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５日，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秦華孫正式代表中國政府簽署聯(lián)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圍繞著《公約》的具體問題及簽署《公約》的意義，本報記者專門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勇先生。

　　記者：簽署《公約》意味著中國政府對人權基本準則的尊重，那么請問世界各國對《公約》的認可程度如何？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國政府的行為？

　　夏勇：首先要說的是，我很高興接受你的采訪。這樣的采訪應該說是有眼光的。人類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大眾媒體理應讓公眾更多地知道世界上發(fā)生了什么及其同中國的關系�！豆�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聯(lián)合國為實施《聯(lián)合國憲章》所規(guī)定的尊重和促進人權的宗旨和原則，在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后，由聯(lián)合國大會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通過的。它與《世界人權宣言》和同它一起通過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共同構成“世界人權憲章”，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國際人權文書之一。《公約》于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３日生效。據(jù)截止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的統(tǒng)計，有１４０個國家加入了這一公約。在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里，只有我國尚未加入。不久前，中國簽署了《公約》。這是邁向加入《公約》的重要步驟。對于這一步驟，據(jù)我所知，國際社會的反映絕大多數(shù)是積極的、樂觀的。不過，那些積極而樂觀的評論里也有一些誤解。例如，有些國外的媒體在中國簽署《公約》后打電話采訪我，問“為什么中國的人權立場會突然發(fā)生這樣大的轉變？”我回答說，你的這個問題很奇怪，我聽不懂。因為我并不覺得簽署《公約》標志著中國人權立場的大轉變，即或有轉變，也不是“突然發(fā)生”的，我寧愿把它看作一個漸進的過程。再說，中國是聯(lián)合國的創(chuàng)始會員國，又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是一貫承認聯(lián)合國尊重和促進人權的宗旨和原則的。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jīng)加入了１７個國際人權公約。在聯(lián)合國講壇和其他國際場合，中國代表也不止一次對《世界人權宣言》、《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給予高度評價。從國內的情況來看，中國采取積極措施加入國際人權公約，是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社會動力和法律基礎的，不能簡單地看作一種外交意義上的舉措。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公約》的基本內容？

　　夏勇：《公約》由序言和六個部分的條款規(guī)定組成，共５３條。第一部分即第１條，規(guī)定人民的自決權。第二部分（第２—５條）規(guī)定締約國根據(jù)《公約》所應承擔的一般義務。第三部分（第６—２７條）是《公約》的核心，列舉了締約國應采取措施在其國內實施的許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第四部分（第２８—４５條）規(guī)定設立人權事務委員會作為監(jiān)督《公約》實施情況的機構，并對它的組成、職權和議事程序作了規(guī)定。第五部分（第４６，４７條）是有關《公約》與《聯(lián)合國憲章》、聯(lián)合國機構之間的關系和各國人民對于自然財富和資源的固有權利的規(guī)定。第六部分（第４８—５３條）規(guī)定了《公約》的批準、生效和修正程序。

　　記者：《公約》從簽署到最終生效實施需經(jīng)過哪些法律程序？這段時間應有多長？

　　夏勇：剛才我已講過，簽署《公約》只是加入《公約》的一個步驟。簽署不等于加入。只有經(jīng)過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批準后，國際人權公約才能對該國發(fā)生效力。至于從簽署到加入這一段時間要多長，各國的情況不一樣。我想，中國批準《公約》的時間不會很長。

　　記者：簽署各國是如何履行《公約》所規(guī)定的義務的？而相應組織又是如何考察、監(jiān)督、評判各國的執(zhí)行情況？

　　夏勇：加入《公約》，在法律上不僅意味著對《公約》的承認，而且意味著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對于準備加入《公約》的國家來講，首先要認真考慮的是加入后將要承擔的義務。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締約國義務的規(guī)定與《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有很大的不同。根據(jù)后一公約的規(guī)定，締約國只承擔采取措施“逐步實施”所載權利的義務，而根據(jù)前一公約，締約國應承擔“立即實施”所載權利和自由的義務。這要求一個國家在簽署和批準《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要更加謹慎、更負責任。作為一種對締約國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條約，《公約》規(guī)定締約國應承擔如下基本義務：尊重和保證其領土內和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平等地享有《公約》所載的各項權利；
通過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來實施這些權利；
保證任何人根據(jù)《公約》所享有的權利受到侵犯時能夠得到有效的補救。在社會處于緊急狀態(tài)時，國家可以采取措施克減上述義務，但是，在保護生命權、禁止酷刑、奴隸制和奴役、不因未履行契約義務而受監(jiān)禁、罪刑法定、人人應被承認法律前的人格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這些方面的義務是不得克減的。

　　至于你問到的對義務履行的監(jiān)督和評判，有三點要予以注意：第一，《公約》第４０條規(guī)定了加入《公約》的國家有義務向聯(lián)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本國實施《公約》情況的報告。

　　第二，第４１條授權聯(lián)合國人權事務委員受理締約國間的指控。按該條規(guī)定，聲明承認委員會這一職權的締約國若認為同樣聲明承認委員會這一職權的另一締約國未執(zhí)行《公約》的有關規(guī)定，便可以書面通知該國注意此事項。若兩國未能就此事項取得雙方滿意的處理結果，指控國有權用通知的方式將此事項提交委員會。委員會則應召開秘密會議審議這一通知并提出報告。委員會也可對有關締約國間進行斡旋，以求得事項的友好解決。顯然，這一授權涉及到主權國家是否同意其他國家或國際機構干預其國內人權事務的問題。按國際法上的國家主權原則，一個國家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所以《公約》把是否承認人權事務委員會這一授權留給締約國自己決定。對于沒有聲明承認這一授權的締約國，聲明承認的締約國沒有權利向人權事務委員會提出針對它的指控，委員會也無權受理這一類指控。截止１９９８年８月，發(fā)表聲明承認人權事務委員會這一職權的國家有４３個。第４１條已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８日生效，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國家使用過這一程序。

　　第三點要注意的是，聯(lián)合國大會在通過《公約》時，還通過了一個關于個人申訴的《議定書》。依此，人權事務委員會有權接受并審議聲稱其權利受到締約國侵害的受害人的來信。委員會收到來信后應通知被控的締約國予以注意。收到通知的國家則應在六個月內向委員會提出解釋或聲明。委員會應參照個人和締約國提出的一切書面資料，召開秘密會議對來文進行審議，向有關締約國及個人提出處理意見。該《議定書》已于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３日生效。截止今年８月，成為《議定書》締約國的國家為９２個�！蹲h定書》規(guī)定的個人申訴和《公約》第４１條規(guī)定國家間指控一樣，也關涉國家主權，所以，《議定書》同樣把是否承認委員會有權接受和審議個人申訴的問題留給各締約國自己去決定。

　　記者：《公約》內容與目前國內法律有無沖突之處？若有，那應如何協(xié)調？

　　夏勇：經(jīng)過《公約》與中國現(xiàn)行法律的比較研究，我認為，兩者的相同點比不同點要多得多，可以說，兩者的基本精神和原則是一致的。我們知道。自１９７８年以來，中國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開始重視法律。尤其是近幾年來進行了大量的法律改革，這些改革直接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里的權利保護相關。例如，通過修訂《刑事訴訟法》，確認了無罪推定原則，取消了收容審查，提前了律師介入時間，強化了對受害人權利的保護；
通過修訂《刑法》，規(guī)定罪刑法定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罪與刑相適應的原則，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等等。中國法律與《公約》的不同點主要有三類：一是中國法律比《公約》的規(guī)定似乎更合理。例如中國《刑法》規(guī)定，不得對懷孕的婦女判處死刑，公約第６條僅規(guī)定不得對懷孕的婦女執(zhí)行死刑。二是中國法律的規(guī)定與公約的規(guī)定相比，很難說誰的比較好一些，因為這類差異主要是文化上的甚至是語言上的。三是公約中的某些規(guī)定在中國法律里沒有規(guī)定或者沒有詳細的規(guī)定。如，關于如何嚴格禁止勞動教養(yǎng)中出現(xiàn)的限制人身自由和強迫勞動的行為；
如何把死刑僅限于《公約》規(guī)定的“最嚴重的犯罪”等。對于以上三類差異，中國應該采取的做法是，一方面，像其他國家那樣發(fā)表相應的聲明和作出適當?shù)谋Ａ�，另一方面，要進一步修改法律，加快法律改革。

　　記者：最后問您一個問題，簽署《公約》對中國國內的法律制度建設將有哪些積極影響？

　　夏勇：可以說，一百多年來，不斷參與國際法實踐，尊重、維護并在中國逐漸適用國際法的規(guī)則和原則，是中國法律現(xiàn)代化的一種歷史趨勢和基本途徑。現(xiàn)在，我們積極采取行動加入國際人權公約，不僅會進一步肯定中國近年來的社會變革和法律發(fā)展，而且會進一步促進中國的社會發(fā)展，尤其是人權教育和法律改革。

　　原載于 1998年10月31日《粵港信息日報》

相關熱詞搜索：許諾 人權 中國 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