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門學科都必須重視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探討其“元”理論，政治科學也毫不例外�，F(xiàn)代政治科學要能真正成為實現(xiàn)善治的知識依賴，政治科學必須首先回歸基礎理論研究。只有回歸基礎理論的研究，才能使政治科學成為可能，也才能使政治科學大廈穩(wěn)若磐石。著名政治學學者、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嚴強教授和孔繁斌博士為我們奉獻的《政治學基礎理論的觀念——價值與知識的論辯》一書，以理性的筆調和激情的話語向我們展示了政治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開展政治學基礎理論的研究。這部凝聚作者六年心血的著作以政治科學的基礎理論為核心論域，在感悟人類的政治實踐和釋讀政治學經典的基礎上，以當代思想和思維水平為支持，批判性地系統(tǒng)闡述了基礎理論研究在政治知識求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涉及政治科學的學科論、范式論、方法論和范疇論四個論題，同時指出回歸基礎理論的研究是當今政治科學繁榮的根本途徑。

　　基礎理論研究何以重要？

　　因為在人類的知識系統(tǒng)中，各個學科門類的知識體系同它的基礎理論之間總是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當某個科學門類的知識越是具有科學性時，它就越需要鋪筑起堅實而又豐厚的基礎理論；
而當某個學科門類的知識日益走向整體化、體系化時，作為支撐力量和內在骨架的基礎理論就能清晰地顯露出來；
當某個科學門類的知識在其發(fā)展的過程中，愈是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和積累時，這一門類的知識就會更富有科學性，更能走向體系化。從西方政治科學的發(fā)展歷程來看，政治學從古代到近代的三個軸心發(fā)展時期，都堅持以深刻的哲理分析、執(zhí)著的價值追求、慎密的規(guī)范論證為其基礎理論支撐。無論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時期還是到伯林、伊斯頓時期，西方政治學已經形成了一種穩(wěn)定而有致理的研究傳統(tǒng)，他們要求建構政治認識、政治知識的體系必須具有哲理性、價值性和社會性。亞里士多德曾經在其《政治學》巨著中指出：“世上一切學問（知識）和技術，其終極（目的）各有一善；
政治學術本來是一切學術中最重要的學術，其終極（目的）正是為大家所最重視的善德，也就是人間的至善”。只有堅持了這種理性而又踏實的基礎理論研究，學術或學術研究才能達到至真、至善，西方的政治學也才維系了今天學術的繁榮。

　　無疑，在今天中國的政治科學研究中普遍存在著輕視和削弱基礎理論研究的傾向，進而被許多人稱為“侏儒的政治學”或“自卑的政治學”。基于這一浮躁的學術狀況，嚴強教授和孔繁斌博士檢視了西方政治科學的發(fā)展軌跡，同時指出了現(xiàn)代西方政治學理論研究所出現(xiàn)的偏離——回歸現(xiàn)象，那就是現(xiàn)代西方政治學理論研究在經過了20世紀50年代專注行為、避談價值和脫離社會的狂躁，從而偏離傳統(tǒng)的路線之后，到20世紀60～70年代以后又以新的形態(tài)回到了傳統(tǒng)的路線上來的可喜局面。在考察西方政治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傳統(tǒng)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了兩個極富價值的理論命題，即價值命題A“輕視基礎理論研究導致政治科學合法性衰減”和價值命題B“只有進行基礎理論研究才能提升政治科學的合法性”。顯然，基礎理論研究是政治科學合法性的充分必要條件，也是政治科學學術發(fā)展的路徑依賴。

　　政治科學如何可能？

　　雖然在中國政治思想早已有之，但將政治思考發(fā)展成為一種學術那是很晚的事情，19世紀末才從西方傳入，與西方相比晚了兩千多年，我們可以推及中國政治學之“先天不足”以及后來的“后天失調”之個中緣由。在當代中國，盡管政治學在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剛剛恢復了它在學術領域中本來應有的地位，但是，這一長期被強行戴上“偽科學”帽子的學科，即便是在其正名之后仍沒能完全消除人們對它的懷疑。加上當代中國在政治生活中還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和克服某些腐敗的、神秘化的、主觀隨意的現(xiàn)象，這些又反過來加劇了人們對政治學科學性的種種懷疑。對于政治學是不是科學的各種懷疑不是由懷疑者自己的主觀所決定，作者指出，一門學科是否是科學，能否在一門學科上冠以“科學”的美名，可以從兩方面來衡量。一方面是從學科知識的來源、作用及其對其知識的驗證來衡量；
另一方面則是從學科知識體系的基礎、方法和邏輯結構來衡量。我們知道，學科未必全是科學，而政治學科能夠冠以“科學”二字，就是因為政治學具備上述兩個方面的條件。一些人懷疑和反對政治學是科學，那是由于他們從所觀察到的一些政治現(xiàn)象的非規(guī)范性、政治行為的非確定性、政治價值的盲目性而肆意得出的結論。對政治學的懷疑，也是因為對科學性與主觀性、科學性與價值性、科學性與意識形態(tài)性、科學性與統(tǒng)一性之間的張力認識不夠，對思維水準與學科差異理解不透而形成的。只有把握了這些認識和知識，以政治學為術業(yè)的學者們才能回擊和反駁那些持懷疑論者。

　　要使政治學科學化，就必須要求政治科學知識走向制度化。就某種意義而言，科學性是通過知識的嚴密性、系統(tǒng)性表現(xiàn)出來，無法系統(tǒng)化的、缺乏嚴密性的知識絕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知識。政治學知識的體系性來源于人類政治生活的日益整體化和規(guī)范化。作者指出，政治學要真正發(fā)展成為一門科學知識，并且要是這門知識迅速走向整體化和體系化，就必須借鑒成熟學科發(fā)展的同時，制定出能反映政治生活的歷史、現(xiàn)狀和未來趨勢的一整套范疇、概念。政治科學知識制度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政治學自身范疇的完善，這種完善及表現(xiàn)在反映現(xiàn)實政治生活的概念數(shù)目不斷增加、內容與外延更為確定上面，也表現(xiàn)在范疇間的邏輯關聯(lián)更為準確地反映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各種政治現(xiàn)象之間的真實關系上面。在政治學知識制度化過程中，知識體系的內在層次結構也會逐漸形成，但更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向下一個層次沉淀，這種沉淀或積淀，在知識體系的最低層就形成了基礎理論�；�礎理論越豐厚、扎實，它所吸附和容納的政治學知識也就越多，科學的政治學和政治學的科學化就越來越成為可能。

　　回歸基礎理論研究何為？

　　回歸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除了要求探討政治學從一門學科上升為科學和合法性問題之外，作者認為還需要研究和探討政治理論范式、政治理論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科學的自身范疇。

　　我們知道，一門學科的理論總是由相互競爭的研究范式組成的，范式的相互競爭推動了政治科學的發(fā)展。政治理論是對政治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具有內在確定性和重復性聯(lián)系的質素作出的理性把握。政治理論命題中包含價值、實施和理性三個要素。政治學中的研究范式是在組織相關概念、命題和理論時體現(xiàn)出來的理論邏輯模式。一般而言，政治理論范式主要有規(guī)范的政治理論范式、實證的政治理論范式和理性的政治理論范式三大類型。對于政治科學自身的理論進行分析和建構的理論構成政治學的元理論，政治學的元理論構成政治學理論體系最深層、最基礎的部分，構成對政治科學一切認識所包含的哲學思維成分的反思。

　　同時，一門學科必定有自己獨特的、有別于其他學科的方法體系。作者認為，政治科學方法體系有多個層面，處于基礎層面的方法論必然是哲學認識方法和邏輯方法；
處于主干層面的方法有相當部分是與其他相關的社會科學共通的方法，如歷史的方法、比較的方法、結構功能的方法、系統(tǒng)的方法，也有自身特有的方法，如制度的方法等；
處于枝條層面的大多是從自然科學中移植過來的技術，如試驗研究技術、調查研究技術、定量分析技術等。作者進一步指出，從政治科學方法體系的基礎層面來看，在政治科學研究中必須澄清三個方面的關系。第一個方面的關系是政治科學理論與政治科學方法之間的關系，研究方法一旦成功地運用到政治生活中來，就必然要與政治理論結合起來。只有相互結合、相互補充，才能構成一個足以將政治生活的本質、結構、過程與發(fā)展規(guī)律完全揭示出來的方法體系。第二個方面的關系是政治科學中認識方法與邏輯方法的關系，要求做到演繹與歸納、歷史與邏輯、理論與實踐充分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把政治科學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第三個方面的關系是政治科學研究的方法與研究技術的關系，政治科學的認識方法與邏輯方法的擴展構成政治科學理論，而它們與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實踐的結合就成為應用或操作技術。政治科學需要研究技術，而研究技術促使研究方法定量化、實證化、科學化。

　　任何一門已經獲得初步發(fā)展的科學，都是通過一定的范疇體系來表現(xiàn)其知識形態(tài)的，政治科學也不例外。政治科學的范疇及其范疇體系從來就是政治學家分析和制作的對象。由一系列的范疇所組成的政治知識體系概括和反映了人類政治活動的普遍本質，是實現(xiàn)對客觀政治生活進行描述、認知、預測和改造的思維工具。人類政治生活的發(fā)展水平，一方面與政治關系、政治體制、政治制度的成熟程度、完善程度有關，另一方面則與政治理論特別是政治范疇體系的完整程度、嚴密程度有關。作者在本書中有選擇性地分析了比較穩(wěn)定的一些主要范疇，諸如政治關系、政治權力、政治系統(tǒng)、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治文化等，并且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進行入微的剖析，同時也指出了政治科學發(fā)展的主要任務，那就是在于不斷地提煉和制作科學的政治范疇，在于探索和勾劃政治科學的范疇體系。

　�。ā墩�治學基礎理論的觀念——價值與知識的論辯》，嚴強、孔繁斌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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