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大學教師，我一直以為身份上有兩層內含：一是在知識上的傳導；
二是，人格上的引導。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提出“兼蓄并包”北大精神的蔡元培、“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等等的學者的治學、做人的高風亮節(jié)與寬廣的胸懷一直激勵著“以學術為志業(yè)”的年輕一代學人。我們的學生，也同樣經歷著相似的成長。

　　在求知與做人為兩點上，“盧雪松事件”中的有良知的媒體、讀者、學者、包括她本人的反應，無不暗示了一種新的思考環(huán)境存在的可能，過去那種“文革式”遺風變成了今天理性的討論，也許仍然會有人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派”，又可以“做秀”了。正如，很久以前，很多人認為艾曉明女士為“黃靜案”的奔走呼號時人們誤以為借機“炒作”一樣，事實上，我們通過“黃靜案”更懂得了“維權”以及對于法律自身的吁求，這樣的意義遠遠高于，我們對于事件本身的結果的審判。盧雪松本人在自己事先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被停課，將自己的想法訴諸網絡空間，本身就是維權與虛心討論“真問題”的真實心態(tài)的展現。對于“盧雪松事件”的反應，許多學者，特別是像盧雪松、艾曉明等等千千萬萬個大學老師而言，無論經歷過“學生告密老師”的老師而言，時代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新的“思考環(huán)境”下，我們如何保持一種理性而節(jié)制的姿態(tài)與我們可愛的學生交流，向他們講解真正的知識。一直深受意識形態(tài)重創(chuàng)的中國思想界，包括普通民眾之中，講真話的傳統似乎在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被沖洗或者徹底閹割了。

　　對于當下中國的教育現狀的批判也為數不少。小學、中學可能一直注重是傳授知識的教育，孩子的成長也是在家長的攙扶之下成長的，學校、家長將一切他們認為是“真”的人生坐標與價值定位全寓于當下這種功利與實用的人生觀了。思想中的真正“缺鈣”現象也許到了大學這樣的人生平臺上終于一展無遺。盧雪松老師，在自己將自己認識到的知識、人生的道理，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學經典，以一種賢者的心態(tài)，教給了學生，向學生作為某種意義上的人生啟蒙。特別借助于一些像欣賞《尋找林昭的靈魂》這樣的優(yōu)秀教學素材，我以為是值得我們同是青年學人學習的。我也用過同樣類似的素材，成為我課堂知識傳授中夾帶的對于我的對于社會與現實的關注姿態(tài)。可是，學生的辨別能力足以讓他們去認識一些“真”的問題。到時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就是我們真正在批判與否定中提升自己的認識社會現實人生的能力時，在現實的境域中，不久又被刪改，甚至繼續(xù)用既有的人生與社會經驗去經營我們的人生，學生是，我們也是。對學生的啟蒙，也是對于我們自身的不斷啟蒙，特別是在認識一種“真”的問題、價值的形式，我們對于它們的實踐比起批判可謂艱難得多。

　　盧雪松老師，進行類似的啟蒙，出了問題，也許出于表述的過程，也許因為有心人誣告。最終，學生不滿意，也反映到學校當局，這使我作為同樣大學教師身份的知識分子感到行使思想的可怕以及我們今后“啟蒙”道路的艱難。但這并不能說明，學生的不可信任，我覺得我近幾年的教學經歷，這樣的老師，而是受歡迎，他們也會在這樣思想疲軟與缺席的時代里，任何有人對于靈魂的拷問，對于心靈的守護，都無不感染著他們。

　　也許，我們今天的學生會以為自己掌握了最美麗最實用的人生形式，可是當有一天當他們將自己的心交給真正寧靜與真實的靈魂時，他們也不無我們相似的人生迷茫與困惑。所以，我們的路，也是同一條路，也就是我們今后的路怎樣走？

　　大學教師，說真話吧，繼續(xù)將我們心里的真話告訴我們的青年學子，讓我們以這樣的人生實踐與懷存理想的沖動去感動自己，也讓我們的學生去試圖理解現實人生外的另一種人生形式，一種與靈魂與心靈說話的可能。我們這個社會不能沒有這樣的人，盧雪松老師是，艾曉明老師是，千千萬萬的大學教師從這樣的事件中獲得了這樣的人生啟示，也即我們必須將真的話教給學生，讓他們批判的接受。也許當時很難，但多年之后，這樣的話也許就是打動他們心靈的一把鑰匙，一只人生向上的精神飛翔的翅膀。

　　作為一個大學教師，我們需要警惕的，也要意識到我們一樣會犯錯，會將一種誤以為有效的人生形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之后的一種意識鉗制了“我們”思想的可能性。另外，我們作為大學教師，特別是人文社科的知識分子，千萬不能誤以為所有的人都可以培養(yǎng)成思想家，或者批判型的“理念人”，我們盡可以傳授我們的人文知識，也可以在自身的人格造型上給學生以人格的影響，在熏陶中讓他們成長。而成長之路，艱難無比。

　　2005-8-3

　　相思湖畔

　　作者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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