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來，每當中國召開“兩會”和黨代表大會或者年度黨的全會的時候，海內外總有一波討論中國政治改革的熱潮。今年也不例外。

　　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前夕以個人名義發(fā)表的一篇長文，已經引出了海外觀察家有關政治改革的熱議。盡管很多人并沒有政治改革的任何具體的根據，但這些猜測應當說是可以理解的。

　　原因很簡單，中國政治改革的客觀壓力是存在著的，并且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轉型，這種壓力正在變得越來越大。要消化壓力，那么就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但外界所見到的則是改革壓力的增加，而不見人們所預見的政治改革的出現。

　　未來模式隱含在過去改革中　

　　中國迄今為止沒有出現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那樣急進的政治改革，這是顯見的。但這并不是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今天中國的政治和改革開放初期的政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中國還是原來的政治結構，其他各個方面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換句話說，盡管中國的總體政治結構沒有發(fā)生重大的變化，但結構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及其這些部分的運作方式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所以，如何看待中國政治改革？這里至少牽涉到兩個基本的問題。一個是中國政治本身的變化方式，另一個是人們認識中國政治變化的方式。

　　從前者來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所有的中國領導人都反對中國學習西方政治模式，強調尋求適合自身情況的政治變革模式。這種政治共識實際上并不是中共領導人所獨有，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在效法英美政治模式來改造中國政治的努力失敗后，就走上了尋求中國政治變革模式的道路。盡管后來的中國政治精英們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但在探索政治模式方面并沒有很大的不同。不過，應當強調的是，拒絕西方總體政治模式并不影響到中國領導人在局部方面來借鑒西方模式。

　　今天人們在中國所看到的很多方面的政治設計都和西方有關，至少很多原初思想是從西方借鑒而來的。

　　和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因為并不存在一個現存的模式可以讓中國仿效。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中國的政治變革正在走一條怎樣的道路。

　　這里就又直接涉及到一個人們如何理解中國政治變革的問題。實際上，當人們（尤其是在西方）理解中國政治改革的時候，毫不例外地會去參照以往其他國家所發(fā)生過的政治改革方式，有參照西歐北美的，有參照亞洲國家的，也有參照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現在有人甚至去參照越南的。

　　結果是很顯見的，人們或許會發(fā)現中國政治變革過程中的某些方面類似于這些國家的經驗，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并沒有走任何一個國家所走過的道路。這樣，很容易得出中國沒有政治改革的結論。

　　當然，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種參照方式并無助于人們認識中國政治在以往將近三十年時間里是如何變化的。未來中國政治怎么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如何解釋過去的變化可能更為重要，因為未來的變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隱含在過去的變革過程中了，只不過是人們沒有意識到而已。

　　改革后結構逐漸開放

　　要認識中國政治變革可能要從前面提到的結構不變但內容已經巨變這個事實入手。這里要提出的問題就是：這個結構是如何得到維持的？這個結構為什么能夠承受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革？社會經濟的巨變對這個結構產生了如何的影響？

　　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作復雜的學術討論。但簡單地說，這個結構的維持、發(fā)展和變化，主要依靠的是這個結構的漸進開放性。

　　中國現實存在的結構或者政治體系是一種客觀的歷史事實，不管人們如何評介這個歷史事實。在早期，因為革命的需要，這個結構是封閉的，它只是開放給革命的主體，即工人和農民。

　　這種情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也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毛澤東搞繼續(xù)革命和階級斗爭，要求這個結構繼續(xù)是封閉的，因為顧名思義，階級斗爭就是一些階級對另一些階級的斗爭，結構自然不能向那些被斗爭的階級開放。

　　改革開放以后，這個結構才逐漸開放，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除了原來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之外，首先向知識分子開放，因為這個群體被視為是解放生產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出現和其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的增加，這個結構在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迅速向企業(yè)家階層開放。結構的開放很顯然反映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組成上。

　　在改革開放前，大多數委員都是來自工人、農民和政府官員。但現在這個構成已經非常不同。當然，其他方面的一些政治變革如各種形式的選舉也是開放性的體現。

　　新結構須容納不同利益

　　結構的開放性提供了執(zhí)政黨巨大的動力來調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個社會階層和團體之間的聯系。這也是中國政治變遷的動力。

　　開放性是政治變遷的總體方向，但開放性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因為開放的過程不長，開放的制度性還是很低，各種規(guī)則有待于制定和完善。

　　由于開放性背后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開放的程度往往受背后的利益的影響很大。再者，正是因為開放往往是背后的利益促成的，結構本身很自然傾向于其背后的利益。

　　比如這些年新興社會階層就成了這個結構內部的顯性利益，甚至出現利益表達過度的情況，而原來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和其他一些新興的弱勢群體則利益表達不足。正因為如此，這次兩會期間，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農民和農民工在兩會的界別。這也是客觀政治的需要。

　　開放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因為每一步開放背后的是利益之間的較量。這種開放的性質當然和西方政治的開放性有本質的不同。

　　西方政治本身就必須具有開放性，因為民主和選舉過程的存在，各政黨如果要取得執(zhí)政權，就必須有最大限度的開放，就是說用開放的方式來獲得選民的支持。但在中國，政治結構的開放性是由執(zhí)政黨本身掌控的，開放的過程是個管理的過程。

　　正因為是個管理的過程，執(zhí)政者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需要掌管政治過程對社會各個階層的開放程度。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政治開放過程呈現漸進的特點。

　　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這個結構如果要達到良治或者社會的和諧，開放的過程就必須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義和公平性。

　　因為只存在著一個結構，如果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不同的利益，或者說不同的利益沒有公平的機會表達于這個結構中，那么良治和和諧社會就不可能實現。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來源：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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