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以為有些事是永不會忘記的。許多年過去了，回想起來，竟然不只少了當時那種泉噴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漸漸模糊了。寫這文章，原擬以１９６６年某月某日為題的，自己記不得，便去問人。有人說，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觸動心靈的創(chuàng)傷；
有人說，當時連一個字也不敢寫，如何記得。于是只好用這樣冗長的一個題目。

　　不是為了忘卻，卻漸漸要忘卻了。不免驚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當時的情景？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開始約３個月了。當時的人，分為革命群眾和“牛鬼蛇神”兩大陣營，革命群眾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為了提高斗爭技術，各單位間互相串連觀摩，鉆研怎樣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鉆研某種技術，要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一樣。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導下讀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時便常想卡君的小說《在流放地》，那殺人機器也是經(jīng)過精心鉆研制成的。

　　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大概是僅次于北大、清華的“文革”先進單位，每天來看大字報的人如趕集一般。院中一個大席棚，是練兵習武之所。常常有斗爭會。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還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噴氣式等簡易刑法。

　　那時兩派已興。兩派都去找中央領導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張小字報上看見一派訪某領導同志的記錄。那位領導說，你們是學部的？你們都是研究什么的？我為這句話暗笑了半天。“你們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殺人！都是研究殺人的！”這樣想，是因我是斗爭對象，若屬于相反的那一類，大概我也會“研究”，因為那是任務。

　　斗爭形式不斷發(fā)展，這也是研究的結果罷。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學研究所主辦了一次批判何其芳大會，學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會在吉祥劇院舉行。頭一天發(fā)票，票不敷發(fā)，有的難友沒有得到。會后才知，不讓參加，實在是很大的“照顧”和“保護”。

　　那天很熱。記得我穿著短袖襯衫，坐在劇場的左后方。場中人很快坐滿，除了學部的群眾，還有北大、作協(xié)的人來取經(jīng)助陣。

　　不記得哪位主持會。不記得也好。

　　何其芳在幾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臺來，垂頭站在臺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紙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書三個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無產(chǎn)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聲勢嚇人。

　　何其芳開始檢討。沒有說幾句，便有人按頭�？傁铀麖澭�不夠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掙扎，都起不來。

　　“我有錯，我有錯——”他的四川話在劇場（應該說是刑場）中顫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著揀起來，仍跪在地下。

　　直到現(xiàn)在，我認為，還是沒有一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章超過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現(xiàn)在，中、外兩個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仍在懷念他的領導與教誨。而那美麗的《畫夢錄》，又是怎樣的感染著我呵！

　　這樣的人，跪在地下把學術研究、文學創(chuàng)作和組織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說，我有錯，我有錯！　

　　“文革”開始時，便在批判何其芳了。開過好幾次所謂的黨員大會，吸收群眾參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處境（當時誰又了解自己的處境�。�，仍在據(jù)理力爭，滔滔而辯。有一個系背帶的瘦高個兒，把他推搡了幾次。我當時坐在門邊，和一位以溫良恭儉讓著稱的同事小聲議論：“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們站起來說！”但我們沒有站起來說。我們靦腆，不習慣當眾講話，我們太懦怯！那位同事還說，得學著說話辯論，不然被壞人掌了權怎么辦其實真理不是愈辯愈明，理早鑄好了，鑄成一個個通紅的罪名，不斷地燙在人臉上！

　　兩位陪斗者被推了上來，俞平伯和余冠英。他們也穿著紙做的戲衣，頭上還戴著有翅的紙紗帽，腳步踉蹌，站立不穩(wěn)，立刻成為聲震屋瓦的口號打倒的對象。

　　劇場左門出現(xiàn)騷動�！按虻股圮貅�！”幾個人高喊。他們押著瘦骨嶙峋的荃麟走上臺去。荃麟因中間人物論獲罪后，不再任作協(xié)領導，調到外文所任研究員，但仍在作協(xié)接受批判。學部開大會，捉他來斗，自是應該。

　　好像有幾個批判發(fā)言。我相信絕大多數(shù)出于革命熱情。發(fā)言者聲嘶力竭地叫喊一番，喊過了，仍讓何其芳檢討。

　　其芳同志仍跪著，聲音斷斷續(xù)續(xù)，提到對《紅樓夢》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站起來說！”有人喝叫。待他勉強站起來，又撲上去幾個漢子，按頭折臂，直按到他又跪下。

　　讓他站起，是為了按他跪下！

　　這樣幾次。又把另外幾位折騰一陣，似乎不新鮮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馮至！”馮先生上了臺。外文所一次批斗會后，曾讓“對象”們鳴鑼繞圈，馮至打頭，我在最后。看來愈繞處境愈慘，是永遠繞不出去了。

　　“錢鐘書！”錢先生從劇場最后一排站起，從我身邊疾步走過，馬上有人抓住他的衣領。

　　“賈芝！”一人一手按頭，一手扭住手臂。他坐著噴氣式上了臺。

　　劇場中殺氣騰騰，口號聲此起彼落。在這一片喧鬧下面，我感到極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滿臺黑壓壓一片，他們都戴上紙糊高帽，寫著是哪一種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畢竟文明多了。

　　學術權威大都叫過后，叫到一些科室負責人和被認為是鐵桿老保的人�！澳矐颜�！”這是外文所圖書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個造反派看見了我。

　　“馮鐘璞！”他大叫。我不等第二聲，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盡量彎著身子，像一條蟲。上了臺，發(fā)現(xiàn)天幕后擺著剩下的幾頂高帽子，沒有我的。事先沒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聲說。

　　有人把我們挨個兒認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個念頭，盡量彎得合格，盡量把自己縮小。

　　過了些時，眼前的許多腳慢慢移動起來。“牛鬼蛇神”們排著隊到麥克風前自報家門，便可下臺了。

　　我聽見許多熟悉的聲音，聲音都很平靜。

　　輪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時把學不夠深、位不夠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稱作三反分子。三反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也。我走到麥克風前如此報了名。臺下好幾個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見白紙黑字，寫著“馮友蘭的女兒”。

　　馮友蘭的女兒又說明什么呢？

　　我積極地自加形容詞：“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的女兒�！迸_下不再嚷叫。這女兒的身份原來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臺時沒有折磨。臺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著人們注意。我從太平門走出來，發(fā)現(xiàn)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慶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豈不要經(jīng)官發(fā)賣這樣想著，眼前的東華門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馮鐘璞！”怯怯的聲音。原來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轉�！绊斻y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頂銀胡同某號是作協(xié)的監(jiān)房，他要回監(jiān)去。

　　“荃麟同志！”我低聲說，“你身體好嗎？”他臉上有一個笑容，看上去很平靜，望著我似乎想說什么，說出來的仍是：“頂銀胡同在哪里？”

　　我引他走了十幾步，指給他方向，看著他那好像隨時要摔倒的身影，混進人群中去了。

　　我不只繼承了“反動”的血液，也和眾多“反動”人物有著各種各樣的聯(lián)系。他們看著我長大。荃麟卸職前，總是鼓勵我寫作，并為我向《世界文學》請過創(chuàng)作假。

　　而這些敬愛的師長，連同我的父親和我自己，一個個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我慢慢走回當時的住所，?茲府２７號。那里不成為“家”，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小院里有兩間北房，兩間東房，院中長滿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著我。

　　坐下休息了一陣，思想漸漸集中，想著一個問題，那便是：要不要自殺？

　　這么多學術精英站在一個臺上，被人肆意凌辱！而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號下進行的。這世界，以后還不知怎樣荒謬，怎樣滅絕人性！我不愿看見明天，也不忍看見明天。就我自己來說，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讓人推來搡去，自殺也是惟一的路。

　　如果當時手邊有安眠藥，大概我早已靜靜地睡去了。但我沒有。操刀動剪上吊投河太可怕。我愿意平平靜靜，不動聲色。忽然那“馮友蘭的女兒”的紙帽在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驚。年邁的父母已處在死亡的邊緣，難道我再來推上一把！使親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誰，卻似乎面對了他：偏活著！絕不死！

　　過了明天，還有后天呢。

　　整個小院塞滿了寂靜。黑夜逼近來了。我沒有開燈便睡了。先睡再說。我太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時候，忽然驚醒。房間里所有的燈都亮了。三盞燈，大燈、臺燈、床頭燈。我坐起來，本能地下床一一關了。隔窗忽見東房的燈也亮著。

　　我毫不遲疑，開門走過黑黝黝的小院，進到東房。這里也是三個燈，大放光明。我也一一關了，回到北房。開燈看鐘，兩點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時候。

　　關燈坐了一會兒，看它是否再亮。它們本分地黑著，我便睡了。奇怪的是，我一點兒也不害怕，睡眠來得很容易。

　　我活著，隨即得了一場重病。偏偏沒有死。

　　許多許多人去世了，我還活著。記下了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的這一天。

相關熱詞搜索：之交 夏秋 宗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