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如果沒有遇上蔣介石，他的歷史命運會是怎樣？也許在1927年的那個春天，陳與蔣的第一次見面時，他肯定沒有想過自己此后的人生會有怎樣的一個22年。

　　陳布雷，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原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因學生時代臉蛋圓胖，同學以英文bread(面包)稱之，中文諧音“布雷”。陳布雷早年為《申報》撰稿，后來任《商報》編輯部主任，文字俊雅，長于時事政論。后成為蔣介石第一御用文人，任第二侍從室主任。

1948年11月，剛取得抗戰(zhàn)勝利的國民政府陷入了內戰(zhàn)困境，統(tǒng)治風雨飄搖，陳在此時服藥自殺身亡。

　　陳布雷跟隨蔣介石22年，實際上有兩個階段。1927年到1934年期間，陳布雷得識蔣公，但陳不愿當官，只是蔣有要事時才將陳從上海找到南京去寫文章；
第二個階段是1934年到1948年，陳任蔣介石第二侍從室主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等，是蔣公身邊最為信任的黨政紅人。這一時期，特別是抗戰(zhàn)八年間，陳為蔣介石捉刀撰寫過許多重要文告和講話，其中有不少是傳誦一時的名篇力作，如《抗戰(zhàn)建國綱領》、《抗戰(zhàn)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八•一三告淪陷區(qū)民眾書》、《勝利須賴久之奮斗告全國軍民書》等。

　　說到《勝利須賴久之奮斗告全國軍書》一文出籠始末，據陳回憶，蔣對他當面口授該文重點在“要說明我在抗戰(zhàn)開始時早已決定的一貫方針：一曰持久抗戰(zhàn)；
二曰全面戰(zhàn)爭；
三曰爭取主動。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與日寇周旋到底，最后勝利必屬于我。”而在抗戰(zhàn)中為蔣寫的不少文章里，陳自己最感得意的是在武漢撰寫的《抗戰(zhàn)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我們同是中國的國民，黃帝子孫，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為切身的恥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訴無門的同胞們，使重復自由，再見天日？……凡是中華民族的敵人，自古以來，就沒有不被我中華民族消滅的……就是一兵一彈，也要與敵人拼命決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勝利……如果我們今天還不下‘拼民族的生命來爭民族的生存’的決心，就要蹈從前以茍安心理來鼓勵侵略瘋狂的覆轍……”這篇文告6000多字，由廣播電臺用5種語言向國內外廣播，同時海內外各報，都放在頭條刊出，連海外僑胞也無不感奮。該文與張子纓寫的《抗戰(zhàn)周年紀念告友邦人士書》和郭沫若寫的《抗戰(zhàn)周年紀念告日本國民書》，被稱為抗戰(zhàn)前途光明象征的“三聯璧”。陳布雷后來在回憶中說，“7月初為蔣公撰擬《抗戰(zhàn)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蔣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將武漢保衛(wèi)戰(zhàn)之必要插入此文......張季鸞君評余此文為：‘淋漓酣暢，在統(tǒng)帥昭告全國之書中當不能更詳盡于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

　　抗戰(zhàn)勝利后，時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浙江同鄉(xiāng)的毛翼虎曾與陳布雷有過一次關于國共形勢的交流。布雷先生用緩慢低沉的口氣跟他說：“勢力”兩字要分開來，論“力”，國民黨陸、海、空軍優(yōu)于共產黨，問題在于“勢”字。毛感覺陳看到了一種不妙的趨勢。其時正是1948年。布雷先生在塵世的最后一年。

　　陳的墓現在還位于杭州九溪十八澗。墓碑是黑底白字，上面只有淡淡的幾個字：陳布雷先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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