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歲高齡的張先生還躺在醫(yī)院里。他的文集終于出版了，我們都松了一口氣，雖然仍有遺憾。下面是我的一點感想。

　　前不久，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中華書局聯(lián)合舉辦的《張政烺文史論集》出版座談會，聽很多前輩和師友發(fā)言，大家都說，張先生是個忠厚誠篤、襟懷坦蕩、澹泊名利的人。這是普普通通的評價，也是很高很高的評價。因為在當今社會，做一個好人，非常不易，有時比做學問還難。幾年前，為調查八主祠，我到過張先生的老家，山東榮城。膠東半島，這是最東端，海天空闊，令人難忘。登臨天盡頭，天風撲面，讓我想起林則徐的絕妙聯(lián)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他是當得起這四句話的。

　　我佩服先生的學問，更佩服先生的為人。張先生不善言辭，常讓我想起司馬遷講李將軍的話，“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他也是“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立身正，自然贏得大家愛戴。高明先生說，古文字學家喜歡互相貶低，包括很多前輩，你們不要學，要說人品高尚，還是張先生。作為他的學生，我很自豪——他的為人比學問更讓我自豪。先生的文集，可以折射其為人，特點是博大精深，包容極廣（不像很多精神殘疾人，人既苛狹，文亦猥瑣）。這么多內容，當然要從多角度閱讀，我還讀得不夠。但我覺得，文集的最后兩篇，《我在史語所的十年》和《我與古文字學》，是先生的自述，可當閱讀

　　全書的提綱。先生自己說，治古文字，他主要致力于四個方面，甲骨文、西周金文、東周金文和商周數字卦（用古文字材料治《周易》）。其他方面，先生只是一筆帶過。他自己沒說，還有個方面，是他對竹簡帛書的研究。70年代，先生在紅樓參加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的整理工作，四本大書出版，與有力焉。雖然那是集體工作（不署個人名），先生不愿提起，但作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側面，我們不能忽略。

　　中國大陸，1949年以前的古文字學家，先生是碩果僅存。讀先生的文集，有一點我想強調，他這一輩子，既做歷史研究，也做古文獻研究，還時刻注意考古學的最新發(fā)展，喜歡到處看文物，做調查研究，古文字研究是得益于熟讀古書，歷史研究是取證于考古發(fā)現，四個方面融會貫通，其實是一門學問。學者有境界高下，下者是跟著材料走，跟著學科走，上者是跟著問題走，跟著興趣走。張先生是屬于后一種。對他來說，古文字也好，古文獻和考古也好，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終還是服務于歷史研究。他是紹繼羅王之學的傳統(tǒng)，也是紹繼史語所的傳統(tǒng)。先生是一位古文字學家，但不僅是一位古文字學家，他更主要還是歷史學家。

　　我記得，剛上研究生，先生教我們讀書，參考書是兩本，呂思勉的《先秦史》和馬骕《繹史》。呂思勉博通經史，馬骕鈔撮群書。我猜，他是希望我們在進入各種專題之前，先要對材料范圍有個大致了解，登臨絕頂，一覽群山，或如王國維“三境界”說的第一界，“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他本人是于書無所不窺，掌故爛熟于胸，我們做不到。先生脾氣好，隨和，美國漢學家呼為“大娃娃”。但對自己信從的觀點，不管別人怎么看，他絕不隨波逐流，既不與人爭辯，也不強加于人。比如，作為史學家，他的觀點是魏晉封建論。當年，為這事，他丟過北大的教職。尚鉞先生也是這種觀點，同樣受過委屈。尚先生去世后，他女兒找先生，先生幫她聯(lián)系出版尚先生的遺著，但對往事，他卻一個字都不肯說。我記得，1979至1980年前后，俞偉超先生和鄭昌淦先生打算編寫為魏晉封建論翻案的論集，北京的學界中堅，很多都寫了文章，俞先生請先生作序，被先生謝絕，只好作罷，各自發(fā)表各自的文章。后來，我問先生，為什么他不肯出面支持俞先生，他說，這是他一生最傷心的事，他已發(fā)誓不再提起。在《我與古文字》中，他只說“依我看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魏晉以下，至今我仍堅持這一看法”。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他并沒有后悔。同樣，我們都知道，在甲骨卜辭的分期問題上，他也一再說，他不打算放棄自己的觀點。觀點對錯，可以不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先生的性格特點，他是柔中有剛。

　　關于先生的貢獻，我之所以要提到他的史學觀點，目的并不是說，魏晉封建論是史學界最正確的觀點，先生的看法就一定對。我不是這個意思。這里，我想說的只是，他的具體研究，特別是古文字研究，都是圍繞著他時刻思考的史學問題。比如，大家稱道的《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以及他討論卜辭所見農事制度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當然是用古文字說話，但同時也是史學研究。其他文章，也多半如此。他很少為識字而識字。先生在《我與古文字》中講得很清楚，不用我多說。我認為，要了解先生的想法，首先要從整體上去了解，從他的基本思路去了解。現在，史學界對古史分期問題已經不太關心，很多人都以為是過時之論，迂闊之論。這類問題，是屬于國情認識的問題，西方學者不關心。過去的討論有很多問題，但有一點不能否認，中國史學的現代化，這是題中之事。我們總要把中國放在世界范圍里，找到它應有的位置。學界諸說，不管哪一種更為近真，或全部都錯，但對理解那一時期的史學演進，包括他們的具體研究，卻是必要的思想背景。更何況，魏晉封建論最從世界史的角度講話，也最從同期比較講話。對前輩之研究，我們應設身處地，從當時的環(huán)境和他們的想法去理解。

　　先生的貢獻在哪里，這里不可能做全面論述。方方面面，要大家來討論。我僅就古文字材料，側重說一下他致力的第四個方面，講一下我個人的膚淺理解。張先生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周易》，從材料上講，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也包括戰(zhàn)國楚簡、馬王堆帛書和雙古堆漢簡，還有敦煌卷子和傳世文獻，所有材料是圍繞解決一個學術界的老大難問題，即宋人早已接觸，近人反復討論，長期以來困惑不解，我叫“奇字之謎”的問題。

　　我說張先生是跟著問題走，不是不要材料，而是問題帶動材料。記得當年，我剛到考古所不久，有一次，歷史所請?zhí)铺m先生演講。我們都趕去聽講。唐先生滔滔不絕，講了很多問題，其中也包括這個問題。他老先生說，宋人的考釋不對，郭沫若先生的族徽說也是猜測，這些“奇字”都是數字。他說，他寫了文章，這是一種已經失傳的少數民族文字。但這些少數民族干嗎要用數字作文字，有人寫信問他，他也說不清。他開玩笑說，那不成了電報嗎。

　　張先生的研究，是接續(xù)唐先生的研究。唐先生是張先生學古文字的老師。當年參加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整理的人都說，在唐先生面前，張先生總是畢恭畢敬。1978年底，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在吉林長春開第一屆年會，徐錫臺先生介紹周原甲骨，上面有這些奇字，大家好奇，希望張先生能解答。他的新解是被大家逼出來的。那天散會，回到房間，先生想了很久，第二天拿出答案。他說，這些“奇字”是用數字組成的卦畫。先生的發(fā)言博得一片喝彩。后來，大家都知道，張先生全面搜集材料，系統(tǒng)討論這個問題，在《考古學報》1980年4期上發(fā)表文章，就是收入本書的《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這篇文章是“當仁不讓于師”，它不僅對唐蘭先生的考證是一大突破，而且是一次徹底解決。雖然，先生也承認，他在討論，有些地方仍不免是假說，后來的學者，在材料上有補充，細節(jié)上有修正（我在《中國方術考》一書中對此有所總結，可參看），但今天看來，他的基本結論還是經受了考驗，至今顛撲不破。大家都同意，這是石破天驚的開創(chuàng)之作，不容忽略的經典之作。凡是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對先生的智慧非常佩服。比如美國的甲骨學家吉德煒教授，他在《我和張政烺先生的五次會面》一文中說，他從1969年寫博士論文起，一直對這些數字符號大傷腦筋，及見張先生文，才驚奇地發(fā)現，張先生把它講了個“水落石出”（見《揖芬集》，第25—26頁）。當然，還應提到的是，本書收入的另外兩篇文章，即《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易辨》，它們也是討論同樣的主題，對《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是重要補充。這里，說到張先生對《周易》的探索研究，我想做一點說明。張先生的三篇文章雖然是以商周時期的甲骨銅器為主，但他更關心的還是今本《周易》的起源。他對早期卦畫的研究實與他對馬王堆帛書《周易》的研究有關，從年代順序講，甚至就是肇始于張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參加的整理工作（參看收入本書的《帛書〈六十四卦〉跋》和《馬王堆帛書〈周易·系辭〉校讀》）。我們要知道，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就是認為，馬王堆本、雙古堆本，其陰陽爻作一、八，這種卦畫是從十位數字卦派生，為今本陰陽爻的前身。這一看法和金景芳、李學勤兩位先生的看法不一樣。兩種看法，誰對誰錯，可以爭論下去，但關鍵要看證據。截至目前，最新出土的材料，上博楚簡《周易》、王家臺秦簡《歸藏》，它們都證實，張先生的解釋更為合理，相反的證據，至今沒有發(fā)現。

　　最后，和《周易》的研究有關，我還想起一件事，不能不說。張先生住院前，身體和頭腦還可以，有一次，他說，他這一輩子，有三件事想做，但一直沒完成，一件是編《中國歷史圖譜》，一件是西周銅器和西周歷法的研究，一件是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研究。這三件事，第一件，歷史所已重新啟動，但先生已無法指導；
第二件，將是永久遺憾，因為到目前為止，都找不到先生留下的東西；
第三件，張先生希望能參考后來的考古發(fā)現（如上博楚簡《周易》），把它整理出來，和他的其他論易之作，合為一編。這最后一方面，還可以彌補，他篋中仍有存稿，今后可以整理發(fā)表。

　　張先生一輩子都在讀書。一直到很晚，他仍堅持外出買書，小書包總是套在脖子上，掛在胸前。但有一天，他終于感到老了，感到精力不行了。他嘆氣說，現在看電視，畫面動得太快，眼睛老是跟不上；
過去的人，生活條件太差，年紀輕輕就死了，現在的人，怎么活得這么長；
我讀北大時，教授都很年輕，和現在不一樣；
裘錫圭先生出名，怎么好像是昨天的事，一轉眼，多少年就過去了……

　　我知道，先生是在嘆人生苦短。

　　上次座談，很多人都說，先生腹笥深厚，肚子里的學問，還有很多沒有寫出來，寫出來的東西恐怕不到十分之一，他把時間都花在幫助別人了。對張先生的無私助人，大家都很感激，但對他本人，說心里話，我認為，是極大困擾。在《我與古文字學》中，他說，“光陰飛逝，我從事歷史與古文字學研究已六十余年。期間歷經社會變革與動亂，這種時候不可能沉下心來治學。此外，多年來我還被許多事物纏身，其中最費時費力的是當評委，一年總有數十份申請職稱的材料堆在案頭，每份材料不管多少萬字，都要認真閱讀，寫出意見，推薦優(yōu)秀人材。這項工作每年要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另外，每年，他還要拿出很多時間，很多精力，用于解答求教者的問題，包括替他們查找材料。

　　就我所知，先生雖慎言，惜墨如金，但他絕不是提倡少寫或不寫，比如對學生，他就鼓勵他們早發(fā)文章早出書，為之積極舉薦，聯(lián)系發(fā)表（我就受過張先生的推薦），甚至為學生手懶而著急，說“年紀不小，東西怎么這么少”。上次座談，任繼愈先生說，張先生的道德文章值得我們永遠學習，但他留下的東西，跟他的學問相比，數量太少，這點你們不要學（大義）。我很贊同他的說法，而且認為，這是深知先生隱痛的肺腑之言。

　　研究學術史的應該思考，1949年以后，為什么很多著名學者都寫不出東西？原因到底在哪里？文革前，當官、運動和審稿，是三個主要原因，張先生占了兩個。文革后是什么？代替政治運動，現在是課題熱，有大筆大筆的錢燒著，勁頭更大，虛張聲勢、名目繁多的各級評審（評級、評獎、評項目、評基地），仍在無端消耗著學者的生命，評者和被評者都在劫難逃。我也無法幸免。

　　我曾多次和朋友說起，張先生學問大，但不會主動跟學生講什么，我跟先生太晚，問教不勤，學得太少，后悔也來不及了。但先生送我一句話，讓我終身不忘。他說，我勸你們年輕人，趁還沒有出名，趕緊讀書，人一出名，就完蛋了。

　　零雖不敏，請事斯語。

　　2004年8月31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ㄔ�刊《書品》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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