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卑微而脆弱的，人類在宇宙中正如大漠中微不足道的一顆塵埃；
同時，人類又是偉大的，就像帕斯卡爾所說的：“由于空間，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沒了我，有如一個質(zhì)點；
由于思想，我去囊括了宇宙�！彼枷胪炀攘藗�人的渺小，使葦草般脆弱的生命獲得了存在的尊嚴。

　　思想就其本質(zhì)上應(yīng)該是“我”的思想，即獨立的自由的思想。今天，思想自由及其主要表現(xiàn)形式言論自由的價值早已經(jīng)被世人所確認。然而，人類卻是經(jīng)歷過數(shù)千年的苦苦探索，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流血犧牲，走過一條驚險曲折的道路，才達成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價值的共識。思想自由是專制政治水火不容，有專制政治在，必然極力制造恐怖事件壓制不同思想。在人類的發(fā)展史上，我們常常會發(fā)現(xiàn)那樣的時代，專制勢力張牙舞爪地君臨天下，以鐵鉗禁錮住每一個人的嘴巴，任何人只要敢于發(fā)出聲音，便立即被割去喉管，于是，人們只能選擇沉默與麻木，甚至快樂地伸出舌頭去吻脖子上的絞繩。整個時代墮入了無邊的黑暗之中并沿著這黑暗作歇斯底里的前進。人們既聽不到良知的聲音，也看不到尊嚴的思想，一任絕望與絕望之后的麻木一代代地發(fā)生。然而，人類又是何等的偉大，即使在無望的社會中，依然有一股桀驁剛強的勇氣與精神在代代相傳！縱觀人類的全部歷史，我們常常不得不驚嘆，為何在那樣望不到盡頭的絕望的暗夜中，會激發(fā)那樣宏大的氣魄和燦爛的道德精神，使那群逝去的精神巨子那般英勇不屈地捍衛(wèi)著光輝的內(nèi)在理念與心靈自由，我們常常不得不為那樣的時代捏一把汗：這樣的時代已經(jīng)到了邪惡的極致，但總有那么一批英雄，把人類的真理與燦爛的星空放到他們的生命之上，并以他們的生命換取整個時代的尊嚴，他們孑然一身，以思想自由的名義舉起了憤怒的投槍，挑戰(zhàn)那一個墮入黑暗世界的國度，他們?yōu)榱苏f出他們自己的真理，毅然把頭顱放到屠刀底下，把肉軀送上歷史的祭壇！

　　在我看來，茨威格的《異端的權(quán)利》講的正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人以他的生命挽救整個時代的自由、尊嚴與良知。

　　“蒼蠅戰(zhàn)大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在他駁斥日內(nèi)瓦國王的宗教首領(lǐng)加爾文的書稿上，添加了這么一句話。這句話被茨威格引以為《異端的權(quán)利》的開頭。在西方歷史上，加爾文的名字，向來與路德被列在一起，作為宗教改革的領(lǐng)袖加以肯定。恩格斯就曾經(jīng)說過：“宗教改革——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這是包括農(nóng)民戰(zhàn)爭這一危急事件在內(nèi)的第一號資產(chǎn)階級革命�！奔訝栁囊云洹痘�督教原理》（寫于1535年）成為天主教的異端，在流亡到巴塞爾的時候，日內(nèi)瓦的新教改革者、傳教士法里爾把他請到了日內(nèi)瓦，經(jīng)過一番波折，加爾文建立了在日內(nèi)瓦的神圣地位。在基督教早期被禁止的二百年中，基督教徒都主張寬容，及至基督教信仰成了有勢力的教條，特別是有國家機器作為其堅強后盾，他們便放棄寬容原則，轉(zhuǎn)而企圖將人們對于宇宙、人生的觀念與他們的教義造成完全的一致，并采取壓迫自由思想的政策。正如羅素在《西方哲學(xué)史》中所說的：“只要一種宗教和一個帝國政府結(jié)合在一起，政治的動機就會大大改變宗教的原始面貌。”茨威格則更為直接而尖銳地批評道：“只要一種宗教控制了國家機構(gòu)，執(zhí)掌了國家行使的鎮(zhèn)壓工具，它必是迅即建立起恐怖的統(tǒng)治。”加爾文認為唯有他自己才真正領(lǐng)會了上帝的旨意，因此，他必須代表著上帝并以上帝的名義規(guī)范日內(nèi)瓦王國。于是，任何人膽敢不同意加爾文的宗教觀點，不但立即被視為加爾文敵人，同時更是整個世界與上帝的敵人。以為唯有自己才完全正確、合理的權(quán)力者是極端可怖的，他們只要站穩(wěn)了“真理”、“上帝”的立場，便可以以高尚的名義，名正言順地動用各種恐怖的控制政策與教育政策馴化、愚化民眾，于是“真理”與“上帝”變成了權(quán)力者手中扼殺真理污蔑上帝的大棒。在加爾文統(tǒng)治下的日內(nèi)瓦，“無人能夠覺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還在呼吸，他便幾乎每時都能犯罪。”后來卡斯特利奧在《論懷疑術(shù)》中這樣評價那個時代：“后代將會疑惑，何以經(jīng)歷了如此輝煌的黎民，我們卻被迫退回到昔米萊人的黑暗之中�！�

　　這時，塞爾維特出現(xiàn)了。這個英勇的西班牙人，把他反三位一體的觀點寄給了他認為可以信賴的加爾文大師，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然而，這個堂•吉珂德式的天主教異端不會想到，加爾文絕不愿看到日內(nèi)瓦存在著與他對圣經(jīng)的解釋相左的觀點。加爾文清醒地認識到：“對于一個執(zhí)掌了權(quán)力的理論家，主要的危險便在于有人鼓吹一種分庭抗禮的理論。” 于是塞爾維特既是天主教的異端，同時也居然成了加爾文新教的異端！事實上，不同的理論根本上無法瓦解權(quán)力。因為對自由的恐懼而企圖用鐵鉗鉗住每一個人的嘴巴，完全出于權(quán)力者對民眾的恐懼和對自身統(tǒng)治能力的毫無自信。唯其恐懼與沒有自信，他們才必須不斷制造各種恐怖事件、運動以檢驗他們對民眾的思想的掌握。把獨立思想視為犯罪并加以懲罰，這是對人性最大的禁錮，沒有了思想自由，人如何還能成為人呢？專制主義的罪惡，正在于以火與血扼殺思想自由，從而禁錮人性，把人變成體制、社會的機器。在政治與宗教或準宗教合一的國度里，永遠只有一種聲音是被允許的，那就是教主兼獨裁者的聲音，那樣，一切輿論變成獨裁者的喉舌，一個人的大腦代替了所有人的大腦，所有人的大腦成為一個人的理論的跑馬場。塞爾維特把他的觀點送到加爾文手中，幾乎同時意味著把他的生命送到加爾文手中。這是第一次新教徒判處異端死刑，而且是死刑中最痛苦的一種：在火刑柱上以文火烤殺。塞爾維特呼喚著上帝的名字，在火刑柱上與死亡搏斗了足足半個小時！

　　那是歐洲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其驚心動魄的程度足可與四十七年后布魯諾的鮮花廣場之死相提并論。在那樣的時刻，只要塞爾維特宣布放棄他反三位一體的學(xué)說，他至少可以免受死前半個小時的文火中的掙扎。但那將意味著加爾文的徹底勝利。真理與良知的力量竟如此強大，召喚著塞爾維特向整個加爾文王國發(fā)出戰(zhàn)叫，更使他在痛苦的死亡之旅中堅守自己光輝的尊嚴。我們有理由感到無比的驕傲，在這脆弱而渺小的族類中，我們的同類曾經(jīng)那樣堅定地守望著上帝與至善，守衛(wèi)著內(nèi)在價值與精神，而且，他們在真理與生命的選擇中毫不猶豫地走向真理，而以一種最慘烈的方式去祭奠那樣黑暗的時代。塞爾維特之死，震撼了歐洲社會，同時把宗教改革引入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卡斯特利奧在恐怖政策中站了起來，以一個戰(zhàn)士的姿態(tài)，以自由的名義向獨裁者加爾文，向這個在獨裁統(tǒng)治底下麻木著、呻吟著的國度，擲出了投槍。

　　如果說塞爾維特面對著的是放棄學(xué)說平靜死去與堅守學(xué)說掙扎著死去的選擇，那么卡斯特利奧面對著的則是沉默而生與抗議而死的十字路口的選擇。事實上，在加爾文殺害塞爾維特之后，有個別低級市政官員，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謨，雖然反感加爾文的暴政，但卻覺得不宜講出來；
而他的學(xué)生澤欽圖斯同樣說：“除非受到良心的驅(qū)使，我絕不涉足競爭。只要我的良心允許，我寧愿保持沉默，而不去挑起爭論，傷害別人�！睅缀跛�有的人文主義者的反應(yīng)都同這位澤欽圖斯相似，保持著緘默。沉默對清醒著的人們來說，或許意味著一種無聲的抗議，一種堅不合作的態(tài)度。然而，在一個獨裁者君臨天下的一個時代，沉默是多么可怕！沉默的結(jié)果，卻是獨裁者暴政的狂歡！在獨裁者的眼中，連知識分子也在沉默，意味著人們因為麻木或怯懦而徹底被馴服，整一個國家的頭腦，都已經(jīng)被他的頭腦所主宰。這使他們施行罪惡更加肆無忌憚。它將造成一種萬馬齊喑的局面，那些受獨裁者欺騙、教育、愚弄的人們將一如既往地伸出舌頭去親吻他們脖子上的絞繩，而一面快樂地欣賞著反獨裁戰(zhàn)士在火刑架上掙扎，那些為追求人類神圣的自由與正義而做出的流血、犧牲仿佛毫無價值——甚至被民眾引以為反抗的必然下場而加以警戒，而獨裁者則更加為所欲為。在這樣的時代，對知識分子來說，維護公共道德，捍衛(wèi)自由與尊嚴應(yīng)該成為知識分子的內(nèi)在信念之一。知識分子的職業(yè)決定了他們更多地能夠以歷史借鑒現(xiàn)實，更多地看清政治的本質(zhì)，他們植根于民眾，同時在愚化政策下的比民眾更快地清醒，因此，知識分子的使命便在于以獨立自由人的身份，向民眾宣布他們所看到的歷史與現(xiàn)實，其目的不在于以自己的思想控制別人的思想，而在于提供一種新思想、新角度、新方法以利于人們重新打量現(xiàn)實。正如卡斯特利奧那如鐵般擲地鏗鏘的話：“不該以燒死他人證明我們的信仰，只該為我們的信仰，準備被他人燒死�！边@簡短有力的陳述，有如一道閃電，劃破那個時代的黑暗。他雖然知道他的反抗只能是“蒼蠅戰(zhàn)大象”，憑他的良知與追求真理、自由的信念，如何能撼動整個生了老銹一般的日內(nèi)瓦王國？當面對著的是兇殘的獨裁者及其背后龐大的國家機器，任何抗議的聲音都可能付出極大的代價：打擊、迫害、坐牢、流亡，甚至上絞刑架、火刑柱。然而，就像茨威格說的：“如此滔天罪行不起而應(yīng)戰(zhàn)，便意味著歐洲思想自由壽終正寢。強權(quán)會君臨于正義頭上�！笨ㄋ固乩麏W高舉著自由之劍，決毅地走向火刑架。

　　或許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經(jīng)歷或研究了舉國沉默與順從的“反右”與“文革”，很難想象得到那樣恐怖的暴政下，卡斯特利奧居然還可以以一個戰(zhàn)士的姿態(tài)站起來�；鹦碳芘c文化煎烤的酷刑，絕對比中國知識分子所遭遇的干校、噴氣式更為慘烈、可怖。然而，從“反右”到“文革”，中國歷史幾乎留下一片精神與良知的空白。在魏晉那樣“名士少有全者”(見《晉書•阮籍傳》)，動輒腰斬東市的時代，尚有一班徘徊于方內(nèi)方外的名士，傳承著一股剛烈的精神憤怒的勇氣，而“反右”到“文革”的近三十年間，幾乎只有顧準、張中曉兩具大腦在向真理掘進，萬里江山，神州六億，真的像一夜之間突然喪失了良知一樣，不但讓當時的一部分人，也讓后世的研究者感到?jīng)鐾腹撬璧慕^望。與面對宗教裁判所依然不屈不撓地向著真理自由前進的知識分子相比，中國知識分子缺少了一份堅忍不拔的精神，一股頑強不撓的勇氣。

　　卡斯特利奧的反抗與其說是替塞爾維特伸冤，不如說是挽救整個時代的尊嚴與良知。塞爾維特已經(jīng)死于火刑架上，任何反抗的聲音也不能將他重新喚醒，然而，英雄的悲哀更在于把生命獻祭于歷史的祭壇，人們卻沒有從中獲得勇氣與力量，反而以英雄的死亡這一事實作為自己繼續(xù)在暴政下沉默、怯懦下去的理由。時代最濃烈的悲劇變成最荒唐的滑稽劇，這不僅是英雄的悲哀，更是時代的悲哀。在這樣的時代，自由與尊嚴完全被暴力所顛覆，代之以暴行之下的恐懼、怯懦、委瑣，更甚之，是因恐懼而產(chǎn)生的麻木不仁。暴政下的全民緘默所反映的是整個時代整個社會的集體性墮落，即使有清醒者存在，如果沒有發(fā)出聲音，也對時代的挽救無任何實際意義。沉默使時代在黑暗中被專制主義者更進一步推往黑暗作歇斯底里的運動——仿佛已經(jīng)沒有任何光明的希望。這樣的時代需要驚雷！卡斯特利奧以《論懷疑術(shù)》與《論異端》，對加爾文的日內(nèi)瓦暴政予以驚雷一擊。正是這驚雷一擊，使塞爾維特半個多小時堅持與掙扎具有了歷史意義，人們將從卡斯特利奧的聲音中看到一股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精神；
正是這驚雷一擊，把加爾文釘?shù)綒v史的恥辱柱上，使這個政治、宗教獨裁者陷入無邊的恐慌，他的統(tǒng)治理論遭到重創(chuàng)，他的暴行被剝落了神圣的光環(huán)，赤裸裸地現(xiàn)于歷史面前；
正是這驚雷一擊，打破了人文主義者的整體緘默，宣告了這個時代并非絕對處于暴政的思想、人身控制之下，這個時代還存在著獨立的良知，還存在著對自由和真理的頑強追求，還存在著對“人”的尊嚴的捍衛(wèi)與堅守！卡斯特利奧最后因為病死而躲過了火刑架上文火煎烤的命運，但是，我們永遠必須記住，即使在那最無望的時刻，仍然激發(fā)著我們的同類最燦爛的道德精神，“追求真理，并說出其信仰的真理，永遠不應(yīng)視之為罪行。絕不應(yīng)強使人接受某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边@些我們今天正享受著或正追求著的真理，我們的前輩卻是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換取而來。暴力可以消滅跳動著的良心，正如塞爾維特在慘叫中死去，卡斯特利奧貧病交加而逝去，然而，暴力決不可撲殺信仰，相反，暴力只能增強人們對理想的信念。當堅持真理的生命在暴力的覆巢之下消失，那燦爛的精神，那不屈的勇氣，那光輝的良知，化成了璀璨的星空！這星空，必將激勵后來者前行的腳步。正如茨威格所言：

　　“我們這族類真正的英雄，絕非那般通過如山的尸體建立了曇花一現(xiàn)的統(tǒng)治的人，倒是那些毫無抵抗能力、屈服于優(yōu)勝者強力的人——誠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了精神自由，為了在地球上最終建立人道王國的斗爭當中，被加爾文壓倒一樣�！�

　　在人類歷史上，強權(quán)永遠戰(zhàn)勝不了真理，任何獨裁者都只不過是瞬間的力量。在加爾文建立過宗教獨裁體制的日內(nèi)瓦，最終實現(xiàn)了卡斯特里奧的理想。這個城市后來曾為著名的反基督著伏爾泰提供了避難所，而且還容納了笛卡兒和斯賓諾莎。卡斯特里奧的宗教寬容理想，經(jīng)過啟蒙運動的闡發(fā)，成為了世界人民的共識。

　　英雄夾血的足跡，同時正在我們的腳下向前路蜿蜒前伸。

　　 《異端的權(quán)利——卡斯特利奧對抗加爾文》，茨威格著，張曉輝譯，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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