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是“文革”中唯一沒被打亂的組織，由于它嚴格的紀律、嚴密的組織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澤東依靠軍隊才基本上控制住了“文革”初期近乎于失控的局面。而“文革”中軍隊介入、控制地方各單位的活動，主要是通過所謂的“三支兩軍”（即支持革命左派、工業(yè)、農業(yè)、對學校的軍訓、對各類單位的軍管）。軍隊的“三支兩軍”貫穿“文革”的前7年（1966年到1972年）。1968年起軍隊人員往往以“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軍宣隊”）的身份執(zhí)行“軍訓、軍管”任務，筆者當年就主持過北京一所高等院校的“軍宣隊”�，F(xiàn)在距“文革”的發(fā)動已有40年之久，但在諸多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文獻中，關于“文革”中的重要角色“軍宣隊”的介紹卻很少見到，而官方文獻對“三支兩軍”的介紹也語焉不詳。再過若干年，或許就沒有多少人能講得清“三支兩軍”的由來和真實功能了。事實上，不了解“軍宣隊”在“文革”中的作用，理解“文革”中“由亂到治”的演進過程就會有一定的困難；
而不了解“文革”的“亂與治”，也就無從評價“文革”的歷史地位。本文根據(jù)筆者掌握的資料和親身的經歷，大致介紹“軍宣隊”在“文革”中的作用，供研究者參考。

　　一、“三支兩軍”概述

　　1．毛澤東要求軍隊“支持革命左派”奪權──誰是“革命左派”？

　　1966年“文革”發(fā)動伊始，毛澤東按照自己的設想，以為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就把劉少奇“司令部”摧毀，然后依靠“造反派”控制局面。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特意舉辦了生日宴會，只讓“中央文革小組”的干將們參加，“吃飯時毛主席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這話是正確地概括他對當前形勢和今后作法的想法。”[1] 毛澤東當時打算把“奪權”作為“文革”的4個階段中的最后決戰(zhàn)階段，按照他的“戰(zhàn)略部署”，1967年1月全國刮起了“奪權風暴”。在“奪權風暴”的高潮期，毛澤東表示：“奪權問題……是決戰(zhàn)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2]”可現(xiàn)實的演變完全超越了毛的如意算盤，事實上當時全國上下的“奪權風暴”演變成各地“造反派”組織之間延綿不絕的“武斗”和“打砸搶”，原來的黨政系統(tǒng)近乎于癱瘓，而全國各地“造反派”組織爭奪當?shù)刈罡邫嗔Φ亩窢幱址脚d未艾，彼此之間呈你死我活的狀態(tài)，根本無法“聯(lián)合”起來分享權力。這時連毛澤東自己也掌控不了局面了。當時毛也承認：“本來在一月風暴以后，中央就在著重大聯(lián)合的問題，但未得奏效。[3]”

　　正是在這種被動局面下，毛澤東不得不動用軍隊這張最后的“王牌”，以支持“革命左派”為名，盡快控制局面。1967年1月毛澤東對軍隊指示說：“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開展，奪權斗爭還在激烈進行，我們軍隊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進行奪權斗爭。[4]”他在另一場合又表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5]”這是毛澤東對“支持左派”、支持“真正革命派”的最早表述，也就是“文革”中軍隊“支左”一詞的來源。

　　然而，全國各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組織中，究竟誰是“革命左派”，哪個群眾組織不是“革命左派”？毛和“中央文革小組”卻提不出一個名單，而是對參與“支左”的軍隊人員“打啞謎”。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的軍隊面對嚴重對立的幾派群眾組織，摸不清究竟誰是“革命左派”，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斷“支左”，結果與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要求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于是毛認為軍隊“右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說：“現(xiàn)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軍分區(qū)（即師級）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6]”。實際上，在很多省市，軍隊“支左”的結果反而加劇了“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武斗”，形勢變得越發(fā)混亂，實與毛的初衷相違。經過“中央文革”的強行介入，直到1968年大多數(shù)省市的形勢才初步穩(wěn)定下來。

　　由于“文革”中大批工人農民參與“造反”組織，動搖了工農業(yè)生產，于是毛澤東又發(fā)布指示：“軍隊不但要協(xié)同地方管農業(yè)，對工業(yè)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yè)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7]”作為樣板，毛澤東把中央警衛(wèi)團8341部隊的干部戰(zhàn)士派到了北京的6個工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針織總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等），介入“文革”時期工廠的領導和管理，后來又派8341部隊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就是“文革”時期著名的“六廠二�！钡挠蓙怼＼婈牸纫呀槿敫鞯氐摹爸ё蟆�，后來再加上“支工”、“支農”，于是就產生了所謂解放軍在“文革”時期的重要任務──“三支”。

　　2．“軍訓”──毛澤東試圖用軍隊控制大中學校的混亂局面

　　最初的“軍訓”是1966年夏毛澤東大規(guī)模接見“紅衛(wèi)兵”時臨時性整訓赴京學生的方法，后來起用到全國各地中學以上的學校。

　　1966年8月到11月，全國的學生像潮水般涌向北京，全市的機關、學校、空閑的民宅里，到處是臨時鋪位，人滿為患，且赴京的數(shù)百萬學生終日閑逛，無人管束。1966年10月，毛澤東發(fā)出“組織外地來京革命師生進行政治軍事訓練的指示”。他說：“由軍隊負責將外地來京革命師生，按解放軍的編制，編組成排、連、營、團、師。編好的，進行訓練，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同志和周恩來總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學習編隊隊形，學習隊列基本動作，學習步伐。每個人都要學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師生有秩序地接受檢閱。[8]”筆者當時所在的空軍部隊就奉派進入北京市朝陽區(qū)的一所小學。小學的老師們負責外地赴京學生的生活安排（住宿、吃飯等），我們則負責每天組織外地學生訓練兩三個小時，教他們一些最基本的站隊、走路動作，主要是提高學生的組織紀律性。

　　這次“軍訓”本來是針對赴京學生的臨時性措施，可能后來毛澤東覺得這個辦法可用來控制學生，尤其是有助于恢復全國各中學以上學校的秩序。當時，全國的中學基本上處于混亂狀態(tài)，校方已失去管理能力，學校停課，學生終日無所事事。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聯(lián)”以后，上千萬在校中學生不能再去外地“串聯(lián)”游玩，留在校園內又無課可上。為了應付這一混亂局面，1966年12月毛澤東發(fā)表了“關于派軍隊干部訓練學校師生”的談話：“派軍隊干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這樣做，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組織紀律性。駐京部隊派干部訓練革命師生的經驗很好，很有成效，應當在全國推廣。[9]”于是，從1967年起，軍隊就逐步派出干部戰(zhàn)士進駐各地的中學，組織軍訓，把中學生管了起來。

　　毛澤東看到了“軍訓”的好處，1967年2月19日又把“軍訓”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黨、政、軍、民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20天[10]”。一個月后的3月7日，毛又要求軍訓人員“參與關于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斗、批、改的工作。[11]”

　　據(jù)統(tǒng)計，“從1967年1月20日至2月10日20天時間內，僅駐京部隊即派出4,000余名干部，對北大、清華等5所著名高等院校計2.26萬余名師生，進行了短期培訓。之后，全軍派出執(zhí)行‘軍訓’任務的人員逐步增多，參訓院校及人數(shù)也大幅度增加。僅1967年4月，全軍每天平均派出執(zhí)行‘軍訓’任務的人員即達5.3萬余人，接受軍訓的學校則達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全國接受‘軍訓’的學校猛增至1.17萬余所。[12]”

　　3．“軍管”──“軍管民”、“民管軍”、“軍管軍”

　　“軍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對廣播電臺、糧食和物資倉庫、監(jiān)獄等“要害”部門實行軍管，隨即擴大至民航系統(tǒng)。隨著局勢一天天的混亂起來，需要“管”的單位越來越多。各單位的“當權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誰能負起管理之責？只剩下部隊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jù)毛的指示作出了“關于集中力量執(zhí)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13]（這一文件首次將“三支兩軍”作為一個整體性任務向全國全軍提出）。僅在1967年前5個月中，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軍區(qū)就對全國7,752個單位實行了“軍管”，并對2,145個單位實行了警衛(wèi)保護，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個銀行（占全國銀行的42％）、547個廣播電臺（占全國廣播電臺的24％）、111家報社（占全國報社的53％）、10個鐵路局（全國共18個鐵路局）。[14] 由此可見，“軍管”的強度之大。

　　當時，不但軍隊對地方單位實行軍管，軍隊對某些軍隊單位也開始“軍管”。例如，毛澤東派人“軍管”了總政治部。后來有研究者指出：“命令軍隊下級單位的有關人員，對軍隊的三大總部之一、軍隊的最高政治首腦機關實行軍事管制，這確實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這樣的命令，除了自命為這支軍隊‘締造者’的毛澤東本人，還有誰敢下達？”[15] 李德生也承認，這是“一場荒誕的鬧劇”[16]。

　　更滑稽的是，1968年9月2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fā)出了“關于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lián)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讓工人“軍管”軍事院校，這樣的荒唐命令可能在全世界都聞所未聞。這個文件的第五條規(guī)定：“北京地區(qū)的高等軍事院校，政治學院，空軍學院，后勤學院，第三工程兵學校，空軍第二高級專科學校等六座院校，擔負著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訓練任務。對這六所院校待訓練任務告一段時，再進駐工人、解放軍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7]”據(jù)我所知，此時，空軍學院已經擔負著“軍管”北京地質學院的任務，可它自己竟然也即將被工人“軍管”。

　　顯然，當時毛澤東全面動用軍隊，把軍隊當作控制“文革”混亂局面的最后手段，實乃應付燃眉的倉促之舉。軍隊全面介入地方事務之后，有些地方的局勢是平穩(wěn)了，但有的地方由于軍隊的介入反而更加亂了。更令毛戒懼的是，軍隊的“支左”和“軍管”造成各級地方政府“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當中軍人占了多數(shù)，形成了軍隊全面掌權、全面膨脹的局面，但此時毛已經別無選擇了。1972年8月，“支左”人員開始陸續(xù)撤回，“三支兩軍”遂告結束。

　　二、從“三支兩軍”到“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1．北京高校武斗高潮中出動“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到了1968年夏天，“文革”又面臨更嚴重的局面，各地“造反派”的武斗逐步升級，以致于發(fā)展到搶銀行、搶倉庫、搶車船、炸鐵路、沖擊軍事機關、搶軍隊的武器。面對失控的形勢，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fā)布了關于制止廣西大規(guī)模武斗的“布告”（簡稱“七三布告”）；
21天后，中央又針對陜西局勢發(fā)出“七二四布告”。這兩個“布告”內容相似，大意是：最近出現(xiàn)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銀行、倉庫，沖擊部隊，中斷郵電，私設電臺，搶奪解放軍的武器，殺傷解放軍指戰(zhàn)員。出現(xiàn)上述情況的絕不僅僅是這兩個省區(qū)。“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離據(jù)點；
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jù)點，無條件地迅速恢復鐵路交通運輸；
無條件地交回援越物資；
無條件地交回解放軍的武器裝備；
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鄉(xiāng)青年應立即返回；
對確有證據(jù)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沖擊監(jiān)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臺等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必須懲辦。

　　這兩個“布告”發(fā)出后，在北京的部隊奉命行動。筆者所在的部隊即到朝陽區(qū)王四營公社宣傳“布告”的精神。然而，就在“布告”發(fā)布前后，武斗之風在北京也刮起來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校園內的武斗逐步升級。7月28日，毛澤東在凌晨3時半到8時半緊急接見了首都紅衛(wèi)兵“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和王大賓，就制止大學武斗、派出“工宣隊”問題發(fā)表了強硬講話。毛澤東說，現(xiàn)在輪到你們犯錯誤了。同時毛命令8341部隊帶領他們正在“支左”的北京6個工廠的工人組成“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突然開進北大、清華兩所大學。從此“三支兩軍”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出現(xiàn)了新的組織形式──“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宣傳隊”）。這其實是“文革”初期被毛澤東痛批的“工作組”的變種，可稱為“毛氏工作組”。

　　“宣傳隊”進駐北大、清華后，中央要求軍隊立即進駐北京其他所有大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時北京共有高校59所，駐北京的各軍兵種分片包干。據(jù)我所知，空軍、海軍各負責10所院校，空軍負責北京市東面的9個院校（即機械學院、廣播學院、建筑工業(yè)學院、化纖學院、化工學院、第二外語學院、經濟學院、北京工業(yè)大學等）和地質學院。我所在的空軍第一高級�？茖W校（簡稱“一高專”）被指派負責北京建筑工業(yè)學院。

　　當時中央規(guī)定，在“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里“工宣隊”的任務是“配合”解放軍工作。北京市革委會規(guī)定，“宣傳隊”的最高領導為“指揮”和“政委”，“指揮”由“工宣隊”出，“政委”由“軍宣隊”出，“宣傳隊”由政委負總責。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曾對所有大學的“軍宣隊”負責人講話說：學校出了問題我們不找“工宣隊”，而要拿你們試問。“宣傳隊”直接受北京市革委會領導，市革委會有個大學組，但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經常直接召集“宣傳隊”負責人開會，就運動的進度、作法下達指示，謝富治講得最多�？哲娤到y(tǒng)也設有專門機構管理空軍的這10支軍宣隊，但不指導各學校的“文革”運動；
派出“軍宣隊”的部隊也不過問“軍宣隊”的工作。

　　2．從北京建筑工業(yè)學院“軍宣隊”的簡況看“軍宣隊”的一般特點

　　北京建筑工業(yè)學院直屬國務院建材部，是當時全國唯一專門培養(yǎng)建筑工業(yè)材料方面高級人才的學校。學校規(guī)模不大，有1千多學生。學院里老干部比較多，院長是位7級干部，在大學里非常少見。

　　我當時擔任“一高�！备镂瘯�副主任�！耙桓邔！笔擒娂墕挝唬�我這個革委會副主任原來是個普通教員，從未擔負過領導工作。空軍領導讓我參加“支左”時說：空軍負責10所大學，我們派往9所大學的“一把手”用老同志（多是師、團級干部），另外用1個“小將”（“文革”中對群眾組織的頭頭一般稱為“小將”，所以稱我為“小將”，其實當時我已29歲）。我曾堅辭不受，但還是沒能推掉，只好硬著頭皮上。

　　受領任務后，“一高專”派出1百多人執(zhí)行這個任務（全是部隊的機關干部），于8月中旬開進建工學院。其時，“一高�！钡娜罕娊M織剛剛取消，大家集合到“革委會”這面大旗底下，但過去不同派別的隔閡依然存在。我們這支“軍宣隊”中的大多數(shù)人原來屬于我的對立派，對我來說，團結和帶領好這支“軍宣隊”，本身就是個嚴峻的考驗。

　　“宣傳隊”的另一半是北京鐵路局根據(jù)北京市革委會的決定派出，由鐵路局機關干部組成，號稱“工宣隊”，他們緊隨“軍宣隊”之后進駐該學院�？墒钱敃r中央規(guī)定，“工宣隊”必須“以優(yōu)秀的產業(yè)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zhàn)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18] 北京市革委會發(fā)現(xiàn)北京鐵路局派出的“工宣隊”不是產業(yè)工人，于是北京鐵路局又重新派出1百多名真正的鐵路產業(yè)工人替換了原來派去的機關干部。建工學院的“工宣隊”在半年后由于鐵路施工任務撤出了該學院。

　　我作為“軍宣隊”隊長，自然而然地就以“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政委的身份成為“宣傳隊”的“一把手”，順理成章地也就成了建工學院的“一把手”。擔任“宣傳隊”“指揮”的是一個工人班長，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所以我必須承擔主要的工作。當時北京對“三支兩軍”干部有這樣一個順口溜：“在家坐沙發(fā)，出門坐‘華沙’[19]。一串鑰匙嘩啦啦，里里外外我當家�！蔽揖瓦@樣當了建工學院的家。那時我唯一的優(yōu)勢是屬于群眾組織頭頭出身，年齡與學生相差不大，能和學生打成一片，比較容易與學生領袖溝通。當時對“宣傳隊”也有一條特別的紀律，就是不許與學校師生談戀愛。

　　三、從“大聯(lián)合”到清查“五一六”──我在建工學院的經歷

　　我在建工學院期間經歷了兩派“大聯(lián)合”、成立學院革委會、“清理階級隊伍”、“戰(zhàn)備搬遷”、清查“五一六”等階段。從一所院校里這些事情的處理可以觀察當時“軍宣隊”的作用。

　　1．大學里的“文革”高潮是如何收場的？

　　我們進入學院時，學院里空空蕩蕩，很多人都不在學校，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發(fā)動每一個人，利用各種途徑盡快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召回學校。師生員工回校后，先把各種派別的群眾組織“聯(lián)合”起來，“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成立了“革委會”。“革委會”由“革命干部”和“學生領袖”組成，按規(guī)定“宣傳隊”不參加革委會，但學院“革委會”受“宣傳隊”領導，學校的實權還是掌握在“宣傳隊”手中。當時還有一項政治任務，即“清理階級隊伍”，我們沒有打擊“新”的“敵人”，只是清理了群眾組織辦理的各種專案，使那些“專政對象”得以解脫。

　　這些“文革”中奉命辦理的任務完成后，我們又面臨一個大難題：學生們不上課，教職員工們不教課、不研究，每天讓他們干什么？總不能天天學文件、“搞運動”，如果這樣必然會越來越散。最后我們想出一招，派人四出聯(lián)系，看有什么大型工程、大型企業(yè)需要勞動力，這樣可以讓師生們通過勞動開開眼界。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北京地鐵正在興建，房山的東方紅煉油廠建設工程也正在施工，于是我們把師生們拉到這兩個地方以及首鋼參加勞動。

　　2．大學的“戰(zhàn)備搬遷”──“盲人騎瞎馬”

　　1969年秋天，中央突然大造“要準備打仗”的輿論，一時間緊張得不得了，人們的感覺是似乎戰(zhàn)爭明天就要爆發(fā)。北京市革委會召開了緊急會議，命令北京的大專院校除幾個最著名的學校外，其他學校在半個月到20天內必須搬出北京。

然而，連去哪兒都不知道，怎么個搬法？

　　一所大學不光有學生和教職員工，還有教工家屬，所有家庭舉家搬遷，談何容易？老人孩子怎么辦？還回來不回來？什么時候回來？更何況，搬遷地還要準備住房、教室、實驗室、工廠、圖書館，設備圖書的安放、教學活動的組織，以及交通、生活設施等等，每所大學都面臨一系列難題。而學院的教工們認為，你們“宣傳隊”將來可以回部隊，學生們早晚一天要畢業(yè)，所以搬到偏遠地區(qū)后你們都要離開，只有他們將不得不在那里長久呆下去，自然他們會顧慮重重。因此，教工們提出了許多非常實際而我們又無法解答的問題，比如往哪里搬，怎么搬，搬去怎么生活，孩子上學如何解決，不在這個學校的教工配偶的工作怎么辦？為什么只有學校搬遷，而北京市其他單位卻不搬？這些問題我根本無法回答，也沒有人給我解釋。上級只是給了我們一道死命令：搬！快搬！

　　建工學院的主管部門是建材部，根據(jù)部長賴際發(fā)、政治部主任鐘炳昌、軍管會主任李大同的指示，學院“宣傳隊”和“革委會”的負責人立即到河南、湖北、湖南選址。賴際發(fā)部長曾提示，湖南常德附近有一個即將報廢的金剛石礦（601礦），那里有一些空房子。這個礦離常德約30到40公里，附近沒有大的居民點。我們到現(xiàn)場實地考察后發(fā)現(xiàn)，如果把該礦的房子全部利用起來，勉強可住下學校的師生員工，但根本無法考慮教學活動。經請示建材部，最后就確定搬遷到這里，因為時間緊迫，再無選擇的余地。當時，建工學院的搬遷全然不考慮將來的辦學條件和教工的生活環(huán)境，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找一處地方讓全校人員勉強住下。

　　搬遷地一經選定，學院里就立即召開各種會議“動員”，那時師生員工們早就是馴服工具了，對“宣傳隊”的要求只能服從。于是，全院師生連同家屬很快就啟程了，把教學工廠、圖書館交給了留守人員。當時我是非�！案锩�”的。我安排全校遷移人員分成兩路，教工和家屬乘火車到岳陽，然后轉到常德；
另一路由我?guī)ьI，先到韶山“朝圣”，然后徒步行軍走到目的地，風風雨雨，一共走了3天半。到了金剛石礦，人是住下了，但是沒有床，也沒有桌椅板凳，一律打地鋪。因為房子非常少，老師們根本不可能一家一間，許多教工只好兩家擠一間房，中間拉一個布簾。即使在如此艱苦的環(huán)境里，上級還下達了挖防空洞的任務。我們雖然已身處偏僻山溝，也照樣得象城市里那樣挖防空洞。

　　據(jù)我所知，當時北京許多院校都與我們有類似的處境。象北京機械學院遷往陜西，北京礦業(yè)學院遷到四川合川縣三匯壩，北京電力學院搬遷河北省邯鄲地區(qū)岳城水庫工地及邯鄲、馬頭、峰峰三個發(fā)電廠，情況都與我們學院相似。中國科技大學接到遷出北京的命令后，曾派人分頭去四川、河南、山東等省聯(lián)系外遷，卻沒有一個地方歡迎科大，最后是安徽省合肥市同意接收，安置在原安徽師范學院內。這樣的環(huán)境和條件算是好的了，既進了大城市，又有現(xiàn)成的校舍可用。

　　當時，不僅北京的大學奉命搬遷外地，其他省市的大學也接到搬遷通知。例如，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南遷重慶；
廣東省原有20所高等院校，“文革”時期只準留10所，于是暨南大學被撤銷，廣東工學院遷到粵北改名為廣東礦冶學院，華南工學院一度分為廣東工學院和廣東化工學院。[20]

　　有人說，學校搬遷是由于林彪關于戰(zhàn)備的“一號號令”造成的。其實，1969年林彪關于戰(zhàn)備的指示只是要求軍隊準備應付可能發(fā)生的突然襲擊，絲毫不涉及地方事務。大專院校倉促遷離大城市，涉及面很大，影響深遠，應當是中國教育史上“文革”時期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我認為，這個決定是完全錯誤的，當時慌亂地搬家，盲目地找地方，怎么會有好結果？這種搬遷決策把國家教育事業(yè)的前途等扔到九霄云外，毫無疑問，窮鄉(xiāng)僻壤絕不是辦大學的適當?shù)胤�。果然，不久之后，搬出北京的大學又都一所一所地重新搬回大城市，有的回到北京，有的換到別的城市。我工作過的建工學院在常德滯留兩年后，也于1971年10月搬到武昌，1985年更名為武漢工業(yè)大學。

　　3．清查“五·一六”──清算“造反派”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該通知聲稱：“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面派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爆F(xiàn)在已經看得很清楚，這個文件的指責純屬荒唐，是無中生有。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根本不是“反革命兩面派”，而是“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將領；
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與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無關。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頭子竟然全是子虛烏有，顯然這次清查“五·一六”的真正目的意在它處，毛及“中央文革”不肯明言。

　　該文件并未明確規(guī)定“五·一六”分子的標準和界限。當時，上級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將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向“三支兩軍”，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員會”）行為的人，就要在這個運動中清查。所謂的“三指向”其實是可以做出無數(shù)種解釋的，這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隨意性；
而“三指向”與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躍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運動的矛頭就指向了在校大學生里“文革”初期的積極分子。這個運動是對“文革”初期積極分子的一次嚴重打擊。領導這個運動，是我覺得最對不起建工學院學生的地方，也是我抱恨終生的遺憾。[21]

　　那時上級明確指出，建工學院1967年發(fā)起的中南�！熬緞⒒鹁�”是“反革命事件”，是以“揪劉”為幌子，陰謀搞暴亂，對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扒宀椤遍_始時是開大會揭發(fā)、造聲勢，主要是揭發(fā)“文革”初期誰“打砸搶”了，誰沖擊建材部了，于是“文革”初期響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號召的許多活動到了1970年又都成了“罪行”。當時“軍宣隊”和“革委會”把當年“造反派”的幾個重要人物挑出來，成立專案組，隔離審查。這些青年學生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建工學院有一個學生董臨平就是在此次運動中自殺的。

　　“文革”開始時，毛澤東為了打開局面，拼命鼓動學生們“造反”；
一旦毛達到了目的，就把他們一腳踢開；
不僅如此，還要借清查“五·一六集團”之名清算“造反派”。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個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這3個運動都是由“革委會”、“軍宣隊”、“工宣隊”領導的，“文革”時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絕大部分死于這一時期，大部分是受不了折磨自殺的，一部分死于酷刑，還有少數(shù)人被槍斃了。這個時期整死人的事件，幾乎各單位都有，超過其他時期的總和。聯(lián)系到全國的情況，就更能看出它的嚴重性。當然，各單位“革委會”、“軍宣隊”、“工宣隊”的具體作為也有很大差別。如清華大學只抓出一個所謂“五·一六分子”，北京地質學院一個也沒有抓出來，而有的地方卻抓出了成千上百“五·一六分子”，其中冤案之多可想而知。

　　四、從“三支兩軍”引發(fā)的思考

　　1981年官方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三支兩軍”的評價是：“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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