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幾乎所有關于“盧雪松事件”的文章，發(fā)現至今沒有人從后極權主義理論角度進行分析，感到遺憾，因為我以為“盧雪松事件”的認知意義恰恰在于：它體現出我們這個社會典型征候：后極權。

　　關于告發(fā)

　　依據盧老師的解釋，盧老師是被學生“告發(fā)”的（盡管有人質疑，我以為“告發(fā)”這個詞依然是準確的，因為在漢語的語境中，“告發(fā)”的通常含義是不公開地向上級領導反映告發(fā)者認為“有問題”的人或事。一種行為是否屬于告發(fā)，不取決于告發(fā)的內容是公開的還是隱秘的，而取決于這種行為本身是否是公開的）。學生告發(fā)的可能性有兩種：

　　第一種可能：這個學生是虛偽的，是政治投機分子，他/她并不真的認為盧老師的做法有什么錯，但是卻知道在這個社會，告發(fā)是有利可圖的。這是一種把意識形態(tài)問題、信仰問題、言論問題實利化的做法，它真是后極權社會的典型特征。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在文革這樣的極權社會，雖然也存在告發(fā)行為，但是更多的是公開的揭發(fā)，而且揭發(fā)者自己內心相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而后極權社會中的告發(fā)者即使自己內心也不認同自己的做法，卻依然會出于實利的考慮而照告不誤。這個學生沒有公開站出來與老師辯論，而是采取私下告發(fā)的方式，表明他/她對于自己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本來就沒有信心和把握，甚至有可能在內心認同盧老師的做法，也認同《尋找林昭的靈魂》這個片子的思想傾向，但出于實用的考慮他仍然可能進行告發(fā)。如果一個人出于實用的目的而去“捍衛(wèi)”自己已經不相信了的東西，那么，這就是典型后極權狀況下的犬儒心態(tài)。它表明：沒有公開性、合法性的東西依然有巨大的殺傷力。這與哈維爾分析的水果蔬菜店老板必須掛出他自己也不相信的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是一個道理。

　　第二種可能：這個學生是真誠的，他/她真的認為盧老師的做法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違背他所受的小學和中學教育（雖然這種可能性我個人認為不大）。這表明我們的社會患上了失憶癥，我們的歷史記憶正在被系統(tǒng)地清除，特別是青少年一代幾乎不知道林昭是誰，甚至不知道文革、反右等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真相。這同樣也是后極權社會的特色：后極權社會盡管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極權社會的做法，但是本質上依然是極權社會（“后”不表示“之后”而表示“后期”），因此其權力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賴于極權主義時代的那套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極權主義政權得以建立的現代史與當代史。這樣，像文革和反右這樣重大的、危及權力合法性的事件，是不能讓人們、特別是后代知道真相的。于是，篡改歷史和抹殺記憶成為后極權政權維護自己的權力合法性的系統(tǒng)化工程也就不奇怪了。

　　關于學校的處理方式

　　依據盧老師本人的描述，她是在去上課的時候“稀里糊涂地”被戲劇學院的書記給攔住了。一再追問之下，校方告訴她原因是在課堂上使用的《尋找林昭的靈魂》，“不符合中央對歷次政治運動的書面決議，不符合教育部對高校教師授課的要求，我們不認可�！比欢鴧s沒有具體說不符合中央的哪一條“書面決議”和教育部的哪一條“要求”（依據徐友漁先生依據相關條理的對照，令人信服地證明實際上盧老師的行為沒有違反任何的法律條例）。更奇怪的是：當盧老師要求出具書面形式的停課決定時，被斷然拒絕。這更是典型的后極權社會的特點：思想、輿論、新聞的控制不但沒有法律的依據，而且沒有行政部門的文字決定（后來有所謂網上“文字”，我們一會還要談及）。與民主法制社會不同，極權社會和后極權社會是一個自己的行為與自己的法律相矛盾的社會。這樣，它的許多做法即使訴諸自己的法律也是違法的。這直接決定了后極權社會中權力行使的不公開性，這種不公開性是直接起源于它的行為的不合法，甚至不合自己的法。所以，我們看到：學校不但不能公開地、光明正大地懲罰盧老師，也不能公開地、理直氣壯地獎勵那個告發(fā)的學生。因為這一切都是見不得人的。與極權社會相比，后極權社會的這個特點更加突出，因為有些極權社會常常直接地、赤裸裸地把違背基本人權的極權意識形態(tài)寫進憲法，另外一些極權社會雖然在憲法中保留了若干維護人權的條例，但是卻不強調什么“依法治國”之類自相矛盾的說法。比如“文革”時期的確比現在更加黑暗，但是那個時代對于那些“反革命分子”的常常處罰是公開的，判決反革命犯的時候，常常要召開萬人甚至幾萬人的宣判大會。這表明它對自己的行為是理直氣壯的。

　　由于缺乏法制，所以后極權社會中的人無法明確地預知自己的行為是否合適，到什么程度是合適的，他們對自己行為的結果也不可能有明確的預知。就像盧老師說的：“下一步我將面臨什么我并不知道�？傊�，可能會有險惡相伴�！�

　　無法預知自己行為的結果所產生的附帶的也是必然的結果是：人人自畏、恐懼盛行。正如7月31日的一個帖子說的：“在強權政治的邏輯面前，我們每個人包括盧老師及吉林藝術學院的全體師生們，都難免有恐懼之心，我們恐懼沒有工作，我們恐懼坐牢，但我們的恐懼無疑證明我們沒有喪失對于人類正義的理性判斷，在恐懼中努力，這是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惟一希望�！痹谝粋�法制的社會，人們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違法的），因此他們不可能生活在無邊的恐懼之中。而在一個后極權社會，禁區(qū)是無形的（沒有條文），所以恐懼是無邊的，像彌漫的空氣，需要你自己的心領神會。正如《盧雪松事件的神秘程序》一文寫的：“一種神秘的程序，就這樣運轉著，而且是在最應該講究程序文明的高等學府。它無所不在地窺伺著你，它無所不能地操縱著你，你卻看不見它也摸不著它，有如幽靈，似乎存在，卻誰也說不清楚它的具體影像。它不需要面對，不需要解釋，不需要負責。它馳騁自如，對誰都有辦法，卻誰都拿它沒有辦法。這樣一種神秘的程序，是令人沮喪的程序；
這樣一種神秘的程序，是令人惶恐的程序。盧雪松事件之所以牽動那么多人的心，以致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于此不難理解——畢竟，這不只關系到盧雪松個人的命運。”

　　還有一點值得指出：后極權社會的禁區(qū)由于常常沒有明確公開的條文（即使有條文也缺乏穩(wěn)定持久的細則），所以在掌握的時候常常出現因人而異、因勢而異、因執(zhí)行部門而異的情況。各個單位、各個領導常常對于同樣的事件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這是因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某些禁忌的確切含義，怎么執(zhí)行是“正確”的、“恰到好處”的。這就出現了對相同或類似事件的不同處理方式。比如，同樣的文章，這個雜志社不敢發(fā)而那個雜志敢發(fā)，這個雜志發(fā)了沒有事而那個雜志發(fā)了就倒霉。就這次事件而言，艾曉明教授就說在自己工作的中山大學的不同場合播放過多次《尋找林昭的靈魂》而沒有什么麻煩。這是后極權社會中人們不能明確預期自己的行為結果的又一個例證。

　　關于校方的“公開說明”

　　7月31日，當盧雪松在互聯(lián)網上發(fā)表了《我夢想早日回到我熱愛的講臺——給吉林藝術學院黨委書記的公開信》并引起了社會輿論廣泛關注（事實上是對校方的一片指責）、學者與網友紛紛發(fā)表言論的情況下，“吉林藝術學院發(fā)言人”（一個神秘兮兮的身份）終于發(fā)言了，目的是所謂“使社會了解事實真相，以正視聽”。依據這個《關于吉林藝術學院盧雪松停課情況的公開說明》，讓盧雪松停課的原因是因為盧在“課后向學生傳播法輪功組織有關誣蔑、歪曲、詆毀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材料，并向數名學生介紹有關退黨的網站。經初步調查，情況基本屬實”。這個說明還指出：盧雪松曾經于1997年起就習練法輪功，并特別強調：盧在課堂上發(fā)表個人觀點“并不是（停課的）直接原因�！钡侥壳盀橹�，我還無法判斷學校方面的這個解釋是否合乎事實。但即使在這個解釋中，校方也沒有完全否定盧老師“發(fā)表個人觀點”是停課的原因之一（雖然不是“直接原因”）�？梢�，因言獲禍的基本判斷依然是成立的，換言之，即使盧老師是法輪功分子且主要是因此被停課，播放和討論《尋找林昭的靈魂》依然是原因之一。那么，為什么校方在“公開說明”中刻意回避談及后者？在這里，我們發(fā)現了后極權社會的又一個基本特征：把政治問題、意識形態(tài)問題刑事化。因為在官方的法律中，法輪功組織屬于以顛覆政府的“邪教”組織，法輪功分子屬于刑事犯罪分子。以邪教為罪名就等于把“思想犯罪”、“政治犯罪”轉化為了“刑事犯罪”。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與極權社會堂而皇之地宣判思想犯罪（反革命分子）不同，后極權社會以“思想言論自由”自我標榜，宣稱自己的國家不存在“思想犯罪”，但事實上又存在為數不少的對“思想犯”的拘禁和判刑。為了避免自相矛盾，于是就出現了大量從“思想犯罪”轉化而來的“刑事犯罪”。

　　盧老師的“反政治的政治”

　　哈維爾曾經出色地論證了：每個想要有尊嚴地活著的人都必然是反極權體制的，必然是極權與后極權社會中的“異己分子”。這是因為極權社會與后極權社會的根本特點就是不讓人們有尊嚴地、像人一樣地生活。正因為這樣，極權社會和后極權社會的政治不能用以西方民主社會為模型的“常規(guī)政治”理論和術語來理解。生活在極權社會和后極權社會的人不是通過組織反對黨、公開發(fā)表自己的政治宣言、治國綱領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的，而是通過維護自己的生活權利、做人尊嚴（比如說真話而不說假話）來表達自己的做人權利的。因此這是一種“反政治的政治�！比绻�說盧雪松事件具有政治意義，也是在非常規(guī)政治的意義上說的。盧老師明確表示：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不想當政治家，沒有政治野心，促使她播放并討論《尋找林昭的靈魂》的是她作為一個人的良知，她要維護自己的做人的尊嚴，她要像一個人那樣生活。而這在一個后極權社會是不許可的，后極權社會是不允許人們有尊嚴地真實地生活的社會。在表示自己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命運以后，她動情地寫到：

　　“當我看著我熟睡中可愛的十五個月的寶寶，我竟想到了最壞的可能。我想要堅持的是什么呢？無非是生命的召喚：真實、純潔、自由、善良、愛，那些我相信幾乎是每一個生命最初的樣態(tài)”，“人人都有童年自由快樂的時光，一個鮮活的自己竟不知不覺地在角色中死掉，這真的讓生命無法甘心。因此我想：萬一我說的話對他生命中的某一個部分有用處呢？萬一在他生命中意識不到的角落，有一個原初的他自己正在悄悄哭泣呢？”這不是政治家的語言，這是一個熱愛生活的女性、一個媽媽的語言。她訴求的是人的本真的生活，是真實、純潔、自由、善良、愛等做人的起碼品質。

　　讀著這些文字，我流淚了。一種從來沒有的感動在我的心頭涌動。就像盧老師說的：我們的生命無法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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