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7月，我應邀在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此前我雖多次去過臺灣進行學術(shù)交流，但數(shù)這次居留的時間最長，故而對臺北所藏資料的情況有一些了解。和大陸的情況完全不同，臺北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檔案館，臺北所藏的有關大陸20世紀50-60年代的資料又和一般歷史資料不同，它是一種特殊性質(zhì)的資料，1949年后，海峽兩岸長期軍事對峙，臺灣對大陸50-60年代資料的搜集主要是用于“反攻大陸”的政治和軍事目的。在長達40多年的時間里，這些資料在使用范圍上有著極嚴格的限制，隨著臺灣社會在90年代后加速轉(zhuǎn)型，今天這些資料中的一部分已對公眾開放。

　　臺北所藏有關大陸20世紀50-60年代的資料主要收藏于5個單位：“國史館”，“黨史館”，政治大學的“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國防部情報局”，以及 “司法行政部調(diào)查局” （1980 年改為“法務部調(diào)查局”）的“薈廬”，現(xiàn)分別敘述如下：

　　原“國史館” 1947年成立于南京， 1957年在臺灣復館，是臺灣最重要的檔案資料收藏單位。該館收藏的“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有臺灣各重要軍情單位上報的有關大陸情勢的報告及蔣氏的題簽，批示。1948年冬，淮海戰(zhàn)役失敗后，蔣介石已預感國民黨在大陸的江山不保，下令將有關他個人的重要函電，文件秘密轉(zhuǎn)移到臺灣。1949年，蔣介石的這批資料轉(zhuǎn)移到臺北遠郊大溪頭寮賓館，次年成立“大溪檔案室”， 所以蔣氏資料又稱“大溪檔案”。

1979年，“大溪檔案”被轉(zhuǎn)移到臺北市陽明山的“陽明書屋”。[1] 1995年2月，蔣氏資料由“國史館”接收，正式命名為“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1998年，“國史館”出版《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目錄》（籌筆）兩冊，起于1923年，止于1972年，橫跨蔣氏活動的大陸和臺灣兩個歷史時期。所謂“籌筆”，就是蔣氏親筆手書的函電、文稿�！皣�史館”還收藏有一部分“外交部檔案”，位于北投的“外交部”檔案館已將一部分檔案移送“國史館”，其中有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臺灣當局為對抗大陸影響，“聯(lián)絡友邦”，“拓展國際空間”的大量資料。

　　“黨史館”現(xiàn)隸屬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該館收有豐富的國民黨歷史文獻。1978年，由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主委秦孝儀擔綱，組成編委會，根據(jù)“國史館”和“陽明書屋”（ “黨史會”的史料自南京運臺后長期存放在臺中附近的南投縣草屯鎮(zhèn)鄉(xiāng)間的 “荔園”，20世紀70年代后期轉(zhuǎn)移到臺北，和“大溪檔案”一起集中在陽明山的“中興賓館”，秦孝儀將“黨史會”的新址定為“陽明書屋”）等單位所藏檔案及其它重要資料，編成《“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共8卷12冊，時段截止到1949年。秦孝儀解釋之所以編到1949年，是因為“部分圖書，尚涉及國家機密，整齊次第，蓋仍有待”。時隔24年后，到2002年12月，由于“檔案資料多已開放，續(xù)編之條件初具”，加上蔣家后人蔣方智怡提供其保存的蔣介石日記，由“中正文教基金會”編出《“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九卷（1950年），2003年12月又編出第十卷（1951年），[2]上述兩卷所反映的都是蔣介石敗退到臺灣后的活動，許多內(nèi)容涉及到大陸。

　　“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在兩蔣時代是臺灣研究大陸事務和國際問題的重要單位，早先隸屬于軍情系統(tǒng)，是該系統(tǒng)進行大陸事務研究和對外開展學術(shù)活動的掩護單位。“國關中心”的前身為1953年成立的“國際關系研究會”，下轄6個研究組，首任主任為國民黨前駐韓國“大使”邵毓麟，一年后由“蘇俄通”卜道明繼任。1955年，該會編印《問題與研究》月刊，1958年印行《x情月報》，這兩份刊物在當時都是不公開的“機密刊物”。

　　1961年，蔣介石、蔣經(jīng)國為判斷中蘇論戰(zhàn)的性質(zhì)，同時有感于臺灣缺少研究大陸問題的“匪情專家”，以及為了針對所謂“國際姑息主義”，經(jīng)“教育部”批準，將“國際關系研究會”改名擴編為“中華民國國際關系研究所”。[3]同年10月，又將《問題與研究》公開發(fā)行。1966年1月，在該所成立“資料供應中心”，其宗旨是向美國的“中國研究”提供有關中共的歷史資料。

　　1967年2月，蔣介石召見“國關所”負責人吳俊才，指示成立“東亞研究所”，由政治大學與“國關所”合辦，以培養(yǎng)“研究國際共黨和大陸問題”的高級專門人才，郭華倫、曹伯一等曾任該所代所長、所長。1968年，政治大學東亞所開始招收第一屆碩士生。

　　“國關所”和政大“東亞所”各有分工，“國關所”主要從事研究，“東亞所”主要則從事教學和培養(yǎng)學生，但 “國關所”的一些資深研究人員也在“東亞所”兼課，指導碩士生和博士生。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國關所”研究人員中，有一些20-30年代的留俄生，這些人原先多是共產(chǎn)黨員，被國民黨逮捕后叛變，1949年后又來到臺灣。以《中共史論》一書而聞名的郭華倫，原名“郭潛”，又叫“陳然”，曾參加過長征，在抗戰(zhàn)時期的中共東南局擔任過宣傳部長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1942年被捕叛變后成為國民黨特工。郭華倫去臺灣后， 曾任“國關中心”代主任，副主任等職。另一著名人士是鄭學稼，是俄國問題專家，曾長期被視為是“托派”，其代表作有《第三國際興亡史》，《陳獨秀大傳》，《魯迅正傳》等，鄭學稼去臺灣后，先在“政戰(zhàn)學�！苯虝�，后被蔣經(jīng)國安排在“國關中心”。

　　1975年，“國際關系研究所”易名為“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劃歸政治大學。在兩蔣時代，“國關中心”起著“智庫”的作用，如在蔣經(jīng)國時代前后擔任過 “陸委會主委”的張京育，邵玉銘，都曾做過“國關中心”的主任。20世紀90年代后，“國關中心”和“東亞所”的功能已發(fā)生重大轉(zhuǎn)變，1996年，“國關中心”完全并入政治大學的建制，已轉(zhuǎn)型成為一般的研究和教學單位，也和大陸學界開始進行學術(shù)交流。近年來東亞所開設的碩、博士課程有：馬克思主義、中共意識形態(tài)、中共政治體制、中國大陸經(jīng)貿(mào)問題、中美與兩岸關系、中共外交、東北亞問題、國際關系理論、大躍進專題研究、文革專題研究等。近年來隨著政治大學教學研究機構(gòu)的重新調(diào)整，國關中心原有的4個研究所約一百多研究人員，2004夏被壓縮到30--40人，其他研究人員被分流到政大，臺大的其它系所。

　　“國關中心”收藏的有關大陸20世紀50-60年代的資料已完全開放，大陸來訪學者可自由查閱，其收藏資料大致可分為四類：

　　（1）1949年后大陸的公開出版物，包括報刊及經(jīng)“國關中心”整理的大量的大陸報刊分類剪報、書籍以及經(jīng)國民黨軍情系統(tǒng)翻印，再另加標題的大陸有關各類文件。這些資料在20世紀 50--80年代對于一般的臺灣學者，都是“機密”資料，根本無法接觸�！皣�關中心”的所在位置在當年也是特別選擇的，它位于距政大校園不遠的一個山坳里，據(jù)說也是出于所謂安全方面的考慮。

　　（2）臺灣專業(yè)人員的有關論著，這些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部分為 “國關中心”出版物，例如：《中共的土地斗爭》（1965），《中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wèi)兵》（1969）等。從1961年--1995年,“國關中心”共出版中文各類書籍共116種，從1965年---1995年，用英文出版的書籍46種；
另一類多為政大東亞所碩，博士論文，早期論文的題目涉及60--80年代大陸的政、經(jīng)、軍事、文化等領域，例如：中蘇爭論研究，60年代文藝整風研究，劉少奇與文革，林彪事件研究，中共九大研究，中共十大研究等等。這些論著所用資料一部分為大陸資料，另一部分為臺港資料。

　�。�3）所謂“中二組”和“中六組”資料。

“中二組”、“中六組”指去臺后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這是兩蔣時代為“反攻大陸”， 在國民黨內(nèi)專門設立的對大陸進行特務破壞活動（參見《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頁120-124）、高層政策研究和情報單位。20世紀50年代初，蔣經(jīng)國曾任“中六組”副主任，“中統(tǒng)”老牌特工陳建中任主任，實際上當時臺灣的軍情單位統(tǒng)由蔣經(jīng)國負責。這兩個單位都曾編印過一些公開和機密讀物。例如：1961年由“中二組”編印的“機密”資料《X區(qū)來信中透露之大陸?zhàn)嚮膶崨r》；
1967年由“中二組”和“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的《從大陸來信看共X“文化大革命”暴行》等等。

　　（4）由臺灣軍情系統(tǒng)收集的大陸資料和對大陸政經(jīng)情勢的分析報告。例如：
1963年由臺灣 “中央廣播電臺”編印的《一年來大陸聽眾來信之發(fā)展》；

1968年由“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編印的系列內(nèi)部讀物《談談林彪這個人》，《談談朱德這個人》，《談談彭德懷這個人》，《談談劉伯承這個人》，《談談許世友這個人》等12本；
1970年由“國防部戰(zhàn)地政務局”編印的 《訪問大陸來臺義胞征詢戰(zhàn)地政務意見總結(jié)報告》；
1974年由“國防部情報局”編印，1975年改由《中共研究》雜志社修訂再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匯編》，1998年由臺灣“國防部軍務局”編印的《八二三臺海戰(zhàn)役》等等。

　　“國防部情報局”是臺灣主要的情治單位之一，專門針對中共和大陸，其前身為大陸時代戴笠的“軍統(tǒng)”，一些中共變節(jié)人員曾長期在此“服務”，例如：投降國民黨的原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蔡乾），20世紀30年代“托派”代表人物嚴靈峰（曾擔任“軍情局”副局長），原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員徐錫根，女作家丁玲的前夫，30年代初負責中共和共產(chǎn)國際電訊聯(lián)絡的馮達等。據(jù)聞，該局也成立有“大陸研究中心”，又稱“中國大陸問題數(shù)據(jù)研究中心”，曾掛靠在“國父紀念館”，王思誠曾擔任主任一職。該局曾長期抄錄蘇聯(lián)對華廣播，也曾編印過一些中共文件集。

　　“司法行政部調(diào)查局”的前身為“中統(tǒng)”，其資料室又稱“薈廬”，目前已對臺灣學者和其它國家的學者開放,[4] 但仍不允許大陸學者查閱資料。

長期擔任“薈廬”資料室主任的萬亞剛先生也是老牌“中統(tǒng)”，曾以“萬大紘”的筆名，將原“中統(tǒng)”頭目徐恩曾1953年撰寫的未刊回憶錄《我和共黨斗爭的經(jīng)歷》在臺灣影印，限定在很小范圍內(nèi)閱讀。萬亞剛還編過有關中共史料匯編三大冊，和《續(xù)編》兩冊。其人在20世紀70年代移居加拿大，再移民美國， 80年代后多次回大陸觀光，曾受到廖承志，汪鋒，羅青長等的接見。

　　“薈廬”資料室最早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 “中統(tǒng)”在南京的總部— “瞻園”的“中統(tǒng)訓練股”的一個小圖書室，當時主要收藏被國民黨破獲的中共機關所得的秘密文件和書刊，但是這些材料并沒有受到國民黨的重視�？箲�(zhàn)爆發(fā)后，這些資料被轉(zhuǎn)運重慶，直到1943年才開箱整理，“其中不少已霉爛破損”。1945年后，這批材料又運回南京，“沒有多少損失”，但從南京轉(zhuǎn)運臺灣時，正逢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之際，這批資料被“露天堆放在基隆碼頭上，任其風吹雨淋，達數(shù)月之久，損失多少無法估計”，直到1952年后才被移置臺北郊外的新店附近的青潭，“調(diào)查局”專門為收藏這批材料建了房舍，命名為“薈廬”。[5]

　　一般認為，“薈廬”是臺灣地區(qū)收藏有關中共歷史資料最豐富的單位。該處收有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70年代的經(jīng)過初步整理的大量的中共原始資料，涉及革命年代和建國后的兩個時期，種類繁多，但多為1949年前國共斗爭的相關資料。這部分資料大多為原始資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在冷戰(zhàn)時期，吸引了許多西方學者前來查閱，并寫出了一批博士論文和論著。一些臺灣學者也利用這些材料寫出反映早期中共歷史的論著，雖然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但是對研究若干歷史問題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在資料保密方面有十分完善的措施，臺灣方面很難得到大陸的內(nèi)部資料和文獻，[6]只是在文革初期的混亂期間，大陸資料大量外流，臺灣才得以收集和印行了一些中共中央文件和其它內(nèi)部資料。

　　1967年1月31日，在大陸文革的高潮中，臺灣的《x情研究》出版。此時大陸文革進入到“全面奪權(quán)”的階段，該刊以較多的篇幅跟蹤大陸的文革的動態(tài)，不定期刊載他們所收集到的最新的大陸文件，例如：在1970年2月的第4卷第2期（總38期)，發(fā)表了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fā)的毛澤東的重要文章《論十大關系》。由于不時發(fā)布大陸的一些文件資料和刊載大陸一些正被沖擊和遭打倒的黨政軍高級干部的歷史傳記資料，該刊成為當時廣被西方和日本注意的一份觀察和研究大陸動態(tài)的重要刊物,“國關中心”也成為當時亞太地區(qū)研究中國文革和大陸事物的一個中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歷史上國共長期斗爭，互為對手，彼此都有很深的了解，1967年1月和7月，《x情研究》先后發(fā)表對林彪和江青的歷史的評介文章，文章雖然在一些史實細節(jié)方面有不少錯誤，但是基本敘述還是可以和大陸在20世紀70年代后披露的資料互為印證。例如對林彪評介的一文，對林彪的軍事才能有較客觀的描述：“林彪的長處是善于運用戰(zhàn)術(shù)，創(chuàng)造戰(zhàn)術(shù)，作戰(zhàn)勇猛沉著，指揮果斷，作風實際，精于策劃，十分注重調(diào)查研究及發(fā)動戰(zhàn)爭之前的準備工作”�！镀室暯�青》一文則較準確地描述了江青早年的歷史，并指出“江青完全缺乏自知之明”，30年代末以后， “她那崇尚尊貴尊榮，愛露鋒芒, 快意恩仇，全盤個人本位主義的思想絲毫沒有獲得改造，她無時無地不在窺測名利，思圖插手黨政，攘功奪權(quán)，以滿足她個人的欲望”。文章預測，“毛澤東一旦去世”， “亦必帶走江青的一切”，江青將被“予以總的清算”，此段預言也被十年后的歷史所證明。

　　然而，在那個年代，臺灣對大陸20世紀50--60年代歷史的高水平的研究總體說來是很少的，僵化的反共意識形態(tài)把新中國的歷史發(fā)展給予極簡化和平面化的解讀，而資料的缺乏和對大陸語境的嚴重隔膜導致不能對變化中的大陸發(fā)展的情況作出客觀研究。1967年7月，大陸的文革如火如荼，各級黨組織已完全被沖垮，《x情研究》第7期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共近期的文藝整風》，專論1967年5月江青、陳伯達等組織的對周揚的大批判，作者對當時大陸發(fā)生的文革十分隔膜，不知道如何概括文革中的這個現(xiàn)象，只能套用中共歷史上的一個常用詞語“整風”，但是使用“整風”的概念來描述文革高潮中的“大批判”，顯然是不確切的，因為“整風”的最重要的前題就是黨組織的領導，而當時各級黨組織已全面癱瘓。

　　臺灣在冷戰(zhàn)年代對大陸20世紀50年代后的歷史研究是在極為封閉的環(huán)境下進行的，存在著高度的保密性和神秘性，與外界很少有正常的學術(shù)交流，從而影響了研究水平。60--70年代的“國關中心”和東亞所的幾個教授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蘇俄史、中共早期歷史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但一旦涉及到大陸50--60年代的歷史，就比較隔膜，尤其容易產(chǎn)生望文生義的錯誤，由他們指導的一些碩士和博士論文，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史實錯誤。甚至和中共軍隊打了20多年仗的國民黨軍方，對其對手的了解也是不完全的，例如：1968年臺灣軍方內(nèi)部印行的《談談林彪這個人》一書，雖然對林彪在建國前的歷史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敘述，還是比較準確的，但一涉及到建國后的內(nèi)容，就出現(xiàn)了嚴重的錯誤，書中竟然稱林彪曾率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在進攻漢城時,“再度負傷”，“因腰部傷勢嚴重……又轉(zhuǎn)送莫斯科治療”云云。[7] 權(quán)威研究機構(gòu)對大陸50--60年代的歷史尚有嚴重的研判錯誤，社會上的一些讀物和電影中的錯誤就更多。1980年代中期，臺灣拍攝的一部反映文革的電影《皇天后土》，雖獲“金馬獎”，還被當時的島內(nèi)輿論評價為“史詩”，但是作者缺少有關大陸和文革的起碼的知識，這部電影所反映的文革只是作者想象世界中的產(chǎn)物，與真實的文革無涉。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臺灣學界的相關研究已擺脫了過去的意識形態(tài)化色彩，一些刊物也實現(xiàn)了從內(nèi)容到刊名的轉(zhuǎn)型，《x情研究》繼1969年改名為《中共研究》后，80年代再易名為《中國大陸研究》，原《共黨問題研究》更易名為《展望與探索》。90年代末出版的，由臺灣大學政治系主辦的《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側(cè)重介紹臺灣各院校對大陸研究的動態(tài)，最近創(chuàng)刊的、由臺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兩岸發(fā)展史研究》則側(cè)重于從歷史學的角度刊載相關研究論文。目前在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和政治大學東亞所等一些院所，都有一些學者和研究生在從事“50-60年代歷史”的研究，盡管不少研究仍存在語境理解、歷史背景掌握、資料收集及釋讀等方面的缺陷，但在總的水平上已較過去有長足的進步，一些研究成果有較高的學術(shù)價值，得到大陸同行學者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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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史館重要史料概述》，第174-175頁，臺北：“國史館”：2000年。

　　 [2] 秦孝儀：“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編撰例言，《“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第1-2頁，臺北市:“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年。

　　 [3] 陶涵（Yay.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xiàn)代化的推手：蔣經(jīng)國傳》，第282頁，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4] “中華民國調(diào)查局匪情資料室藏書內(nèi)容簡介”1，2，3，載臺北：《共黨問題研究》第10卷，第1，2，3期。

　　 [5] 萬亞剛：《國共斗爭的見聞》，第310-313頁，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

　　 [6] 陶涵（Yay.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xiàn)代化的推手：蔣經(jīng)國傳》，第226頁。

　　 [7] 《談談林彪這個人》，第3-18頁， 臺北：“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1968年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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