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是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之一。搞市場經濟而又不認同自由主義，從學理上講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許多半吊子文人和政府官員貫于用中國式的“自由”去理解自由（freedom）和自由權（liberty），用毛澤東曾經批判過的“自由主義”去投射自由主義（liberalism），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自由和自由主義一直被官方所“防范”，自由主義者則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異端”，自由主義經典不能得到應有的普及

　　異樣的自由、別樣的自由主義

　　自由和自由主義是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學的“主旋律”，也是“衡量歷史進步的標尺”；
對于正在構建和完善市場經濟的當代中國來說，無疑回避不了對自由和與自由相關的自由主義的討論與研究。不幸的是，自由問題在當前中國社會中的處境卻甚為尷尬。我們的許多官方人士，甚至包括有些學者，對“自由”、“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字眼缺乏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我們有的只是對自由、自由主義根深蒂固的誤解和偏見；
對各種學科領域所說的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等的混淆與誤解。

（1）造成這種誤解和偏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筆者認為，以下幾點也不可小視。

　　土生土長的“自由”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沒有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概念。“自由”在傳統(tǒng)漢語中的意思就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
“自由”就等于自然，等等。（胡適：1948年9月4日《自由主義》）。這種意義上的“自由”的本義，源自老子的“無為”，孔子知天命后對“隨心所欲不逾矩”這一人生境界的體驗和莊子“不為物所累”意義上的“無待”、“逍遙”、“乘物游心”等。所有這些“自由”“不是向外積極進取，而是反求諸己的甚為消極的�！� （2）胡適對此曾總結道，“回向自己求內心的自由有幾種方式，一種是隱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壓迫，一種是夢想神仙的生活行動自由，變化自由正如莊子說，列子御風而行”，“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凈土，都含有由自己內心去尋求最高的自由的意義�！�

　　莊子那從變化無常的事物中開脫出來，追求內在和諧的自由，不為物所累式“自由”最具有代表性，向來被中國文人視為一種很高的境界。但這種自由思想既反映出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對自由生活的向往，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逃避現實的脆弱心理。這種蔑視政治的隱士式的“逍遙游”和在“桃花園”里才能享受到的自由，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道家思想，產生的邏輯結果往往就是對現實政治的不合作和憤世疾俗式的批判。

　　因此，中國人對于“自由”的理解在很大程度就是不與世爭、不與世（常人）合作、不與人（世界）發(fā)生沖突爭執(zhí)、一切都順其自然的消極無為的內心自由。對于歷朝統(tǒng)治者來說，他們是不愿意看到或聽任這種“自由”的泛濫的。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當政者來也不例外。自由在這些當執(zhí)者眼里就是“隨隨便便”、不服從“組織”、不服從威權指揮等；
與此相承，被稱為自由的“自由分子”常是哪些被認為在思想和行動存在著“問題”的“危險品”；
與此“自由”相對應的處世原則和“學說”就是中國式的“自由主義”。

　　毛澤東眼中的“自由”　

　　諳熟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毛澤東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自由”有著深刻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他將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天生與現實政治不合作的自由視為對所謂“黨性”的對抗、對上級和領導的不恭。這種自由肯定不利于黨在特殊歷史時期做到政治思想的統(tǒng)一，不利于在特定時期對個人政治權威的樹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作為正在確立自身在黨內領導地位的領導者，毛澤東不允許“自由”和“自由主義”在革命隊伍中的存在和流行。為此，毛澤東　寫下了《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在此文中，毛澤東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

（3）從文章所列舉的具體內容來看，毛澤東在總體上將“自由主義”等同于中國傳統(tǒng)的人際交往的一般習慣。他所要反對的自由主義除了指在政治思想上與黨的路線背離以外，重點指黨內的“一團和氣”，即整風運動在黨內遇到的阻力。后來毛澤東還將自由主義比喻作“諸子百家”，即“思想復雜、思想不統(tǒng)一、行動不統(tǒng)一”。

（4）從毛澤東的整體論述看，“自由”和“自由主義”就是不講原則。通過延安整風以及后來的其他多次政治運動，這種“自由”、“自由主義”的“危害”被深深地打烙到每一個革命者的腦海之中，更積淀在我們的主流形態(tài)之中。在此以后，“自由”或“自由主義”淪落為政治貶義語。

　　由于毛澤東本人及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無比特殊地位，時至今日，普通的中國人、一般干部基本上是根據毛澤東上面的那種論述去理解自由主義的。造成結果是，許多官方人士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一直視“自由”和“自由主義”如瘟疫、如寇仇；
主流媒體宣傳盡可能地回避這些字眼，生怕染上自由主義的流毒。

　　鄧論中的自由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鄧小平同志通過掀起“真理標準”大討論，搬掉了禁錮中國人思想的“兩上凡是”，結束了“文革”。但是，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并沒有完全肅清孕育“左”思想的理論根基，并沒有革除掉滋生“左”的一套作法的制度安排；
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重樹了其不可置疑的權威地位。

（5）承毛澤東對自由和自由主義的批判，鄧小平對“自由”的態(tài)度，基本上還是囿于第一代領導人對于“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理解。這可以從他一貫所倡導的“兩手都要硬”的具體內容中窺看出一瞥。更為復雜的是，鄧小平的思想被有的人過分地、片面地加以發(fā)揮和擴大，以致于在一段時間里，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蓋過一切。

（6）這也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官方意識形態(tài)對“自由”和“自由主義”的持續(xù)誤解和主要態(tài)度。以現實生活中的提拔干部為例，只要一個人被戴上了（過）“自由分子”的帽子，那么即使這個“自由人”的思想或理論后來被證明如何正確，他絕不會再被“組織”信任和重用。

　　“馬克思主義者”（7）眼里的“自由”和“自由主義”中國許多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研究的人，一提到“自由”二字，言必出“自由(freedom)是對必然的認識”這一論斷。他們從對這一論斷的教條理解出發(fā)，用哲學認識論意義上的自由取代了“自由”在馬克思那里的豐富含義；

（8）更取消了人們應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作為權利加以享受的、與解放（liberate）同源的自由權（liberty）。因為，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邏輯當中，作為政治、法律領域的自由權（liberty）最終是要被革命掉、被消滅掉（或自身將消亡）的對象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自由主義，不是從“l(fā)iberty”（作為人之為人應該享有的“自然權利”）這一概念演生出來的“l(fā)iberalism”；
而是從中國傳統(tǒng)“自由”那里類推出來的、因與現實政治權力不想共謀而要必須加以反對的“自由主義”。

　　“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唯一能被理解的存在－－語言”（伽達默爾）。一個社會的語言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該社會的文化傳統(tǒng)。在西方社會，由于不存在我們中國人所講求的濃厚家族式的繁雜親屬關系，因此西文中就沒有用以指稱類似漢語里“舅舅、叔叔、伯伯”等這樣一些詞匯，而只有一個“uncle”；
同樣，在具有發(fā)達政治自由傳統(tǒng)的西方社會中，對人之為人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追求和倡導，孕育出了豐富的自由思想和不止一個描述和討論自由的詞匯。在英文中至少有“freedom”和“l(fā)iberty”。

（9）這種情況造成將中西文翻譯中出現的文字不對稱。漢語的“自由”必須承載起表述其本來沒有或不止一種的文化含義，被人們在不同的學科背景和學術語境中加以使用。因此，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此“自由”非彼自由（freedom, liberty）；
此“自由主義”非彼自由主義（liberalism）。

　　自由(freedom, liberty)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真諦

　　從學科劃分和專業(yè)領域上講，自由有思想家們所講的人文科學意義上的自由抽象（abstract freedom）與政治學、法學領域所講的作為權利應當享有的自由具體（liberty）和與作為權利已經享有并付諸實施的自由行為（freedom in action）之別。

　　對于近代西方以來的人文科學層次上的抽象自由，我們至少可以理出以下四個層次來理解：一是鄧曉芒先生所說的，人類經過啟蒙擺脫中世紀的神性霸權話語本身和話語霸權的傳統(tǒng)而獲得的獨立個體意識。這種意義上的自由就是指個性的解放和個體性的獲得（the emancipation and the acquiring of individuality），就是指“自由人（free man）的價值”，并從這里引伸出后來作為一個文化人（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應當具有的“獨立性和開放性”。

（10）二是純粹認識論范圍內的自由。這種意義上的自由源自啟蒙以來人類對外在世界進行探索的科學精神，自由就是對自然存在物所內含的自然因果性（自然必然性）的認識和把握，就是對自然規(guī)律和“自然科學化”了的所謂社會的規(guī)律的掌握。國內許多人對“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這一命題的誤解，就是由于單純停留在對這種意義上的自由的理解而造成的。三是從康德的“人作為實踐理性存在”那里引伸出來的意志自由，即對康德所說的“自由必然性”的認識。它涉及的是道德、法律等實踐理性領域中的“必然性”法則。

（11）最后就是存在于人類理想中的，只有在未來的“大同世界”和“千年王國”中才可能付諸實現的、一種“至善”自由的狀態(tài)或社會境界。至善的自由境界在一定意義上有點類似莊子所追求的另一種離世超凡的極高“境界”。

（12）只不過莊子言及的是一種人生境界，而西方的理想家們幻想的是一種人類社會境界而已。

　　與上述自由不同的是一種人們要求在現實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應當享受的、人之為人天生就具有的、作為自然政治權利來享有的自由。這種自由在英語中是用不同于freedom的另外一個詞liberty來表示的。自霍布斯、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政治啟蒙思想家起，中經古典自由主義密爾，到當代自由主義羅爾斯等，他們所談的自由，都基本上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自由問題的。這種意義上的自由，在邏輯上起源于啟蒙思想家們所創(chuàng)設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而后者又植根于源遠流長的自然法傳統(tǒng)。天賦自由權利的遵循的邏輯是：正因為每個人都是人，他就應當具有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維持生命）的權利；
正因為每個人是人，所以他就應當按照人的本性去發(fā)展，而人的本性就是“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思考，并力圖尋找出一種較為妥當的方式去滿足他們自身的需要、表達他們的思想與情感”；

（13）也正因為每個人理應都具有生存的權利，具有按自己的方式進行思考和情感表達的權利，因此，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和自由的。

　　借用國外學者觀點說的話，作為天賦個體權利意義上的這種自由（liberty），在馬恩的政治邏輯中是一種“不具有現實性的存在”。

（14）馬恩的思維在整體上繼承了赫拉克里特“一切事物皆處于流當中”的思想和黑格爾每一種事物的存在都是下一個事物存在和發(fā)展的邏輯環(huán)節(jié)的思想，并將其應用到對人類社會的分析當中。雖然馬恩自認為他們將黑格爾的哲學的給顛倒了過來，但在許多西方學者眼里，馬克思哲學在其使用的范疇上并沒突破和跳出黑格爾，“顛倒過來的黑格爾（在思維方法上）仍然是黑格爾”。

（15）

　　在黑格爾那里，歷史是有意義的，它以確定的方式（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朝著一個已知的目標（絕對精神）前進，歷史是理性和精神的一步步展開。正是由于沿著黑格爾的這種思維方式，馬克思邏輯地（實踐地）推出：主宰人類歷史過程的是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斗爭 （16）；
其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比前一個階級高段；
歷史的最終目標是預先確定（predetermined）的、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的社會，在那里人類將實現全面自由（freedom）。在這種歷史決定論的邏輯推演中，仍為少數富人服務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政權及其各種政治觀念、法律制度等，注定是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無產階級所推翻的，從而建立起一種新型的由無產階級專政 （17）的新政權，最終過渡到“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fā)展相矛盾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是要廢除“一切社會狀態(tài)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義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8）這樣，作為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同時也是人類）政治啟蒙思想家們所開創(chuàng)的天賦權利與自由，在馬恩那里只是一種抽象的、虛妄的自由，是一種不具有邏輯“實在性”（現實性） （19）的暫時存在，因而屬于要被無產階級消滅掉的“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自由”之列。也可能正是出于這個原因，馬恩在自己的著作中絕少使用“l(fā)iberty”。例如，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到自由問題的時候基本上使用的是“freedom”這一字眼，而只有在兩處使用了“l(fā)iberty”：
（20）一處是在第二章用了“宗教自由”（religious liberty）；

（21）一處是在第三章的第一部分“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部分使用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bourgeois liberty and equality）（22）。

　　從上面一、二兩部分所做敘述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中所講的“自由”，并不像普通中國人所理解的那樣可以在行為上“放誕、恣肆”我行我素，隨隨便便，不受任何約束和管制，“更不是每人自私自利，毫無心腸，不知忌憚”；

（23）相反，“自由”的真義卻在于個人自主無所掛礙；
在社會中講“自由”，就必須對個人自由做出限制，以避免不同個人之間的相互沖突；
“自由”的具體實現，就是要達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嚴復） （24）的狀態(tài)。自由主義也更不是執(zhí)政者要“反對自由主義”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有著超出許多中國人想象的豐富的含義和悠久的社會歷史沿革。

　　自由主義在近代西方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進：天賦權利學說、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它們分別與人們平常所熟悉的資本主義的萌芽、自由資本主義和當代資本主義相對應。從源頭上講，自由主義誕生于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根據西方傳統(tǒng)的自然法提出的天賦權利學說基礎之上。他們主張，人生而平等，每個人一生下來都天然地享有一些不可被剝奪或轉讓的權利：生命權（不被殺害或剝奪生命的權利）、自由權（在違反其意志的情況下，不能被奴役或被拘役的權利）、財產權（不能肆意剝奪個體的私有財產）、追求幸福的權利等�！白杂桑╨iberty）、平等和博愛”、《獨立宣言》的開篇句等是對這些自由權利思想的濃縮和概括。今天，這些權利與自由已經被普遍寫入各國的憲法與《世界人權宣言》當中。在國家起源和職能上，啟蒙思想家們主張國家在邏輯上起源于人們?yōu)榱丝朔�人性的缺陷和限制人性的惡而建立的契約，它的主要職能是私有財產的“守夜人”，而且這個守夜人也時刻有威脅個體的自由權利和財產的危險，為此他們設計出對國家和政府權利進行有效限制的機制－三權分立。今天，這些思想已經成為解釋現代國家起源的最佳選擇，分權機制已經發(fā)展成為現代國家制度的象征。

　　啟蒙思想家們在國家和政府起源問題上的以上看法，完全不同于后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中關于“國家是暴力和階級壓迫工具”的思想。啟蒙思想家們在把自己的目光轉向對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進行考察的時候，出現了對國家起源的兩種不同解釋：理性的（邏輯的）解釋和經驗的解釋。啟蒙思想家在國家起源問題上是“唯理論”者，馬恩走的是“經驗論”的路線。所謂經驗的或人類學的解釋，就是用純粹重經驗和事實的自然科學去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從人類社會歷史演化的事實當中去尋找答案。順著經驗論解釋就有了摩根的《古代社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后來從馬克思比較模糊的一句話中幾乎是武斷引出的人類社會歷史五個階段的學說， （25）有了列寧的“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按照這種國家理念“設計”的政府所產生的后果是，社會缺乏慈善、醫(yī)療、教育等公益性事業(yè)，從制度上造成國家對社會成員的“合法”剝削，以及社會當中的一部分成員對另一部分成員的“合法”壓迫。前蘇聯、東歐等共產（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按照這一思想去設計和建構自己的社會的。

　　古典自由主義產生于十九世紀早期的西方社會，它是天賦權利學說與功利主義的融合。開始于邊沁的功利主義，一方面主張對社會財富問題最大值的追求，另一方面追求對社會幸福總量的實現。功利主義起初是反對天賦權利學說的，認為這些權利“只不過是沒有實際內容的空洞詞匯”，提倡“形而上學”的自然權利就如同討論“類似針尖上究竟能站立幾個天使”這樣的問題。

（26）古典自由主義對天賦權利學說進行了功利主義式的改造，將權利和自由視為追求社會幸�？偭孔畲笾档墓ぞ吲c手段。這樣，它們從理論上共同支持由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場理論，認為自由的市場的競爭一方面可以刺激個體的高效生產，從而擴大社會財富的問題，另一方面自由市場可以通過它那“看不見的手”對社會經濟進行自我調節(jié)。因此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一如既往地捍衛(wèi)以個體身份存在的公民的自由權（liberty）：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主張政府是對個體以上權利進行保護的觀念，倡導權力受限政府和作為“私有財產守夜人”意義的國家；
在經濟上，古典自由主義主張，政府不干涉市場貿易和商品生產，以謀取社會財富總量的最大化。但是，古典自由主義所倡導的這種自由競爭（laissez-faire），在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財富的同時，也為人類社會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惡果：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中下階層的赤貧化以及由此引起強烈不滿與社會的動蕩。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者提出對社會財富進行重新分配。這些社會主義者分屬不同的流派：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 （27）以及馬恩的“科學”社會主義等。在所有的這些社會主義流派當中，馬恩對自由資本主義 （28）生產的分析和批判最為激烈，后來也只有馬恩的學說主張通過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的途徑來“一勞永逸地”解決現代工業(yè)帶給人類的各種罪惡。

　　對于馬恩的分析和批判，身處自由主義傳統(tǒng)之中的國外研究者持不同的看法。（1）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主要是透過對英國社會經濟狀況（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狀況）的分析來進行的，相對來說他很少“對英國的政治思想和思維方式做深入透徹的研究，缺乏對英國政治的動力和動機的深入鉆研”。由于這種原因，“他（馬克思）從來也沒有想到過，英國資本主義的自我分析（self-analysis）將最終演化為一種和平式的自我完善式的提高和變化”；

（29）（2）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以及剩余價值學說，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以前的生產關系，而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之內的情況”， （30）最多也只是李嘉圖所曾提倡的、如今已經成為歷史陳跡的不顧人本主義的資本主義。理由是，“雇人做工，多做少給，在中國早已司空見慣，我們可以在史料中找出無數的例證，……也用不著從讀《資本論》開始”。

（31）（3）馬克思只是一位資本主義的病理學家，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理家。生理家與病理家對“病人”的觀感比較，往往有著很大的區(qū)別。從病理學的眼光著手看問題的人，很少注意到其生理的發(fā)育成長，因此人們“不能把之病理家之斷當作刻下題材的正常生理”。

（32）作為社會醫(yī)生的馬恩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的確提示和診斷出了這一人類新生兒的病癥，真正為這個人類新生兒開出藥方并加以調理和治愈的是思想家是與馬克思同時代的新自由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格林和密爾。為了矯正和克服由古典自由主義所引出的社會問題，格林、密爾等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的先河，并最終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勝似科學社會主義國家的福利社會。　

　　針對在古典自由主義原則指導下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出現各種社會弊病和社會問題，格林最先撰文指出自由主義者所執(zhí)行的社會政策與古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原則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工廠法案、教育法案、與公共健康相關的法律等，無一不在限制一個人從事其所欲求的能力”。

（33）格林的改革思想影響了隨后的L.T.霍布豪斯、杜威，他們?yōu)榻鉀Q由工業(yè)資本主義引起的諸多問題提供了哲學論證。

　　新自由主義者將古典自由主義者所理解的自由視為一種“消極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個體的行為免受政府或社會的制約（free from being restricted）：自由貿易就是對經濟活動的不干涉；
言論自由就是不要法律的審查；
宗教自由就是法律不禁止也不指定某種宗教信仰。新自由主義在不否認消極自由重要性的前提下指出，消極自由并不是對真正的自由本質的全面理解。為此，他們倡導消極自由以處的“積極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人們“可以做或享受某種值得做或享受的事，而這些事也是我們和其他人共同做或享受的事”。

（34）新自由主義觀念的核心可以歸結為一個人“對其自我（天賦和潛在能力）的展現或對自我的實現（free to do …）”；

（35）主張為個體發(fā)展和實現其天賦和能力提供必需的資源和機會；
認為所有的人都應享有“吃飽、穿曖、住房、醫(yī)療保健、休閑、娛樂的權利”，并且為達到一定的生活標準，必須有權利去要占有和享用一定資源。為了保證窮人的這些“積極的”的自由與權利，新自由主義提倡一個擁有較大權力的服務型政府，由政府出面采取征收累進所得稅的措施，對社會財富進行重新分配，以保證所有的人享受到積極的自由。新自由主義還發(fā)展出國家“治理”觀，以取代傳統(tǒng)的國家“統(tǒng)治”觀（包含馬恩所說階級壓迫的工具觀）。另外，新自由主義也在一定程度上置換了功利主義的“享樂”色彩，將最大程度上實現所有人的聰明才智與能力看作政治機構的奮斗目標，這與馬克思所向往的新型社會（在那里，每一個都可以得到自由全面的發(fā)展）有著極其相似的目標（36）。

　　從新自由主義倡導的這些理論以及它在實踐中推行的各種政策效果看：（1）馬恩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最后主張在最先進國家采取的那10項措施 （37），已經幾乎全部被新自由主義所包含，并被許多國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

（38）因此，馬克思的學說以及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自由主義原本有著相同的目標，那就是克服由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在現實社會（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引出的諸多問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和被馬克思主義者用以去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在有的國外學者眼里，應該屬于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極端）派別——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liberal Marxism） （39）；
也正是由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病癥的及時診斷才拯救了資本主義，有了在今天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空前繁榮。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

　　面對許多國人對自由和自由主義的誤解和偏見，面對“中國正在進入‘原始資本主義’階段”的事實 （40），當代中國現代性的建構首先應從澄清誤解作起，從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做起。

　　對于自由和自由主義，我在上文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敘述；
至于對資本主義的重新認識，國內雖早有人提出 （41），但至今似乎并沒有太多的理論響應。事實上，在過去的兩、三個世紀里，“資本主義”一邊成長，一邊克服和革除了其身上所沾染的瘡疾以及從人類以往社會那里繼承而來的諸多陋習惡疫（42）， 從最初的不成熟走向成熟，從無序走向有序，從一介蠻夫馴變?yōu)橐晃淮壬频募澥�，從而給人類創(chuàng)“帶來前所未有物質財富”，為人類探索出迄今為止可以說是最不壞的跨階層的人際合作機制，為人類試驗出了最不惡的現代政府管理與政府機構運行的模式。所有這些成果，少不了要感謝作為社會病理家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新自由主義左派人士在他們的睿智分析與激烈批判當中向資本主義所發(fā)出的警示，但同時不就抹殺諸多的社會的生理家、營養(yǎng)家、教育家對資本主義進行撫養(yǎng)和馴導。因此，當代中國現代性的建構，一方面需要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與研究，牢記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曾經向自由資本主義發(fā)出的警示；
另一方面也應著手展開對自由主義經典作家洛克（政府權力的限制和防范）、密爾（公民自由權）、羅爾斯（公平正義）等人自由主義思想的介紹與推廣，讓他們的思想像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走近中國人；
讓更多的中國人在告別傳統(tǒng)的順民（臣民）觀念的同時，真正培養(yǎng)和樹立起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為核心的現代公民意識。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注釋：

　�。�1）這種偏見和誤解在當下許多文章可以見到，現信手拈來一篇以為證：“新自由主義的蔓延與后果”，《光明日報》，2004年11月9日；
《黨政干部論壇》2004年第12期轉載。

　�。�2）李瑜青：《人本主義與中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頁。

　　（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4）參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413、480頁。

　　（5）具體表現在，有關部門可以聽任（甚至是在提倡）過去宣揚和歌頌“左”的那一套的“紅色”歌曲、戲劇、口號、標語等堂而皇之地在各種公共場合進行“表演”。而真正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右”的理論和人物始終處于被批判、排擠、遺忘的狀態(tài)。在最近流行的《往事并不如煙》（章詒和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版）中所反映的人和事，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為“左”在中國天下的影響。

　�。�6）參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8頁。

　　（7）此處指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條化、神學化的那些人。

　�。�8）國內學者對這一簡單理解提出的質疑，可參閱俞吾金先生的“兩種自由”一文（載《開放時代》2000.7）。

　�。�9）“freedom”和“l(fā)iberty”至少在法文和德文中有與各自相對應的詞。

　�。�10）參閱鄧曉芒“西方啟蒙思想的本質”，載《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36－45；
或人大復印資料《外國哲學》2003年第11期，第7－16頁

　�。�11）俞吾金先生在其“兩種自由”一文（載《開放時代》2000.7）中，曾對“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這一命題的深刻含義做了專門分析，指出在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必然”同指“自然的因果必然性”和“自由的因果必然性”，但國內學者往往只停留在“自然的因果必然性”上面，從而嚴重曲解了這一命題所蘊涵的深刻含義。當然，俞先生是在“純”哲學的領域談“自由的因果必然性”，而不是在政治哲學或法哲學意義上談“自由”問題的。因此，即使人們對這一命題的理解達到了俞先生所解釋的高度，還有待走出純“思辯”的思維抽象，走向人們在政治生活中應實際享有的、作為權利的自由“l(fā)iberty”。

　　（12）當然，莊子的“自由”是一種追求內在和諧的自由、一種從變化無常的事物中開脫出來，不為物所累的“乘物游心”的自由。這與西方人將個體從群體中獨立出來的自由完全是兩碼事。我的比較只是為了說明，在西方似乎也存在著兩種境界的自由。

　�。�13） Richard Hudelso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M. E. Sharpe, Inc. 1999, p.11.

　　（14）參閱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n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763。同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恩雖不承認這些“自由”、“權利”的“實在性”，但也并不像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那樣對其采取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馬恩并不否認這些自由和權利曾經具有過的合理性和發(fā)揮過的作用（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300頁）；
當然，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從權利的角度對自由做過論述：“自由就是從事一切對別人沒有害處的活動的權利。每個人所能進行的對別人沒有害處的活動界限是由法律規(guī)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標確定的一樣”（《馬恩全集》第1卷，第438頁；
轉引自賈高�。骸度�維自由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

　�。�15）William Ebenstein and Alan Ebernstei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inker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 302.

　�。�16）“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第一句）

　�。�17）漢語的“專政”在英語中對應的是“dictatorship ”（獨裁）。在人類歷史上，“獨裁”（政權）一直是遭人唾棄的，尤其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資產階級政權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有多個黨派在輪流執(zhí)政，因此，在政治學的意義上，并“資產階級專政（獨裁）”這一說法并不成立。我們今天所說的“資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在邏輯上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專政”相對應的哲學范疇。筆者也就此認為，作為哲學意義上“無產階級專政”也肯定能夠容納下政治學意義上所講的不同無產階級黨派的輪流執(zhí)政。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頁。

　�。�19） 漢語中“現實性”和“實在性”在英語中是同一個詞�！胺彩乾F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馬恩選集》第四卷第211頁）這句話較為權威的英文表述是“All that is real is rational; and all that is rational is real”。（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6/ludwig-feuerbach/ch01.htm）

　�。�20） 可以肯定的是，一、“l(fā)iberty”和“freedom”在德文中對應的也是兩個不同的詞；
二、恩格斯本人見過《共產黨宣言》英文本。因此筆者的以上分析是可以站得住腳的。筆者還對《終結》、《反杜林論》、《〈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哲學的貧困》等作品的英文版進行過檢索，結果表明：馬恩均沒有使用“l(fā)iberty”來表述的他們自己的思想（引文除外）。

　�。�21）對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頁，第9行。

　�。�22）對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0頁，第3行。

　�。�23）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3頁

　�。�24）嚴復《群己權界論•譯凡例》。順便要說明的是，嚴復當年在翻譯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密爾的On Liberty 的時候，不是譯成現在國內通用的《論自由》，而是將其譯為《群已權界論》。兩種譯法比較起來，嚴復的譯法更能說明問題的實質；
而后一種譯法只是字面的相似，由于種種原因，它很容易誤導普通的中國讀者。

　�。�25）這句話說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形態(tài)向前發(fā)展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因此，人類社會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tài)而告終”。

　　（26） Richard Hudelso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M. E. Sharpe, Inc. 1999, p.23.

　�。�27）參閱馬恩的《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5－305。

　　（28） 值得說明的是，根據黃仁宇先生的研究，馬克思始終未用過“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12頁。

　�。�29） William Ebenstein, Alan Ebenstein: 《政治哲學經典讀本》(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inkers)，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頁。

　　（30）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66頁。

　�。�31）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68頁。

　�。�32）參閱黃仁宇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64、270、492、496頁。

　�。�33） 轉引自Richard Hudelso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M. E. Sharpe, Inc. 1999, p.63.

　�。�34）Green: “Liberal Legislation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in Julia Stapleton, ed., Liberalis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Britain, Bristol: Thoemmes, 1997, pp. 112-113.

　　（35） Richard Hudelso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M. E. Sharpe, Inc. 1999, p.65.

　�。�36）Richard Hudelso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M. E. Sharpe, Inc. 1999, p.68.

　　（37）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頁。

　�。�38） 如以“征收高額累進稅”為例，英國早在1909年引入累進收入調節(jié)稅；
美國1913年，在憲法修正案中確認征收“累進收入調節(jié)稅”；
20世紀三十年代時，已經普遍盛行于許多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并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的70年代。這項措施使得福利社會成為現實，因此有學者認為，當英國工黨在1924年執(zhí)政的時候，英國就步入了“社會主義”；
而當羅斯富在上世紀四十年年實施新政的時候，美國也進入了“社會主義”。

　　（39） 對于“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liberal Marxism）這一稱謂的使用至少可見于：（1）“The original Bill of \"Rights\" were purely based on conservative ideals, not liberal Marxism or Socialism - getting government (Brits) out of their lives considering the oppression and letting each man determine his/her own destiny” (http://boards.marihemp.com/boards/msg1x42342.shtml); (2) “Fearless Sidney Hook” by Thomas Main (http://www.policyreview.org/aug03/main_print.html); (3) “Freedom and Slavery” (http://www.outyourbackdoor.com/Fifthway/Abysstext.htm)…

　�。�40）參閱［日］尾崎春生，“中國以經濟為中心發(fā)生地殼變動”原載《日本經濟新聞》2004年4月15日。按照黃仁宇的理解，“資本主義是一種純經濟體制之功能”（《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93頁）。現在國內許多學者也認為，今天江浙一代私營企業(yè)之所以繁榮，是由于他們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后期通過制假或其他途徑已經完成和實現了原始資本的積累，現在已進入資本的擴大再生產。

　�。�41） 在我的印象中，公開為“資本主義”平反的當屬著名作家張賢亮的《小說中國》（經濟日報、陜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

　　（42）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及的“資本在原始積累”時所使用的慣常手段：暴力、征服、奴役等這些人類劣行，早已存在。只是資本主義的興起，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初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優(yōu)勢，使上述馬克思所曾批判的劣行更為彰顯出來。因此，“并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才產生使用暴力從事征服與奴役”，人類歷史上所曾出現過的幾個帝國，哪一個不是以血腥、暴力、奴役的手段建立的。許多民族國粹派引以自為豪的漢唐雄風、蒙古鐵騎、初清的盛世輝煌，哪一個靠的不是暴力，又有哪一個不是以對無數名不上經史的老百姓橫征暴斂為前提的？20世紀后半期以來，資本主義的繼續(xù)存在，正是依賴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對上述劣行的制止（裁）。（參閱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93－4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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