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為2006年6月26日吳敬璉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長安講壇上的發(fā)言。吳敬璉先生的這個講話經過媒體報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了完整地呈現吳敬璉先生的觀點，中國經濟時報根據當時的講話錄音進行了整理，現予以全文刊登。

　　我認為，喚起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重視，促使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擴大到現在這種程度，表明我們這個社會確實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諱疾忌醫(yī)，應當把它提出來。但僅提出問題并不等于解決了問題，還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在后一方面，我同意易綱的意見，用民粹主義方式去炒作和應對，只能把問題弄得越來越亂，而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1995年，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的李強教授發(fā)表了他們的抽樣調查，調查表明1994年全國居民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34的高水平。接著，社科院經濟所的趙人偉、李實教授也發(fā)表了類似的報告。他們的這些研究非常有意義，可惜當時只在學術界引起了一些反響，而沒有引起高層領導的注意(只是到2000年的時候，國家統(tǒng)計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國居民的基尼系數是0.39)。沒有引起政府領導的重視，自然也就沒有認真地研究問題到底是從何而來并提出對應措施。

　　最近兩年出現一種解釋，說我國貧富差別的急劇擴大，主要是因為太強調效率，即“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緣故；
因為市場化改革太強調效率，以致平等受損。我對這種解釋是很懷疑的。根據這種解釋開出的“處方”，則是調整對合法收入的分配政策，包括限制高額薪酬收入，如限制國有企業(yè)領導人的薪酬不得超過本單位員工平均薪酬的五倍，對個人所得征收高額累進稅，等等。

　　“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是1980年代針對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平均主義傾向提出的。不過，當時就有人指出，這個提法背后的理論框架，即認為平等和效率總是存在可以互相代換的負相關關系，是有問題的。平等和效率互相代換的理論，一般認為是來自美國經濟學家奧肯《平等與效率——一個巨大的權衡》這本書。所謂權衡(trade-off)，是指這兩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代換關系，即負相關關系。但是，從那本書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奧肯講的是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之下，結果不平等與效率和平等之間的關系。如果我們講的不是結果不平等與效率之間的關系，而是機會不平等對效率的關系，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結果不平等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可以刺激勞動的積極性，提高效率；
另一方面是對于有些先天性能力差的人是不公正的，需要有社會的救助。至于機會的不平等，我看對效率只有負面影響，沒有什么正面影響；
而機會不平等的消除卻是跟效率提高正相關、而絕不是負相關的。所以，提出目前收入差別過大主要是由于過分強調了效率，多少混淆了不同的問題。

　　考慮到這兩種不平等對效率具有完全不同影響，我們就必須對另一個問題作出估量，即目前我國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有多少是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有多少是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由結果不平等造成的？

　　在我看來，目前中國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為機會不平等。其中首要因素是腐敗。腐敗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占多大的分量？應該加以估量。

　　應當承認，估量腐敗的規(guī)模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腐敗活動是在暗中進行的。因此，有些很好的研究比如李實教授根據公開資料算出，目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城鄉(xiāng)差別造成的；
而城鄉(xiāng)差別又有多種復雜原因，包括易綱教授剛才說的物價標準不一樣等等。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用一些現代經濟學的手段來估量腐敗因素在基尼系數里面的份額有多大。我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這本教科書里面引用南開大學陳宗勝教授提供的一個數字。他說1997年，不計非法收入，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42；
計入非法收入后，它變成了0.49。雖然0.07個百分點看起來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很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草。

　　另外一個佐證，是1988年—1992年間幾位經濟學家關于我國租金總額對GDP的比率的計算。據國務院研究室胡和立的計算，1987年—1988年全國租金總額對GDP的比率是20%—40%。我們可以想一想，勞倫斯曲線里下面的那個陰影部分如果再加上20%—40%GDP的不均分配，對于基尼系數的影響會是多大！

　　從日常感受來說，現在社會中的腐敗活動隨處可見，嚴重程度也駭人聽聞。紀念復旦大學100周年校慶的時候，我碰到內地很窮的一個省份的大學校長。他告訴我，那里最近幾年最發(fā)財的一種買賣是基層政府官員出賣小煤礦的開采權，用“入干股”等辦法收取賄賂。很低級別的官員賣一個小煤窯就收入幾千萬元。這類腐敗收入加在一起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另外一個就是壟斷部門，壟斷部門的收入非常高，這是機會不平等，而不是機會平等條件下因為能力有不同造成的不平等。

　　如果以上判斷是對的，我們現在縮小貧富差距最重要的一條就應當是把腐敗制止住，把社會資源的使用權從那些壟斷部門解放出來。也就是說，要實現市場化。不實現市場化這些問題解決不了。尋租的前提是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社會資源的壟斷。沒有了這種行政干預和權力壟斷，就沒有了尋租的可能性。所以，尋租問題只有靠實現法治基礎上的市場化才能解決。

　　我同意樊綱教授剛才講的，在我國市場經濟框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條件下，結果不平等問題也應當認真對待。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把社會保障系統(tǒng)盡快建立起來，起碼世界銀行所說的社保第一支柱要很快建立起來。首先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目前全國有三個省實行了全民低保)，我認為這應該成為五年規(guī)劃中的一個約束性指標，這是目前國家財力完全能夠做得到的。另外一件事，是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這件事也是目前的國家財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胺遣荒芤�，是不為也”，我還是呼吁盡快把這兩件事情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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