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認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是自有其自由精神的：儒家“入世的自由”，道家“忘世的自由”，佛教“出世的自由”，以及三者會通的超越的自由精神�，F(xiàn)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傳統(tǒng)自由精神的現(xiàn)代化轉換。

　　[關鍵詞] 中國傳統(tǒng)，儒家，道家，佛教，自由精神

　　馬克思說：“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和自覺的活動�！盵1]“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本質�！盵2] 在這個意義上，人就是自由，人的歷史就是不斷追求自由并且獲得自由的歷史。人類從來就擁有的這種自由精神，積淀在文化傳統(tǒng)之中。然而自從“五四”以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是全盤反傳統(tǒng)的，在他們心目中，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缺乏自由精神。于是他們主張拋棄傳統(tǒng)，全盤西化。結果，中國自由主義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園，而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是中國自由主義屢屢受挫、迄無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種拋棄傳統(tǒng)的自由，只是一種無根的自由。我們今天重讀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亟需發(fā)掘傳統(tǒng)的自由精神。

　　自由既是人的類本質，便是一種超越的追求──超越時間、歷史，超越空間、地域。但超越性存在于現(xiàn)實性之中，超越性的自由精神存在于現(xiàn)實性的自由追求之中。我們今天不能追求乘坐宇宙飛船而飛出太陽系，正如古人不能去追求登上月球。自由本身就是一個矛盾──有限性與無限性之統(tǒng)一。無限的自由是由一系列有限的自由構成的，而這“一系列有限”本身就是無限。自由的現(xiàn)實性（歷史性、地域性），就是每一個人置身其中的具體的時空條件。“我是一個凡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蔽沂且粋�中國人，一個20世紀的中國人。這就是我的現(xiàn)實性，就是我追求自由的邊界。

　　本世紀中國人的自由追求，是由“五四精神”宏大張揚起來的。何為“五四精神”？人們肯定首先想到“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與科學。OK！這兩位先生，是20世紀的寵兒。但我時常感到，他們只不過是皮影戲上的影子，縱然活潑生動，煞是好看，到底還是傀儡，是受“看不見的手”操縱的。是誰在操縱德先生和賽先生？原來幕布背后還有兩位：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是他們在那里扯著線、擺弄著皮影：追求科學，是要追求人對自然界的自由；
追求民主，是要追求人對人的自由；
要之，則是要追求中國人的自由�？傊�，民主與科學不過是自由意志的工具而已。中國20世紀自由主義思潮的追求，當然也是我們時代精神的一種體現(xiàn)。然而我們不能不指出，中國自由主義從來是很不成功的。何以故？我把中國自由主義的不成功歸為“兩大脫離”：脫離現(xiàn)實，脫離傳統(tǒng)。

　　中國自由主義的脫離現(xiàn)實，表現(xiàn)在他們對中國的“國情”（姑用此語）很不了解。他們是按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的模式來看待和處理中國的問題，殊不知中國當時的語境與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發(fā)展時所處的情況實在相去甚遠。簡單來說，以中國當時的落后，去實行一種如西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與西方發(fā)達的“列強”作一番“費厄潑賴”（fair play）的“公平”較量，言重一點，那簡直就是要置中華民族于死地。歷史已經證明，最了解當時中國的現(xiàn)實需要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中國需要權威的政治，統(tǒng)制的經濟，堅強的軍事，統(tǒng)合的文化；
否則便不能形成一種高度的凝聚力量，內掃封建勢力，外擋西方列強，抵抗發(fā)達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從而發(fā)展民族經濟，實現(xiàn)民族振興。

　　更嚴重的是，中國自由主義者脫離了中國的傳統(tǒng)。他們“誤讀”了西方自由主義，以為人家是通過“全盤反傳統(tǒng)”來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掃清道路的。西方自由主義當然有反傳統(tǒng)的一面，但他們卻在更深的層次上繼續(xù)發(fā)揚了西方的“二希傳統(tǒng)”（古希臘文化傳統(tǒng)、希伯萊文化傳統(tǒng)）。中國的自由主義不了解這一點，結果大反中國傳統(tǒng)，大搞全盤西化。他們不知道，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傳統(tǒng)土壤之中，自由的理念才有可能生根發(fā)芽、茁壯成長�？墒撬麄儗Υ藴喨徊挥X，對自家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樣一來，其結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現(xiàn)代性之所以必須植根于傳統(tǒng)性，還在于我們這個時代實在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時代。人類的歷史，就是兩種“主體”活動的歷史：個體，群體。而整個近代以來的歷史──全世界的現(xiàn)代化進程，就其“主體意識”而言，也就是兩種：個體意識就是個人主義，這主要表現(xiàn)在國內問題上；
群體意識就是民族主義，這主要表現(xiàn)在國際關系上（如果在國際關系上把一個民族國家視為一個個體，則民族主義就其本質而言還是個人主義或曰個體主義原則的體現(xiàn)；
結果我們看到，現(xiàn)代所謂“國際關系準則”往往正是個體主義原則的擴大而已）。在國內，個人主義的表現(xiàn)就是自由主義，要求個性解放，所以要反封建；
在國際，民族主義的表現(xiàn)卻有兩種情形：一方面是先發(fā)展國家的帝國主義擴張，另一方面則是后發(fā)展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是理解現(xiàn)代歷史的關鍵，解開歷史之謎的一把鑰匙。

　　正因為現(xiàn)代化乃是民族主體的活動，所以它就是民族性的。換句話說，民族性乃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函項。現(xiàn)代性當然具有世界性或全球性，但它首先是民族性的。這就是為什么現(xiàn)代歷史乃是民族主義歷史的原因所在。今天，對于我們來說，尤其應當注意研究“現(xiàn)代性的民族性”問題。由此可見，自由主義運動作為現(xiàn)代化的一個側面，是絕對不能脫離民族傳統(tǒng)的。民族傳統(tǒng)也應該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函項。這不僅是理論上的推導，也是西方自由主義運動的歷史事實。一個民族的哪怕是最“現(xiàn)代”的自由理念，也必須從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精神當中引導出來。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是一肚皮糊涂賬。

　　于是，這里就涉及對傳統(tǒng)的理解問題了。這里的問題，在于我們用以分析傳統(tǒng)的思想方法。我們的方法，就是“二重分析”：既要看到傳統(tǒng)之特殊性、現(xiàn)實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傳統(tǒng)之普遍性、超越性的一面。這就是關于傳統(tǒng)的辯證法：現(xiàn)實性當中蘊涵超越性，超越性便體現(xiàn)在現(xiàn)實性之中。所以，我很贊同馮友蘭先生當年曾經遭到猛烈批判的“抽象繼承法”。超越的東西正是抽象的。所謂“抽象”并不是說玄乎其玄、不可捉摸，而是說它是已抽去了具體的、特殊的歷史內容之后保持下來的超越精神。唯其如此，它才能夠超越時空。

　　而且，傳統(tǒng)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
傳統(tǒng)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生成”中的。傳統(tǒng)猶如長江大河，滾滾向前：沿途吸納百川，由此發(fā)展壯大；
縱然發(fā)生河道改易，水質變換，它仍然是長江大河；
雖然最終匯入大海，融入大洋，長江大河依然自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便是這樣的長江大河。中華民族的自由傳統(tǒng)，便是這樣的長江大河。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中，竟然有自由的傳統(tǒng)嗎？咳，這是什么話！難道中華民族不是一個熱愛自由的民族？難道中國人民生來患有“恐自由癥”的先天缺陷？豈有此理！可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往往就是這樣來看待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的。在他們看來，傳統(tǒng)文化是自由的天敵，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更是自由的枷鎖、扼殺自由的罪魁禍首。所以他們激烈反傳統(tǒng)，要全盤西化。他們要“打倒孔家店”，要與我們的傳統(tǒng)“徹底決裂”。但是，他們搞錯了。中華民族是有自由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是有自由傳統(tǒng)的，道家思想、佛家思想也都是有自由傳統(tǒng)的。簡單說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儒、道、釋，儒家追求“入世的自由”，道家追求“忘世的自由”，釋家追求“出世的自由”。

　　 “入世的自由”，這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所謂“入世”，就是對現(xiàn)實生活持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投身其中，參與其中，負起責任來，擔起義務來。此即孔子所謂“務民之義”。所謂“入世的自由”，就是絕不逃避現(xiàn)實，而是從負責任中求自由，從擔義務中求自由。自由并不在生活之外，而就在生活之中。真正“如其所是”的生活，便是自由的生活。你是一個父親，你就得像一個父親；
你是一個兒子，你也得像一個兒子。你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男人，你就應該如其所是；
你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女人，你也應該如其所是。此所謂“是”，也就是你的“天命”“德性”“本心”“良知”。你如果不如其所是地生活，你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當然，僅僅如其所是地生活了，還不就是自由的，至少還未達到儒家追求的自由，還未達到應有的自由境界。儒家對從生活中求自由，還要求“自覺”。動物就是如其所是地生活的，但那不是自由。你必須“意識到”你在如其所是地生活，才是自由的境界。此所謂“意識到”，就是王陽明所謂“致良知”——良知是你的固有，卻還須“致”。致者，使之至也。你一旦意識到：“我是人，我過的正是人的生活�！暴ぉつ阕杂闪��！拔沂悄赣H，我對兒女之愛正是母愛。”──你自由了�！拔沂亲匀恢�子，我對自然的態(tài)度一如對父母之‘孝敬’�！暴ぉつ阕杂闪�。自由就是你對自己如其所是的生活的“覺悟”。

　　所謂“如其所是”，就是在現(xiàn)實中的合乎本性的生活。所以，你得既意識到自己的本性，又意識到實現(xiàn)這種本性的現(xiàn)實。二者缺一不可。例如“愛”（廣義），儒家所謂“仁”。仁是一種能力、潛能、“良能”，就是“能愛”。你要意識到，能愛，這并不是別人強加給你的要求，而是你自家的本性。否則“愛”就成了你的一大負擔，哪里還有自由之感？所以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不是人家要你“仁”，而是“我欲仁”。儒家認為：“仁者愛人�！庇终f：“仁民愛物�！睈垡磺腥耍�
而且愛一切物。這似乎是一種墨子式的“泛愛”、西方式的“博愛”。但這不對，因為你忘了現(xiàn)實問題。例如在宗法社會里，泛愛或博愛是不能自由的（你愛別人的妻子嗎？像愛自己的妻子一樣嗎？）；
所以，當時講“兼愛”即泛愛的墨家不能成功，幾成絕學，而儒家當時講“愛有差等”，就是說，愛的程度是有親疏差別的。這種差別即自由的現(xiàn)實性，亦即所謂“承認現(xiàn)實”。只有承認現(xiàn)實的“愛有差等”，才能“推己及人”，進而“推人及物”，成就一種現(xiàn)實可行的博愛。

　　孔子自述一生自我修養(yǎng)的經過，就是儒家追求自由的一個寫照：“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边@里共有三個階段、三種高低不同的境界：1．“三十而立”只是能夠安身立命、如其所是地生活；
2．“四十而不惑”則已經意識到其本性之“然”（知道是“我欲仁”）；
3．“五十而知天命”則更進一步意識到其本性之“所以然”（知道了仁愛是“天性”、“天良”，亦即所謂“天命之謂性”）。此一階段又可以再細分三種境界：（1）“知天命”還是“有意識”的，還不覺得真正自由；
（2）“耳順”就感覺要自由自在得多了，不再那么勉強；
（3）“從心所欲不逾矩”就真正徹底自由了，自在了：一方面“不逾矩”，不違禮犯規(guī)，不違法亂紀；
一方面卻感到“從心所欲”，率性而為，隨意而行，一如自然，不假安排。這就是儒家所理解的真正的、現(xiàn)實的自由境界。

　　道家則是追求一種“忘世的自由”，或者“避世的自由”。

　　“避世”就是回避現(xiàn)實；
“忘世”就是忘懷現(xiàn)實。因為在道家看來，現(xiàn)實生活是一種羈絆、桎梏，是不自由；
甚至于是一種迷誤、罪惡。所以他們要避開現(xiàn)實，要忘卻現(xiàn)實。因此，道家喜好隱遁：或隱身草莽，或遁跡山林。他們厭棄人世間，向往大自然。但“避”和“忘”還是有所不同。避未必能忘，忘也不一定要避。故古人說：“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市�！蔽艺f：小隱于野，中隱于市，大隱于朝，至隱于心。隱于心，便是“忘”；
倒不在乎官居何位，身在何方。

　　所以，莊子最講一個“忘”字，如“坐忘”、“相忘于江湖”等等。當然，能避則避，“眼不見，心不煩”；
但人有時身不由己，未必能避得開，這個時節(jié)，就要能忘�！暗靡馔�形”，那是道家的崇高境界。所謂“得意”，就是“得道”或者“知道”了，明白了，徹悟了；
所謂“忘形”，就是忘掉了“肉”、軀殼物欲，擺脫了“臭皮囊”的束縛。由此可見，道家，尤其莊子，追求的乃是心靈的精神自由。

　　所謂“得道”或者“知道”，那個“道”是什么？老子講過：“道法自然�！痹诘兰业脑~典里，“道”就是“自然”，也就是“自由”，亦即莊子所謂“在宥”（“在宥”理當讀為“自由”）。但道家說的“自然”，不完全等于我們今天所謂“自然界”。自然界當然是“自然”，但人也是、或者說應該是“自然”。道家的“自然”不是一個單詞如nature，而是一個詞組，意思就是：“自己如此”（being so in-oneself）。自然界是自己如此的，人也該是自己如此的。既沒有上帝的安排，也沒有人類社會當中的種種矯揉造作。自己如此，也就是“天性”或“本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道家的“道法自然”與儒家的“天命為性”其實是相通的�！叭诵浴敝疄樘煨�，也是一種“自然”（ Human nature is a kind of nature）。

　　至于佛家，追求“出世的自由”。

　　佛學中有許多精神資源，可以與希伯萊精神相通的。例如佛教關于“眾生平等”的觀念，“普度眾生”的觀念，就其超越精神層面來看，就是可與“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相通相契的。佛教小乘的“自度”，那是追求個體的自由；
大乘的“普度”，則是追求群體的自由。

　　在佛教徒看起來，人間是“無常”的“苦�！�；
不特如此，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包括他們想象出來的種種世界，都是在苦難中遭遭“輪回”，超脫不得，哪里存在些許自由？一切事物，所有存在，都不過是“因緣”湊合而成，哪有什么自我？既無自我，是誰有其自由？于是他們便要依據(jù)經、律、論三藏，通過戒、定、慧三學，斷除煩惱，渡過苦海，超脫生死輪回，達到“涅般”境界——一種高度智慧的、自由的精神境界。

　　唯識宗是最講通過智慧求得自由的宗派，他們的核心理論便是“唯識無境”，因而希望通過思想意識的“轉依”，由染而凈、由迷而悟，達到精神自由的境界。天臺宗對精神自由的追尋則更顯得圓滿，他們認為一切存在都是法相真如的表現(xiàn)，希望通過“一心三觀”的修行，達到“三諦圓融”的認識，從而獲得精神自由。華嚴宗也追求一種“圓融無礙”的精神自由境界，但方法上有所不同，就是通過“十玄門”或“十玄緣起”關系的理解，達成“六相圓融”的認識，由此獲得精神解脫�？偲饋砜�，佛家的自由理念也可以稱之為一種“智慧的自由”。

　　當然，我們在這里所談論的乃是中國的佛教，而非印度的佛教。中國的佛教最典型的是禪宗。他們主張心性本凈，佛性固有，直指本心，不假外求，所謂“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禪宗的思想，在我看來主要是有三大來源：佛教固有的傳統(tǒng)自不消說，就來自中國的精神資源看，一是孟子一系的天命心性論，一是莊子一系的天性自然論。其結果是，禪宗一如儒道，同樣訴諸本心、天性。禪宗作為佛教之中國化的最終成果，實在是儒與道交互影響的產物。所以，理解了中國的儒、道，也就不難理解中國的佛教了。

　　結果我們發(fā)現(xiàn)：儒道釋三家原來竟是差不多的，都是“天性自然主義”（Naturalism）。確實，儒、道、釋分別達到最高境界時，就相契相通了。儒、道、釋的自由追求之會通，便是中華民族的自由精神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既追求群體的自由，又追求個體的自由；
既追求現(xiàn)實的自由，又追求理想的自由；
既追求人身的自由，又追求精神的自由。

　　中華民族的自由精神，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歷史表現(xiàn)形式；
這些不同的形式，卻是同一個超越精神或“絕對精神”的貫徹。我們這里當然是用黑格爾的話語來表述的，我覺得這有助于我們把握歷史性與超越性之關系。文化傳統(tǒng)中超越的東西，有如那個作為“一”的絕對精神；
傳統(tǒng)中作為“多”的歷史的東西，便是這個絕對精神的自我展現(xiàn)。所謂歷史，就是這個絕對精神的不斷自我超越的過程。這種超越，便是自由。當然，我在這里所說的畢竟不是黑格爾的那個“絕對精神”，而是我中華民族的主體精神。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的超越精神，與其說是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毋寧說更接近于康德式的“自由意志”�？档碌淖杂梢庵静皇巧竦囊庵�，而是人自己的意志；
不過，這個意志的超越形式缺乏一種表現(xiàn)為必然性的自我展現(xiàn)的歷史內容。它僅僅是抽象的絕對形式，缺乏具體的歷史展現(xiàn)，而在這方面，黑格爾就要高明得多。

　　中華民族主體的自我超越精神，便是中國的“自由”理念，或曰“中國自由精神”。它在不同的時代，展現(xiàn)為不同的歷史形式；
而在不同的地區(qū)，展現(xiàn)為不同的地域形式；
又在不同的學派那里，展現(xiàn)為不同的思維形式。但它只是一個主體精神，此即所謂“道通為一”。莊子曾經感嘆道：“道術將為天下裂！”其實這用不著感嘆，“為天下裂”正是為“一”之“道”的自我展現(xiàn)為“多”。但同時也不應忘記，這種多本是一。所謂“月映萬川”，理應如此理解。如果說在中華文化傳統(tǒng)中確有一個所謂“道統(tǒng)”存在，那么這個道統(tǒng)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自由精神”。

　　正因為文化傳統(tǒng)的超越精神需要歷史的展現(xiàn)，才存在一個“順天應人”、隨時變革、與時俱進的問題。所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需要進行“現(xiàn)代轉換”。所謂“文化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換”，就是那個一以貫之的民族主體的超越精神，面對新的時代條件，應有一個新的歷史展現(xiàn)。用人們常有的說法，叫做“繼承發(fā)展”或“推陳出新”：繼承民族傳統(tǒng)的超越層面之“陳”，以發(fā)展出民族文化的當代現(xiàn)實內容之“新”。對于中國傳統(tǒng)的自由精神，亦應作如是觀。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頁。

　　原載：《理論學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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