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辛辣地嘲弄新聞記者享受“娼妓長期以來的特權(quán)—只管享受，不負責任”仍然在引起反響。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我們認識到?jīng)]有新聞媒體就活不下去。有時候可能覺得新聞只不過是我們每天在報紙上看到的東西，其實它是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我們對任何事做出的反應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新聞媒體控制著電視，和無所不在的大眾化的印刷業(yè)。學者和專業(yè)人士因為自己的專業(yè)可能暫時逃脫其魔爪，但是一旦他們邁出熟知的領域一步，就馬上進入了大眾化的思想洪流和其他任何人沒有兩樣。

　　我們說新聞媒體有兩個層面的問題。鮑德溫的嘲笑包含深刻的思想—人類身上病態(tài)的東西：我們整天忙于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想知道世界上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但是有個不那么極端的觀點和我們的常識一致：也就是，在受過教育的民主社會里，大量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新聞媒體是唯一能夠給我們提供信息的行業(yè)。但是，就是這里，更大的事件如2004年的伊拉克戰(zhàn)爭已經(jīng)讓許多批評家斷言新聞媒體已經(jīng)失去往日的操守，墮落成為鼓勵我們朝著正確路線思考的幫兇。等于在暗示新聞媒體已經(jīng)墮落成為宣傳機器。

　　因此有兩個問題需要考慮。其一，新聞媒體本身就是對文明的病態(tài)歪曲，其二，受人尊敬的、必要的信息提供者已經(jīng)失去操守，新聞媒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對真相的模仿，一句話，成為病態(tài)的。完全區(qū)分兩者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還是按順序依次來討論。

　　新聞是回答古老的羅馬問題：有什么新東西？Quid novi?—What’s new?這個問題只有在另一個問題：什么是舊東西？的背景下才有意義。該問題的答案必須有一些所謂“事件“events”的東西組成，正如詞源學（eventus）解釋的，“事件”就是某些被看作早先情形的結(jié)果的東西。塑造事件是門藝術，需要將熟悉的事實和程式歸類來突出其獨特性。有些人總是技高一籌，但是一旦掌握這門藝術，多數(shù)人都可以做這些事。

　　說起來只是程度問題。圣經(jīng)用幾句話講了些故事，小說家可以將某人的一天演繹成一個長篇小說。對故事做出反應是人生的一部分，和我們對程式，感官，分類，回憶等做出反應不同。人生無法擺脫流言，儀式，以及壓倒一切的事件如戰(zhàn)爭，饑荒等，但是多數(shù)人尤其是文盲基本上只對直接影響他們的事情感興趣。新聞媒體就是要培養(yǎng)我們對遠方發(fā)生的事情的關心和注意。

　　這點和宗教有根本區(qū)別。宗教是關注儀式和講道集中探討我們永恒存在的信仰問題。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不信任新聞因為他覺得新聞讓我們對短暫著迷，無疑他是對的。黑格爾（Hegel）說在他的時代，報紙取代了早晨的祈禱。也許作家帕斯卡（Pascal）是最早看出人類對日常事物的著迷轉(zhuǎn)移了對自身存在現(xiàn)實的關注是病態(tài)的。如今的新聞媒體已經(jīng)擴展了它的領域，當然涵蓋了宗教事件，關心不同宗教的信仰問題，但是宗教新聞本身剝奪了它在信仰者心中的崇高地位，把宗教降低到和其他被報道的人類活動同等的水平。宗教教義是故事的原型，享有的地位高于平常的觀點和新聞故事。

　　對這些原型以深思默想的方式做出反應（或不做出反應）決定了我們?nèi)绾慰创�這個世界。但是在新聞媒體主導我們思想的時候，對思考的渴望被對新奇事情的激情所稀釋沖淡。我們剛看完一篇關于宗教的文章轉(zhuǎn)而看關于時尚，體育，公共事物等。就像民主一樣，新聞是狂熱的平衡者。

　　從歷史的角度看，新聞發(fā)源于國王，商人，管理者的具體興趣。國王需要知道其他國家的情形，他的大使給他發(fā)回報告，正如商人需要知道賺錢的機會和做生意的行情。而一個像羅馬天主教（Papacy）這樣的環(huán)球機構(gòu)需要不斷的信息流。希臘人，羅馬人，中國人等都是偉大的編年史家�？梢钥隙ㄏＡ_多德作為歷史學之父從一連串偶然性事件中創(chuàng)造了無韻體文學，但是這些作家的欲望恰恰超越了偶然性并發(fā)現(xiàn)了更寬泛的解釋性的結(jié)構(gòu)。

　　印刷業(yè)當然改變了一切，導致了權(quán)力從高貴的贊助人轉(zhuǎn)向得到教育的城市居民。重大的政治性問題以書本，傳單，大幅印刷品的形式辯論。外交官和商人的專利不久就推廣到擁有更多的讀者的新聞記者。

　　新聞媒體成為神秘時代[？]（arcana imperii）終結(jié)的開始。到了18世紀，可靠的物資流通確保出版商可以出版年度的，每月的，最終達到每周的，每天的期刊。這是保證新聞定期出現(xiàn)的首要條件。別的機制出現(xiàn)來幫助編輯填滿版面---比如，紀念刊，在上面沒有任何和作者或話題相關的東西只是時間的間隔而已。

　　其實還有更深層的潮流�，F(xiàn)代西方世界對發(fā)生在我們周圍的事情往往有強烈的關注和濃厚的興趣。重要的科學奇跡來自我們喜歡測量物體、發(fā)現(xiàn)與測量相關的規(guī)律的習性。在現(xiàn)代史早期，歷史和事件報道的價值在于它們能提供教訓或歸納出一個道德的或?qū)嵱玫闹腔�。事件的意義要在它的結(jié)果中去尋找。波士頓嚴肅藝術博物館（The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有一幅意大利畫家提埃波羅（Tiepolo）在（1745-1750）期間畫的畫名字是“時間揭示真相” （完全是海德格爾Heideggerian的語言）這個寓言很復雜。這幅畫（在我看來）不是沒有粗俗的地方，但是籠統(tǒng)地講，它把握了講求實惠的人如何明白智慧的。與此對照的肯定是宗教關于生活真理的揭示，但是人類社會是黑暗和邪惡的，事件之間的聯(lián)系是模糊的。

　　這里我們相信時間告訴人們依賴他人是不是正確。對偶然性的興趣恰恰是因為偶然性和法律不同。跟從事件的發(fā)展軌跡一段時間后就可以發(fā)現(xiàn)真相。這個觀點可能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再過一段時間來就能知道更多的真相。

　　新聞就這樣從我們文明的深層洪流中出現(xiàn)。它根源于希臘和羅馬經(jīng)驗，到中世紀以降的了解世界真實事件的激情好像一直在成長。散文體文學和小說是它的發(fā)展部分，杜撰事件的全新領域開始出現(xiàn)。關于國王，貴族，圣徒的故事被擴展延伸至更籠統(tǒng)的話題并關注個別人的生活。在宗教關于生活的描述中，這樣每天例行性的事件只是本質(zhì)問題上面的泡沫。但是克爾凱郭爾看到，短暫開始主宰我們的興趣。

　　持續(xù)擴散的新聞興趣影響到我們對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認識。一個尼姑的思想肯定和一個家庭主婦的不同，一個哲學家的思想肯定和一個活動家的思想不同，但是新聞媒體提供的是模式化的興趣。新聞影響我們思維的其中一個維度就是讓我們的習性變得乏味無聊。

　　一個關注事件新奇性的人在打開報紙時對事件進行思考的程度肯定要低。變化的細節(jié)占滿了我們的時間和精力讓我們沒有辦法進行思考。那些真正得到教育的人如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思考有關上帝，自然，文學的問題，在非常細微的東西中發(fā)現(xiàn)新的內(nèi)涵。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如果沒有持續(xù)不斷的新奇信息的提供就會感覺非常難受，因為現(xiàn)實大部分是重復的，新奇是瑣碎的功能�？偠�言之，人們變得越來越淺薄。就在這時新型的意識在技術革新的幌子下粉墨登場，以致于我們能一天24小時看新聞，聽評論。

　　新聞媒體本性是帝國主義的，它侵犯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并搶來據(jù)為己有�？紤]一下學界，學術中人全身心投入探索現(xiàn)實的某一個領域比如歷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等。學術研究是艱苦的，需要集中精力來搞，需要往返多次驗證其可靠性不斷推動學術的進展。學術沒有最后期限的緊迫感。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常常是呆板迂腐的，沉悶乏味的，當然對那些自以為是不經(jīng)過長期不懈努力就精通的人不耐煩。幾個世紀以來學者總是為自己辯護為什么蔑視講究實惠的人。

　　學術界一直鄙視新聞媒體和大眾化。劍橋大學英語導師利維斯（don F. R. Leavis）對星期日新聞評論厭惡至極。牛津大學歷史學家泰勒（A. J. P. Taylor）從來沒有爭取完全勝任的教授職位因為（據(jù)說）為報紙寫文章會降低自己的學術水平。

　　或許可以用另一個更尖銳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2004年早期，伯納德•利溫（Bernard Levin）去世。他是倫敦新聞界知名人物，既才華橫溢又詼諧幽默。許多朋友記得他常常逗得滿桌子的人哄堂大笑，但是沒有哪個人能舉出例子表現(xiàn)他的智慧。后來當時最知名的專欄作家馬修•帕里斯（Matthew Parris）撰文說問題是新聞的深層內(nèi)涵：新聞報道絕對依靠寫作時的那個瞬間。好的新聞報道就是從瞬間的思想獲得靈感，難怪后來在回憶就絕對抓不住當時的精彩了。確實，用批評性的眼光閱讀新聞報道很難不發(fā)現(xiàn)里面大量的冗詞贅句，廢話連篇。

　　學者自我保護性的對大眾化者的蔑視已經(jīng)不見了，隨著對新聞媒體蔑視的消失，新聞界人士開始到學界晃悠。學者現(xiàn)在成為大眾傳媒的知名人物并不覺得丟人現(xiàn)眼，更進一步擴展了新聞界的統(tǒng)治權(quán)。更糟糕的是，新聞界通過和文化流向的神秘結(jié)合開始進軍教育界。

　　社會科學課程的老師長期感覺到學生閱讀報紙成為他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學校學術的衰落，老師無法再要求學生必須學會他的思想作為他們教育的另一個重要部分。老師被迫順從學生的興趣引誘他們參與大眾化的進程。新聞帝國就這樣藏在沖動的背后把學校值得考試的內(nèi)容和新聞聯(lián)系起來。大學的另一個類似現(xiàn)象是大量擴招引進許多才智不怎么高的學生。許多大學不再專注于教育必須的方法和訓練，提供的課程是跨學科的，里面涉及大眾感興趣的幾個領域如環(huán)境問題，用一點科學，一點歷史，一點常識探討它的問題。

　　新聞意識延伸到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更寬廣的領域。新聞記者成了抓住事情的要點的大師，要點成了世界的主宰。這個方式主導當今政治的現(xiàn)實或許幫助解釋為什么我們這個時代的立法這么頻繁的修改，修正和替換。新聞媒體就這樣挑戰(zhàn)蘇格拉底的名言：智慧就是明白自己的無知。新聞界中人都是萬事通，并以此自豪，在知識競賽節(jié)目中將這種觀念合法化，而且對那些說不出美國內(nèi)戰(zhàn)發(fā)生在哪個世紀，或美國有多少個州的人不屑一顧。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認為新聞記者是娼妓，但是萬事通怎么被認為對性欲的滿足？答案是新聞界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和被看作哲學和科學源頭的“好奇”相聯(lián)系。人們可能又問好奇難道是罪惡嗎？答案是我們常常對和我們毫不相干的事情感到好奇。村子里長舌婦的流言蜚語是地球上最具好奇心的事，“門口停”的新聞記者和專門偷拍名人照片的記者就是這些長舌婦的繼承人。

　　而且，好奇心是有知識的人對別人感興趣的事做出的反應。從膚淺的角度看，我們很容易受到影響僅僅因為別人好奇就對某些事情感興趣。

　　最明顯的惡性循環(huán)的好奇心是病態(tài)的。柏拉圖明白這點，他說思想是個沖突的場所而不是畢達哥拉斯（Pythagorean）的和諧。在《理想國》(Republic)中，蘇格拉底講了阿格拉伊亞（Aglaion）的兒子利奧尼特斯（Leontius）的故事：“在北城墻外彼來塢港（Piraeus）回來的路上，他注意到劊子手站在旁邊，地上一些罪犯的尸體。他想走過去看一看，同時他又感到惡心想走開。他思想斗爭了好一會兒，用手捂住眼睛，但想看的欲望實在太強烈了。他瞪大眼睛跑向尸體喊道“來啦，該死的，美妙的情景盡情地看吧。”現(xiàn)在有些媒體照片非常引人注目，簡直就是藝術，（比如體育上的）但是我們在通俗小報上看到的報道常常讓我們感到惡心，腐蝕我們的感官，讓我們學會這種版本的肉欲滿足—了解和我們毫不相干的事情。正如帕斯卡所說“好奇心常常只是虛榮心，我們往往了解一些事情只是為了向別人炫耀�！�

　　這是新聞媒體“殖民化”我們思想的另一個領域。不怎么合法的滿足的可能性本身促使我們胃口大開。所有這些還帶上倫理的色彩公眾的知情權(quán)�，F(xiàn)代社會不可能明確區(qū)分什么是我們好奇心關注的正當對象什么是慷慨地塞給我們的信息。對信息不加分辨的接受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但是信息豐富的生活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我們被無休止地、應接不暇地歸納到具體的社會類別中---退休者，十多歲者，已婚者，單身者，異性戀者，同性戀者等，我們的身份朝四面八方散開，我們的思想被稀釋。我們失去了屬于真正自我的核心，和別人融合起來成了陌生的集體信息流的一部分。

　　直到20世紀人們并不怎么在意新聞媒體。有些記者我們現(xiàn)在承認寫出了書或作品，有些只是為大眾寫報道。新聞記者只有相對小的專業(yè)地位。按照《頭版頭條》和別的小說的形象，20世紀的新聞記者是些精明的酒鬼戴著綠眼罩因為他們在龐大的辦公室審閱稿件。這些人認為新聞報道因而反映世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認為（正如C. P. Scott說的）“事實是神圣的，評論是自由的�！彼麄兪墙�(jīng)驗主義者把記者的報道當真對待，聲稱“實話實說”。用古老的邏輯模式就是“地震中死去20人”是真的，只有在地震中確實死了20人的情況下。但是到了20世紀的某個時候一種熟悉的社會變革出現(xiàn)了。新聞成了一個“專業(yè)”（不僅僅是個行業(yè)）屈服于大學的文化中。

　　新型的高級記者學到了些知識明白新聞報道不能單單反映事件，因為每個事件都是非常復雜的，可以從多種角度來描寫，它的意義取決于記者事先的選擇。新聞是塑造出來的東西。這個觀點反映當時流行的時髦用語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建設”和“發(fā)明”的形象。這是個改變謙恭的記者生活的理論。記者不再是把事實變成文字的小工匠。記者成了新聞的創(chuàng)作者。新聞記者確實和小說家不一樣，但是某種程度的創(chuàng)造性卻是需要的即使在報道最不起眼的新聞時。部分地由于這個心態(tài)導致了簽訂合同的為報紙?zhí)峁﹫蟮篮驼掌�的大量出現(xiàn)，以及各樣專欄的全面開花。結(jié)果導致了年輕人爭先恐后當記者的流行風氣。因為做記者工作干凈有規(guī)律，有足夠的自我表現(xiàn)空間同時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不需要多少知識儲備，不需要出色的才干智慧。

　　在某種程度上，新聞界“建設”和“發(fā)明”的觀點抓住了新聞的一些真正的本質(zhì)。本來一個小小的輕松的加上新聞記者個人理解的認識論可能是根本無害的，但是它很快突變成為一種救世主義。究竟這個突變是怎么產(chǎn)生的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可以用在20世紀下半葉許多領域出現(xiàn)的類似過程進行解釋。

　　老師們認為作為新一代人思想的監(jiān)護者，他們擁有社會進步的鑰匙。在教室里傳播正確的思想就能減少下一代的暴力和偏見，塑造年輕人正確的態(tài)度至少和教育本身一樣重要。同樣的，律師企圖超越冷冰冰的法律條文讓社會更加公正，許多擁抱流行病學的醫(yī)生不怎么關心救治自己的病人更熱衷于指導人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們都是社會塑造者的社會責任的觀念迅速傳播開來甚至進入惟利是圖的領域。我們或許總結(jié)說所有這些專業(yè)人士表現(xiàn)出知識精英的矯揉造作。具體到新聞記者這種和流行病學的接觸變成了一種政治上的黨派偏見。

　　這個問題常常用“偏見”的概念加以解釋。在地滾球游戲中，某種程度的歪曲偏離（所謂偏見）檢驗運動員的技能，相應地，對一個事件帶有主觀因素的解釋也被描述成‘偏見’。沒有人懷疑這種主觀性是偏離歪曲，但是普遍認為通過討論和批評真理就能出現(xiàn)。

　　新的原則堅持在最初級的程度上既然任何判斷都是有偏見的，怎么講就無所謂了。任何聲稱中立的說法都會贏得別人的嘲弄。僅僅幾十年前事實還被區(qū)分開來是真理的硬家伙，和價值觀點不一樣，它們只不過是感情和喜好的漏洞百出的機器�，F(xiàn)在事實已經(jīng)失去了優(yōu)越性。文化分析家步�？拢∕ichel Foucault）的后塵把真理解構(gòu)成權(quán)力。

　　哲學史非常熟悉的特征就是懷疑主義和教條主義相伴而生。教條主義正是從懷疑主義的狂歡中產(chǎn)生認為所有的文化是同等的有效，所有的觀點都是平等的，至少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它們只能被區(qū)分用某種形式的“正確性”。

　　這個學說的救世主義相信對世上所有觀點都懷疑，新聞記者作為批評思想家表現(xiàn)出高于普通選民的智慧和優(yōu)越性。這種批評性的智慧的表現(xiàn)在新聞記者提出不受他的環(huán)境影響的觀點。這個出身環(huán)境包括階級和國家還包括歐洲文明本身。

　　新聞記者把自己看作充滿偏見和迷信的世界中的“自由的流動的知識分子”。這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形象常常被進一步的觀點補充---批評思想家已經(jīng)摘掉了潛藏的黨派偏見的面具普遍相信西方文明比任何別的文明都高貴。這種文明的自我批評常常以道德的形式，用更高的道德說教（如人權(quán)，反帝國主義，種族平等）使用在歐洲社會本身，并把這個標準向后追溯考察祖先犯下的罪行。發(fā)現(xiàn)集體的愧疚是對西方許多行為合適的反應，從十字軍東征到奴隸制到種族隔離制度。有些激進分子要求官方正式道歉，有些政治人物（托尼布萊爾是其中之一）就道歉了。懷疑性的非判斷主義已經(jīng)奇怪地演化成教條的譴責，制造出一種怪異的集體愧疚，批評家可以通過認識到這點而赦免自己。

　　在大學里和西方新聞學院里這個過程的歷史當然是非常復雜的，但是如果忽視它的話，我們就不能明白為什么我們對新聞的著迷實際上和我們討厭新聞分不開的。最粗俗的表達我們討厭新聞的方式是說報紙和電視節(jié)目上描繪的世界與我們的政治觀點不一致。

　　“右派”中的這種不滿比“左派”多，但是雙方都有。這里不滿肯定顯得奇怪，因為新聞記者常驕傲地宣稱報道或盡力報道各種觀點。“角度”當然是庸俗的簡單化能夠認出哪些批評哪些贊成，哪些再熟悉不過的觀點。無疑，我們都很開心看到電視評論員在兩個對抗的客人之間變來變?nèi)サ幕奶�，用機械的極端的方式把反對的意見傳給對手。

　　我認為，沒有人真的相信記者獲得的學術智慧幫助他們更好的描述世界。當今我們并不比早先記者據(jù)實報道事件時得到更多信息。確實，關于媒體的各色觀點讓人們深深懷疑他們對現(xiàn)實進行了帶偏見的描述。有些大膽的記者贊同這個共同的、討厭的觀點作為他們失去操守的證據(jù)，但是21世紀的早期，很難拒絕這個觀點正如在現(xiàn)代民主社會不可缺少的一樣，新聞越來越給我們生活方式帶來病態(tài)的影響。

　　盡管記者對批評精神喜好無比，他們是最新知識時尚的隨波逐流者。他們想說的話危險地和他們試圖揭示的姿態(tài)相聯(lián)系。他們基本的道德立場肯定是對真理的堅定不移的關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新聞媒體展示了西方色彩的一面。因為長期以來認為我們的文明是“追求真理的”。但是，這里的“真理”我們指的是超越了和事實的聯(lián)系，我們必須加入一個難以定義的正直的因素。一個真正優(yōu)秀的記者為了超越過去一個世紀浮上臺面的腐敗行為，需要堅強的責任感，敏銳的觀察力，幾乎像學者一樣對能言善變有強烈反感。

　　毫無疑問認為所有維多利亞時代的記者比我們當代的記者嚴肅正直是危險的，但是在作家伯杰特（Bagehot）和 萊斯利 •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作品里，我們擁有新聞界和學術界的前沿并不曾失去自己操守的人物。也許僅僅因為那個時代廉價的聳人聽聞的誘惑還沒有現(xiàn)在嚴重，或者因為那時的記者有更大的空間。

　　然而，在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文學出現(xiàn)并成為現(xiàn)代新聞業(yè)的航標燈。像狄更斯和左拉這樣的小說家肯定不是首先探索“下等人的生活”，但是他們擴展了社會理解的邊界為了把社會中無足輕重的小人物的生活納入文學作品成為素材，同時表現(xiàn)時代門面背后現(xiàn)實社會的丑惡，貧窮，罪惡和壓迫等。

　　這個文學運動的核心觀點正是新聞記者本身的觀點，確實狄更斯和左拉本人都當過記者。現(xiàn)實主義者的基本觀點是生活是個大舞臺，現(xiàn)實就是你走進幕后看到的一切。換句話說，現(xiàn)實就是那些喜歡掩蓋真相的人掩蓋的東西。新聞記者的立場是充當揭露機構(gòu)真相的調(diào)查者公開秘密的人。

　　這個籠統(tǒng)的理論明顯使丑聞和陰謀通俗化作為揭露的工具。儀式和權(quán)威的守護者當然對這種批評往往招架不住。它們外向的一面是本質(zhì)特征，隱藏其后的東西可能是平庸陳腐的甚至更糟。這里我們看到現(xiàn)實無法區(qū)分那些本身沒有任何力量的東西和那些從中可以有用地揭露虛偽和裝腔作勢的東西。

　　然后新聞界開始關注真正“聳人聽聞”的事件上如戰(zhàn)爭，地震，政府上臺下臺，但是它可以通過挖掘幕后新聞成倍增強轟動效應。有些社會名流皇室成員，政客，演員，本身就引人注目，但是更妙的是挖掘他們的幕后新聞。當場勃然大怒比保持尊嚴更有看頭，稍微帶點調(diào)情比自我控制更有賣點。最近的哲學深受所謂的“懷疑哲學家如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影響。但是在新聞界懷疑是整個行業(yè)最本質(zhì)的特征。

　　現(xiàn)代新聞業(yè)的理論基礎，它們聲稱給我們帶來關于這個世界的知識吸引我們的注意，變成了揭露別人試圖掩蓋的東西的行業(yè)。這在尤其掌權(quán)者想掩蓋的東西當然是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日益增加的對權(quán)威的嘲弄譏諷的分水嶺。人們開始認為官方對任何事情的描述基本上是錯誤的。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新聞記者憤怒立場的開頭，因為記者要求“全面開放”公眾有權(quán)知道的任何東西。

　　這是新聞業(yè)的理論基礎，但同時千萬不要忽視它豢養(yǎng)出來的激情。正如上文指出的，鮑德溫認為它提供了一種和性欲一樣強烈的要求，也許并不一定和精力充沛的年輕人有關---一種對丑聞的激情。新聞業(yè)最明顯提供的是“轟動效應”或者讓人吃驚的高興事，因為發(fā)生了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新聞報道的故事本身增加了加入了出人意料的成分。

　　但是如果這個小驚奇是發(fā)現(xiàn)了某個名人私生活的變化又如何呢？這里就看一個帕斯卡無聊和乏味的好奇心的例子。早先提到的顯然夸大了的長舌婦的流言蜚語。或許最好的評論是歌德的“貼身男仆眼中沒有英雄（valet de chambre）”黑格爾添了一句“不是因為英雄不是英雄了，而是因為男仆是個男仆�！�

　　正是這個心理學上的貼身男仆主義---降低和貶損的激情讓新聞媒體明顯喪失了古老的理解政治現(xiàn)實的職責，外交官給國王匯報的職責。

　　正如事情發(fā)展的那樣，新聞業(yè)已經(jīng)屈服于我們這個文明的普遍的激情：娛樂。就到現(xiàn)在為止的許多人而言，娛樂和消遣是難得的樂事。工作期間的嚴肅性可能讓教堂彌撒更容易接受，當然導致懶于思考的心態(tài)，正如蒲伯（Pope）所說“娛樂消遣是那些不能思考的人的快樂。”

　　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電臺，電視，書籍，雜志，無處不在的音樂讓許多人覺得找到平靜的心境是個難得的奢侈。考慮到不斷增加的新聞界提供的信息都是和我們沒有直接關系的事情，不難得出結(jié)論新聞業(yè)的大部分內(nèi)容就是消遣。正如過去讓我們開心的畸形怪物和有胡須的女人一樣，現(xiàn)在那些我們不認識的人希奇古怪的私生活引起我們的好奇和吃驚。新聞和娛樂的融合最明顯的證據(jù)是報紙對待新聞的方式，在更高的層次上多次反復的公司擴張比如同一個公司控制電影，電視，報紙。這樣說我并不是暗示有公司陰謀。企業(yè)間的合并只不過是在新聞界噗噗地往上冒泡個變化過程加上的最后一個印章而已。

　　我們都非常熟悉現(xiàn)代新聞界的腐敗行為，不可救藥的對新聞標題不知所云的雙關的著迷。對待政治就像對待體育比賽，把競爭對手分成“排”把競爭說成沖突和仇恨。在追求揭露真相的過程中，新聞界腐蝕了名人的仆人和雇員讓最卑鄙的罪行成為能賺錢的生意。但是明顯的腐敗是新聞界面對的危險最小的問題。

　　人類的活動還能保存多少真理呢？這里我不是推薦馬基雅維里的欺騙哲學，只是指出熟悉的事實---行動就是集中個人對某個項目的正反兩方面的理解，不可避免的失去視角。行動和思考行為是兩個單獨的不相容的活動。人們不可能同時做這兩件事。但是新聞記者采取了超越?jīng)_突的立場，因而認為輕易地避免明顯自己非常熟悉的黨派偏見的高峰，只要他識別它們。那么記者是哲學家了？如果他是誠實的記者，應該給左和右派差不多同樣的時間，至少當他能分清區(qū)別的時候。他明白戰(zhàn)爭有雙方，應該給我們的對手額外的好處以顯示其不偏不倚的立場。一旦被控歪曲，他滿意的解釋自己的前后一致：他不是站在其中一方的立場上報道沖突，只是中立的旁觀者，雖然如今再用中立這個詞會感到緊張。這里實際上是一種操守，但是這個操守是流動的，不定的。

　　但是我重復一下：人類活動到底還有多少真理呢？在宗教活動中，問題是儀式和感覺，不是真理，對真理的堅持（經(jīng)驗告訴我們）是類別錯誤，常常是破壞性的錯誤。了解太多的真理，戰(zhàn)爭的光榮就消失在鮮血和尸體的細節(jié)里。

　　大學要處在黑暗和不被人注意的社會生活的角落，基本上擺脫社會的壓力才行。如果大學被迫片面地或過早地解釋自己，肯定顯得愚蠢和矯揉造作，學術將變成正義。從新聞界不斷冒出來的耀眼光亮照亮了我們文明的黑暗地方，為許多地方消毒了。的確，這種照明相當一部分可能阻礙罪惡，暴露了應該揭露的東西，但是它也讓一些古老的人類活動陷入滅絕的邊緣。

　　確實，新聞業(yè)暴露了一些應該暴露的東西，防止了罪惡，但是正是通過這個，它成了世界上的真正參與者，與自己作為超越黨派偏見遠離是非的批評者的立場相矛盾。采取一種對任何有權(quán)者，有勢者，自命不凡者，高貴者持反對立場，新聞界擁抱了普遍的懷疑主義，或者民粹主義。有些記者確實保持對任何事情都持機會主義的否定態(tài)度，但是多數(shù)記者不能，實際上是一種超越道德的對寬容、現(xiàn)世主義，普世教會主義，反對歧視的癡迷，這種狀況如此明顯有人最初稱作“新聞界意識形態(tà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擁有一個觀點就是抵押一定量的快樂或痛苦在事件的出現(xiàn)上。如果證實了自己機的意見就高興，如果否決了自己的意見就痛苦。

　　新聞記者生活在觀點中，本能的知道被逮住持有蹩腳的觀點的痛苦。因此，他專業(yè)生涯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清除所有被別人認定可能與自己的利益一致的立場：任何和階級，國籍，文明有關的東西，所有這些繼承下來的行李必須被記者拋棄。問題是拋棄了利益的人（這個利益讓他有可以談論的現(xiàn)實，妥協(xié)成為可能）會發(fā)現(xiàn)他的觀點只是抽象的想法。這總是呈現(xiàn)出倫理的形式，迫使他們走向正義。這樣的一攬子觀點很可能讓任何類型的愛國者和黨派人士惱火。這個立場的擁有者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因為通過確認極端作為挑戰(zhàn)和質(zhì)疑的事情的過程達到這一步，他想象自己擁有亞里士多德的所有智慧。事實上他達到了輝格黨義（Whiggery）的形式：

　　 “一個平衡的，怨恨的，理性的思想

　　決不能從圣賢或醉鬼的眼中看出�！�

　�。ā癆 levelling, rancorous, rational sort of mind

　　That never looked out of the eye of a saint

　　Or out of a drunkard’s eye.” ）

　　但是正如濟慈詩中的哲人加上的話“現(xiàn)在都是輝格黨了”對我們來說，都是新聞界了。

　　用這么嚴肅的態(tài)度審查我們每天愉快的閱讀的報紙，不斷給我們帶來快樂的電臺電視好像是看起來很惡毒的一件事，但是新聞記者還是哲學家都不應該鼓勵我們養(yǎng)成懶惰的習慣。所有的文明都建立在對現(xiàn)實的具體歪曲上，我們的文明尤其關心用以塑造現(xiàn)實的具體物體的觀察，測量，做出反應。新聞業(yè)就是這種思想的衍生物，可能和別的世界相對比，在其中一個模式上我們關注我們認為永恒的東西�；�督教作家非常杰出地指責對蜉蝣的興趣是精神能量的揮霍浪費。新聞界總要尋找新的轟動事件，其注意力不能集中一件事幾天的事實非常清楚地表明西方文明的病理學對新聞界的判斷應該嚴肅對待。

　　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們可以把新聞媒體看作西方推進全民學習全民教育無法擺脫的發(fā)展階段，以致于成為用來測定我們在富裕和多彩的世界中位置的模式。新聞現(xiàn)在成了一個獨立的類別，像科學和歷史一樣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評判。

　　但是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我們不能否認這些方式一直在變化，部分是對真相的觀點做出反映，比如建設和發(fā)明，部分是對新聞媒體的顧客提出的要求做出反映。我們提出新聞媒體的方式就是掩蓋自相矛盾。一個虛假的回避黨派偏見的哲學承諾在這個層面上變成了黨派偏見本身。不無諷刺意味的是在探討新聞媒體這個最有西方色彩的行業(yè)時發(fā)現(xiàn)它采取的是反西方立場。新聞記者面對的邏輯問題和擁抱自由主義合法形式的自由主義者并列---他們被告知這種明顯的公開開放本身就是一種隱藏的黨派偏見。我們可以說，新聞業(yè)和自由主義實際上是我們文明的承諾的雙胞胎，他們的命運密不可分。

　　譯自：“Journalism: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by Kenneth Minogue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chive/23/feb05/journalis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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