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亦代先生不久前謝世，是著述界、翻譯界的一大損失。對此，已經(jīng)有不少人寫了悼念文章。

　　對馮老的文學業(yè)績，我一無可以補充。老實說，他的譯品我讀得不多，也很少同他討論譯事。不過，他的論著不少是我經(jīng)過手的，印象很深。而最讓我感念的，是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帶著我編《讀書》雜志，把我?guī)нM了文化界。

　　我在七八十年代以前，要說對出版內(nèi)行，至多是有點做政治宣傳的經(jīng)驗。辦《讀書》，這類經(jīng)驗是實在用不上了。比如，照我們過去的辦法，編輯是“把關”的，很少同文化人有精神上的聯(lián)系。我們的任務只是指揮作者干什么，特別防止他們亂說話。不顧作者文風、亂改作者文章，過去是常事。一九五四年為此我挨過曾彥修先生的嚴厲批評，但還是難改。原因也簡單。那時喜歡統(tǒng)一。文風統(tǒng)一、用字統(tǒng)一、標點統(tǒng)一……，到一九五八年，全國一刮“共產(chǎn)風”，出版社可以用一紙短箋就把作者的稿費減發(fā)一半�！拔母铩逼饋�，幾個人自說自話成立一個“戰(zhàn)斗隊”，就可以隨時到作家家里去貼一張大字報，勒令這個“地主資產(chǎn)階級的孝子賢孫”把多年來已領去的稿費退回�？傊�，編輯也者，我們心目中是代表人民和黨的，豈能有人反對，除非這作者是大官。所有這些,我在不同程度上都參與過，那要用來編《讀書》雜志，豈非南轅北轍。

　　這作風，八十年代開始，在馮老這些老人家領導下，在《讀書》雜志可以說一掃而凈。馮老外號“二哥”，在文化圈內(nèi)以善交往和排難解紛著稱。在他指領下，出去做事，一改過去的作風，簡直無往而不利。譬如說，在我原來的工作環(huán)境里，五十年代末一次下鄉(xiāng)勞動時我同一位老編輯在工余多談了一些《圍城》，回來差不多挨批。而辦《讀書》，馮老帶頭率領一幫年輕人去見錢鐘書、金克木等位，馬上給刊物帶來生氣。沒有馮老，這方面是絕對打不開局面的。

　　有人說馮老是“海派”，這也許不假�？墒恰昂Ｅ伞痹诋斈晁坪醪⒉皇且粋�好詞。我早就聽說一個故事：“文革”結束，好多老人得到平反，馮亦代先生當時提出希望去一個權威的外國文學研究單位工作。傳聞一位老前輩竭力反對馮老進去，理由就是馮老是海派。大概在京派老人看來，海派是做不成大事的。當然彼此的文學主張也自然不同。可是馮老不同，帶領我們訪京派，見海派，無不興高采烈，侃侃而談，一無門戶偏見。當然我們自己還是有一定之規(guī)。在馮老指點下，我立即響應他的“廣交朋友”辦法，想法把刊物辦得活起來。“雜志”也者，“雜”就好，這是馮老和陳原他們的一貫主張。他們所反對的，僅僅是當了編輯就假借職權打別人棍子。另外，就是他們一貫主張文章要讓人可以讀懂，不要云山霧罩，更不要虛張聲勢。所以他們不主張把《讀書》辦成學術刊物，尤其是只代表一個學派的學術刊物。這不是說辦成學術刊物就不好，而是因為這不是當年辦《讀書》的初衷。

　　馮老對《讀書》更大的貢獻是幫我們打通了海外通道。辦雜志而大量刊用海外當?shù)刈骷业膶�欄（而不只是我們駐外記者的作品），應當說是從《讀書》始，而當年也似乎只有《讀書》辦得到。原因也簡單，那是因為我們有了馮老。這里不想列舉董鼎山先生等一大串名字，只想舉一件小事：接待韓素音。這位海外名流來到中國，我們有幸由馮老出面單獨宴請，席間知道海外有個新動向，出了一本新書：《第三次浪潮》。我們決心由此突破，大力引進新思潮。事實證明這是完全成功的�，F(xiàn)在的讀者想象不出我們當年的孤陋。我在迎韓的宴會上，向她請教的是以后接待外賓要穿什么服飾。今天的年輕朋友聽到，得笑歪大牙。

　　完全可以說，沒有馮老，就沒有當年的《讀書》雜志。（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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