可以這樣期待的。

　　至于如何進行這樣的研究，我自己也在思考與探索中。初步的想法是這樣的研究應該跳出簡單肯定與否定的二元對立模式，采取更為復雜的科學分析的態(tài)度。昨天幾位年青的朋友對于"文化研究"的設想，也打開了我的思路。例如倪偉所談到的"文本政治分析"、"對日常生活形式的關注"、"對文學流通與消費過程的研究"，薛毅先生所提醒的"對社會主義歷史上的專制主義的批判，應該納入到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之中"，都是具有啟發(fā)性的。

　　當然，學術研究最終還是個人性的。因此，以上所說，僅是我個人根據(jù)自己的條件與興趣所作的選擇，它只是多元化的研究總格局中的"一個"：每一個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學者都會找到適合于自己的路，并且堅持走下去。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的堅持，只能是一種掙扎；
在寂寞、艱難的掙扎中，就需要相互攙扶。我今天的發(fā)言，也算是一個求助吧。因此，我要對會議主持者給我這個機會表示感謝，也要對大家耐心地聽我的傾訴，說一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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